这些问题在富士康员工身上也有具体的表现，比如员工之间关系比较冷漠。马向前进厂两个月，同宿舍的室友没有几个人和他说过话，少有人知道他买了手机，不知道他的手机号，更少有人打电话给他。他躺在床上两天，没有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喝水。马向前的二姐也是富士康的员工，她也承认自己很少跟人交流，有时间就用手机上网。有人说，富士康员工加班太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有时间跟人交流。这话也不是太有道理，由于加班时间最多是12个小时，要想交流还是有时间的。
80后、90后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特点，企业管理要适应他们，而这种适应应该是双向的，员工也要适应公司的管理和环境。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新一代员工的不同，已经开始调整管理方法。
有人批评富士康对80后、90后员工的心理变化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疏导工作，管理不到位。这种批评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富士康在这方面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2009年就建立起“心灵之约”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机制，架起心理热线，聘请心理辅导人员进厂辅导。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在这方面都准备不足，家庭、学校、社会对这方面的认知都存在缺失。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只是富士康的问题。”富士康集团媒体办负责人刘坤说。
七、订单压力大、新聘员工多、培训和适应期短
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是许多人都忽视了的。2010年以来，富士康订单剧增，1月份的销售额增长了45％。2009年员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是75万，而2010年上半年增长到90万人，绝对人数增加了15万人。如果算进离职员工，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新招员工可能会超过30万人，而深圳厂区新进员工人数最多。从资料介绍看，以前新进员工的培训期为3个月，现在是半个月，快速培训后就上岗顶班。员工适应期短了，在技能等方面一下子跟不上，而厂方管理资源也跟不上，诸多因素加在一起就引发了叠加效应。
从披露的信息看，跳楼员工进厂时间多在半年以内，最短的只有28天。马向前进厂两个多月，已经办好了离职手续，在离厂前突然坠楼身亡。
分析过这些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现象和原因是富士康独有的吗？在很多方面富士康是不是比别人做得还要好一些？这些原因难道就成为年轻人轻生跳楼的理由吗？感觉这里不好，不适应这里，离开这里去别处就好了，什么事情都不应该成为轻生的理由。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
另一个参照案例是，法国电信公司2008—2009年共发生35起员工自杀事件，2010年头三个月也有11起。法国电信公司拥有员工10万人，只有富士康的1/9。该公司从员工收入、工作环境、员工构成等方面，与富士康完全不同，要好得多，为什么也发生这么多的员工自杀事件呢？应该说，我们上面分析的这些原因，在法国电信公司都是不存在的。
此外，经过采访相关专家，我认为在这次自杀事件中，媒体的相关报道和渲染或许推动了“自杀传染”。但国内媒体至今没有就“富士康员工自杀传染事件”进行反思，倒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清醒地指出：“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似乎理所当然需要一些专门的解释。今年以来，已有10名工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有2人自杀未遂。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属于‘群发性自杀’现象，即某一团体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发生了大大高于正常预期水平的自杀事件……鉴于仍有30万人在发生事故的厂区内工作，尚不清楚这一连串自杀事件是否已符合群发性自杀的正式统计学定义，但媒体的密切关注肯定让人感到自杀人数异样增多。在这种情绪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媒体的继续报道将鼓动更多的人走上轻生之路，这令人十分担忧。”
另外，香港《东周刊》甚至以“史上最邪连环自杀案”为题报道，从风水上来解释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东周刊》称，龙华厂区原本是块荒地，相当于40个足球场那么大。两三百年前，四五千名客家人到厂房四周定居，将因难产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婴儿大多埋在水斗村附近的皮仔园。当地客家人认为“小鬼上不了神位、受不得香火”，故早逝婴儿不但会被送到乱葬岗，家人亦不做法事不立碑，之后也不会拜祭。由于历史原因，多少年下来，让这里累积了上千个含冤婴灵。巧合的是，对照今天的龙华厂房来看，富士康员工坠楼最多的宿舍一带就位于皮仔园附近。
这种无稽之谈或许也是一种无奈的解释吧。
“打工仔经济”的终结
将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进一步归因，“富士康模式走到尽头”、“代工辉煌正在走向末路”等一系列深刻的评论就出炉了。
《商业周刊》的这篇评论尤其专业和深刻：富士康事件是中国“打工仔经济”的一个缩影，“12连跳”的背后，一方面，是在代工领域的过度竞争造成毛利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却是廉价劳动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是赖以支撑富士康赢利模式的新生代90后打工者的心理和生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低廉劳力及“铁血”管理成就的富士康代工辉煌在中国正在走向末路。富士康“12连跳”事件折射出中国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生代劳动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在转型中所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
评论称：“曾几何时，我们为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自豪。然而今天，中国——‘世界工厂’，这个昨天听上去还让人暗自得意的称谓，在富士康‘12连跳’事件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失去了它的光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和国际营销渠道是中国企业‘打工仔’们的共性特征，凸显了‘打工仔经济’的悲哀：一方面，‘中国制造’为全世界贡献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而留给自己的，却是十几年不变的工资待遇和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不幸的是，作为任劳任怨的‘打工仔’，中国制造得到的回应多是抱怨和诋毁，唯独缺少尊重。近几年，一系列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食品安全、技术壁垒等围堵风潮，也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打工仔’经济模式在世界的形象和地位。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处境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打工仔’，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得的外国人低廉的加工费，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外汇美元储备，又在美国人的操纵下不断地贬值，已经或将要遭受巨额的损失。这也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也使我们不能甘于做一个制造大国，同时也要做一个金融大国，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要在世界上拥有中国的金融话语权和定价权。”
应该说，这些分析是深刻而理性的。但是现实是多么的残酷，这些评论者能回答下面这些具体的问题吗？
第一，在当前的中国制造当中，富士康的业绩是不是最出色的？中国大陆企业中谁可与富士康相比？即使是媒体一再赞扬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不也挖了富士康的人，学习模仿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只是它不聘用那么多高薪台湾员工，劳动力成本更低罢了。再者，年销售收入300亿元的比亚迪如何与年销售收入近万亿元的企业巨人相比？
第二，即便代工没有前途了，我们还是首先要承认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已经创造了奇迹。而我们认为有前途的自主品牌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前途的例证，我们能列举出一家中国大陆自主品牌做得更好的企业吗？“代工没有前途，自主品牌有前途”的结论是如何论证出来的？
第三，代工模式、富士康模式实际上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存在很多弊端，但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吸纳就业方面特别适合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富士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吗？我们有什么产业能够承接解决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金融业？房地产业？
第四，新型产业怎样建立？不是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而来吗？我们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做得很好，才有资格谈论转移和转型，没有转什么呢？
这是中国经济的迷茫，也是中国经济的症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专家、学者、企业家们，我们如何面对和解决以上这四个问题？
我们对制造业还很无知？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我们对富士康的了解还很不够。媒体对富士康员工人数、销售规模、生产产品、组织结构、公司架构等基本情况的报道错误很多，对富士康模式也了解不深，对“代工”的理解还停留在组装层面。如此，在评论时就难免妄言妄语。
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中国制造是一分一分地赚钱，希望大家能对中国制造和富士康有些许的敬畏之心。
这是肺腑之言。
对富士康的过度挞伐和妖魔化，正说明中国社会的扭曲和不成熟。
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首先要实现工业化。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就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大陆这100多年来经历了诸多波折，但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台湾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因此才产生了富士康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还没有产生一家国际性公司，2009年开始，华为被认为是唯一的一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大陆企业还不知道怎么做产品，怎么样做企业。这样说，有不少人会反对，但你能解释中国30年来没有产生国际化大公司的原因吗？
工业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成熟的过程。经过了工业化，你会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超越的。工业化还需要成本，有的时候投入可能还没有回报，甚至要亏损，但你必须容忍，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任何回报都是需要代价的。
而当今中国人急功近利，想不要过程就一夜暴富，也不想付出代价和成本，却要得到最好的回报。
一位台商在谈及大陆年轻人的行为和心态时说：“年轻员工动不动就提出‘离职报告’，抗压力能力普遍不足。”而员工的离职原因经常让他看得哭笑不得，比如才工作三个月就想当部门主管，还有员工认为自己的很多“建设性意见”没能被老板采纳，“很多年轻人事情还没沟通完、解决完，就先嚷着要辞职”。
从国家经济层面来讲，现在在资源领域获取利益要轻松得多，而搞制造业太累，还赚不到钱。国内好多企业老板就放弃了制造业，挤进房地产。而此时，地多人少的美国却在限制炒房。美国征收物业税，房子越多，税率越高。美国对第二套房交易征收50％的交易所得税，这样做就是为了限制资本、资金和资源进入低端的房地产领域，让这些资源进入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从而保持经济的竞争力。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从制造业起步，走工业化之路。特别是农民从田野里走进工厂打工，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遭遇到了商业化和信息化的强烈冲击。
商业化讲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各种手段，达到无本万利的目的，投机取巧被看做是聪明。亏本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信息化是一种按钮式生活，有什么需求，敲击一下键盘，按一下按钮，就解决了。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享受和快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荒诞，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抛弃了过程。
可以说，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行商业化和信息化，就会扭曲社会，也会扭曲人的心理。
如果以商业化和信息化的思维去考察，开工厂的都是傻瓜，中国不应该开这样的“血汗工厂”，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就是要取缔。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国还能制造什么产品？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从哪里来？中国这么多劳动力去哪里就业？国有的电力、石油、金融等企业很好，福利也好，但那些农村来的孩子有几个能挤进去？实际上，从工资、福利等方面讲，富士康已经算是同行业国内最好的企业了。但它并不完美，我们也不能苛求它完美。
我们的一些记者、学者们，在富士康已经成为业界巨人、年销售收入接近万亿元的时候，还说富士康的代工没有前途，就显得无知而蛮横了。我们的很多学者、记者，没有经过工业化的熏陶和教育，就更不用说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当他们站到工业化巨人面前，走上流水线的时候，就不仅是困惑，可能是心理的冲撞，在尴尬之余走向了绝望。
但是，这仅仅是富士康之过吗？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已经扩大为关于中国制造的一种论战。
我们进行归因评析的时候，应该首先从商业、企业的视角去观察了解富士康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过去为什么会取得成功，然后才能教导它如何去转型，也让中国企业从中有所借鉴。
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大陆媒体过去几乎对这个企业巨人相当陌生，至今没有一篇关于富士康的完整的企业、管理、财经方面的报道。这不也是媒体责任的缺失吗？为此，我将个人多年来追踪富士康的所得进一步整理，写成此书，揭秘富士康成功之道，描述富士康模式，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富士康，而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富士康，参与到当前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论战中。
我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财经作者，批评，不仅仅是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对民粹的批判更需要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