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毛泽东，其研究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道德、哲学、法律、民族、宗教等方面。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开放思想散见于他的著作和谈话中，经过整理，初步勾勒出它的基本理论框架，其特征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其主要内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节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1.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实践的选择
发展商品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发展商品经济是奠定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实践，毛泽东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自给或半自给的经济基础之上，更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状态中真正站稳脚跟，只有全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沿着商品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路子走下去，我国的经济才有可能加入到世界经济的行列，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竞争。因此，毛泽东早就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阐述了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在1958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存在极“左”的思想，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毛泽东强调指出：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斯大林是搬列宁的。列宁说全力发展商业，我们应当说是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并说“我们是商品生产还落后的国家，不如巴西、印度。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对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他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与生产力有关系，因此，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某些地方仍要通过商品交换。毛泽东还批判了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说：“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毛泽东否定了认为商品生产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积极主张我国全力发展商品生产，取得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交换的资格。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商品的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现在人们都要避开这一方面，谁讲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大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起草这本文件的同志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要写上去，当一点右派。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毛泽东把要不要商品生产提到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上来考虑，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毛泽东又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其意还包含着只有商品经济达到充分发达的程度，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打破自给或半自给的经济基础，改变封闭锁国的经济状态，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一是毛泽东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他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但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毛泽东认为至少有两个条件：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毛泽东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他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毛泽东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予以否定。对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他多次表示不能认同。毛泽东反复指出：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把商品生产限于生活资料，倒不一定。他并且正式表明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指出：商品生产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他还说，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斯大林不把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赫鲁晓夫改了。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毛泽东与斯大林观点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条件，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相当大的部分都得通过商品货币交换来进行，这使社会主义经济必定具有商品经济特点。
2.发展商品经济要坚持全方位、多形式
商品经济的重要标志是生产社会化，而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是以商品经济功能的日趋强化为依托的。商品经济功能的强化必然使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变化，在空间上将不断突破狭小封闭的地域性生产方式与市场圈层，把生产活动都纳入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市场中来，使之成为开放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而使那些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小生产一批一批的淘汰。毛泽东在早期就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在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探讨这个问题时指出：我们搞商品经济就要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不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要想到全中国或更大的地域。要全方位的动起来，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否则就搞不成商品经济。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又看到我国商品生产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还在观望，不敢在商品生产中“出头露面”。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形式一齐上，不要仅有国营、集体企业的积极性，我们要“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要重视工商界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作者注：主要指公有制企业），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叫新经济政策。还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重庆的纸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从发展商品生产的角度，既肯定了所有制改造完成后还需要存在私营经济的情况，又肯定了发展商品经济应采取多种形式、应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
3.对外开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指出：“商品就其本性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指出：在中国“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对外开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商品经济运动的本性。正是在商品经济的运动中，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社会化的趋势由此而逐步展开。在我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经济中，生产资料主要是供小生产者使用的小块土地、小作坊和简单的手工工具，生产本身是小生产者依赖人力和畜力的个人行为，而劳动产品也基本上是供自己消费即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庭的需要。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这种自给自足生产由于主要跟自然而不跟社会进行交换，因而可以看作不具有社会化的性质。而在当今世界的商品经济中，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商品经济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各国经济统一纳入到世界经济体中，而且把一切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管理和信息等都赋予商品的性质，进而在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二节对外开放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社会的国情，这是一切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依据，是我党制订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毛泽东开放思想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重地提出，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广泛调查、深刻分析的结果。旧中国的现状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封建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被破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尚未形成，整个社会经济仍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依然存在，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二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还很弱小，并具有两面性，它既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特点。三是旧中国的政治制度，即封建专制统治继续保持，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导致近代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四是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中国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性，在政治上丧失了自主权。五是由于中国在许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致使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六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主张把中国的经济问题与革命问题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统一思考，多次强调，对于当代的中国来说，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物质基础，要搞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到了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建设要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及时将对外开放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项战略决策提到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