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服装业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凡是了解并珍惜红帮精神，真诚承传红帮精神，实践红帮精神的企业、从业人员，必然会取得事业的成功。宁波市3000家服装企业的发展史便是典型。
兹将红帮精神要点试述如下。
（一）引领新风，革故鼎新
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宁波工商业者都是夸得海口的：“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鹿鞭活猴头”，“闯过东洋，走过西洋，下过南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阵势没有见过”。确实如此，他们见多识广，通脱灵活，善于捕捉先机，善于开辟新路，开创新局。
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创业群体，宁波裁缝在其独特的创业征程中，革新了传统服制，也完成了一次思想观念的整体转换，两者互动，主要表现为：在孕育、发轫、发展、走向腾飞的长期实践、探索中，他们由不自觉、半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自觉，到多数人自觉，把自我、家乡、行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生存、发展、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革命，才有他们的生存可能，有革命胜利，才有他们事业的发展、繁荣；有国家的强盛，才有他们事业的腾飞，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他们由衷地支持、参与革故鼎新的种种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成长。
1888年，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上书清廷，请求“易装”，光绪皇帝“圣鉴”：“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不得轻听浮言，致滋误会。”（57）而这时，维新后的日本明治政府已颁发了易服制、易发型、易佩刀的政令。第一任驻华公使森有礼于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1月24日）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府官邸，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个号称洋务派的大臣与森有礼谈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有一段关于“中学”与“西学”的辩论，实在极有意趣，故不避累赘，抄录如下：
李鸿章问森有礼对“中学”、“西学”的看法。
森：西学十分有用，中学只三分可取，其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尚没有五分。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日本使馆书记官郑永林说：这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尽学会。
李：对贵国近来所举，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数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事之下，甚感不便。
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会做和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了贵国的服装优势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羞之处，我们还可以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用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季按：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这种服制（季按：指满族服装制度，森有礼在讽刺李鸿章）。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服。
森：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季按：指清廷强迫全国各族人民改着满服）。（58）
别的姑且不谈，且说这个洋务派大臣和他的皇上对服制改革的观点、声口，何其象似乃尔！怎么能期待这样的皇上、大臣支持变法维新、搞洋务运动呢？程万军在《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对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进行了论析：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李氏的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8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式开始。几年后，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结果，日本逼着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何以有此惨痛结果呢？
后来，梁启超曾有过评说：李鸿章是在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知改造。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还有人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比作“圈中老狼与草原头狼”。
丘吉尔说过：“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却面对你！”在惨烈的现实面前，孙中山醒悟了，而康有为却执迷不悟，结果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也不去说它吧，且说去日本考察、学习服装改革的宁波裁缝们，面对这样的皇上、大臣，加上那位杀心极大的“老佛爷”，他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面对这么一个关乎脑袋存亡的问题，他们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考验。
当然，清王朝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还有另一方面：革命派觉悟了，登上了历史舞台，要革清王朝的命。在他们的纲领中，包括服制改革问题：封建君主制打倒了，我们穿什么服装呢？1895年，孙中山提出了总原则：“尽易旧装。”
“天崩地解”（黄宗羲语），“西风东渐”，历史大潮席卷而来，宁波裁缝看到了清末服饰的多元化、日本明治维新的实例，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一切的新意，他们选择了“欧服”，并且和革命党人见面了，商谈了。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世易时宜，变法宜矣”，他们为己、为家、为国，作出了选择：“西风”可追！服装改革，维新为大。
长袍、满服本来就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广大民众的，落后于时代；西服是适合时代需求的，实用的，美观的，飒爽的，理当学做西服。在学做西服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借鉴西服之优长和先进的裁剪技法，为我所用，从东方人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人的“量体裁衣”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缝纫工夫的长处运用到西服缝纫中来，从而创造出中国的西服流派——“海派”西服，在西服领域中独领风骚。同时，在借鉴日本新制服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制、推广中山装。进而改革旗袍。也许他们中的多数人当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工作大义何在，但他们执著地干了。而且放恣六艺，捭阖东（日本）西（欧美）；后起者更闻风而动，一闻新法，莫不开悟，心力坚正，驰骛往来，敦厉新风，从服装界到闾巷女子，群起奔竞。从清末到20世纪末百年之间，旗袍已经在红帮及其新一代传人手中产生了多种新款式，至当代，旗袍更走上了中西合璧的创新境界，体现了中国服装的时代精神。回顾历史，人们都会惊叹：清代满族女性的旗袍已经脱胎换骨面目全新了。
最终的结果是：以衣冠将人分为上下贵贱的封建服制被打倒了，衣冠平等、自由的民主服制建立起来了。在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较换的过程中，红帮人也完成了自我的一次思想观念的转换。
（二）四海为家，衣被天下
由于“人稠地狭”矛盾的长期持续，“耕垦无田”以及宁波港的发展，终于改变了“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传统性格，渐渐形成了“民皆不安其土”、“民无定业”、“以开辟为事”，以至于“恬风波而轻生死”，“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于海外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哪里有工做，便到哪里去，哪里有商机，便到哪里去，见异思迁，得陇望蜀，以至于产生“天下无宁不成市”之说。以红帮裁缝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城市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从大上海到哈尔滨，从日本横滨到俄国小城，从天堂苏杭，到风雪高原，都成为他们创业之热土。这和宁波帮工商巨子们是有所不同的。到民国二三十年间，可谓全国城市一片“红”。民国《鄞县通志·序》已注意了这一历史现象，多次记述说：“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董涤尘在《杭州西服见闻》中也说：“部分裁缝漂洋过海，随外国人至俄国、日本、南洋、欧美、香港谋生，有数千人。大多数裁缝回国，多定居于海参崴、哈尔滨、天津和南方的上海、厦门、广州。”（59）
且看一些红帮人的足迹：
奉化县达溪镇有个裁缝叫毛炳财，生于1894年，1908年在本村学做传统裁缝，1910年便随人到哈尔滨学做西式裁缝，抗日战争期间逃至青岛，后至上海。1947年到杭州，1948年回故乡。1952年又去杭州，1956年回奉化。中间，国民党军队曾欲带他去台湾，终因母亲干预，未去。像毛炳财这样一生驰骋当途的裁缝，是难以记数的。趋赴天涯，已经相沿成风了。
江苏省现代服装业的创始人李来义父子，虽然终成大企业家，但他们从来没有以一城一地为得失。李来义原是奉化县农家孩子，十来岁即随父去上海“学生意”，成为邬顺昌西服店学徒，出道后成为店主的入赘女婿，随岳父到苏州。岳父去世后，他将店名“邬顺昌”改为“李顺昌”，在苏州打开了局面，随后，他将4个儿子都培养成红帮裁缝，但他没有让4个儿子都留在苏州，而让长子宗标到南京，次子增坤到扬州，另外两子各自迁出“李顺昌”，自立门户。
李宗标承接了“李顺昌”的牌子和风范。抗日战争期间，他迁至成都、昆明等5个城市开办5个分号，其间，奔波于川、滇、鄂、赣各省，南京光复后迁回南京复业。曾为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要员制装，孔祥熙的2个女儿曾多次指名要李宗标之子黉达为她们制作西式服装。新中国成立后，“李顺昌”荣获过“西服优秀设计奖”、“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奖”，成为“中华老字号”名店。改革开放后，李氏裁缝世家没有忘记祖籍，利用自己的盛誉，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宁波多家服装企业创业（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在宁波，这种纵横驰骋的人，可从红帮名人录中信手拈来。且说康镇兴，他祖籍奉化县亭下乡，1921年生于镇海县城。11岁到宁波“学生意”，不久，回镇海当学徒，终究没有出路。12岁随堂兄闯关东，在新京（即长春）一家镇海人开办的锦昌洋服店学做西式裁缝。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满朝“官员”沐猴而冠，一时，洋服生意热了起来。康镇兴九死一生，沉浮于战乱之中，15岁到奉天（即沈阳），偶遇镇海大矸人董老板，他与人合开的泰兴洋服装店收留了康镇兴。1939年冬，康镇兴流落到牡丹江市，2年后返回长春。1942年到了河北省石门市（即石家庄），那里竟有宁波裁缝开办的10多家西服店。康镇兴先做打工仔。终于于1945年在石门市成家立业，创办了新光西服店。随后迁往北平（即北京），1年后迁至天津，解放战争期间迁到上海，不久返回宁波。北平和平解放后，康镇兴又赶往古都。20年闯荡东西南北，终于在北京站稳脚跟，成为做苏（俄）式西装的名手，曾为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西服和中山装。1958年曾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曾任王府井大街服装合作总社门市部经理。不久，调入中华老字号“雷蒙”，与红帮名师楼景康一起主持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但他退而未休，又应清河昕光服装厂之邀，为他们培训了40多名技工。
这样的人物，在红帮队伍中，谁能统计出有多少人！
鄞县下应镇是红帮名师顾天云、王铭堂、陆成法等人的故乡，这个镇的河西村有个红帮裁缝应德祥，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他出生于1905年，10多岁即到南京一家印度人开办的西服店做学徒，满师后即西去汉口，抗战期间迁往贵阳，在贵阳与上海女子王腰柳结婚。不久，迁往昆明，两口子同心同德，与人拼股开办了华昌西服店。三四年后迁至长沙，去上海考察了服装业行情后，1947年与同乡金加昌、李文合作，创办了“上海九龙服装行”，在长沙60多家服装店中，他美誉远扬。新中国成立后，他总结了自己从事现代服装的经验，除了在长沙广泛传授之外，还应邀去醴陵等18个地区“传经送宝”，作技术表演100多次，成为长沙服装界的一位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