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受到剧烈震撼；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我国人民刺激、策励尤为猛烈。特别是革新者、革命者已清楚地看到，“东渐”西风吹到中国和日本时是颇为不相同的，日本改革者毅然摒弃旧制，采用西方的先进社会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并加以改进，迅速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践履，产生效果。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包括清朝官员，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人物，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大批明智思变的知识分子、青年学子以及普通工商业者，忍辱负重，立志发愤图强，纷纷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敌国的维新经验，并且把向日本取经作为“西风东渐”的捷径。在这股东渡大潮中，就有很多宁波裁缝，他们到日本去，主要是考察、探索“西服东渐”的经验。在明治维新中，为了彻底改革旧制，1871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理发脱刀令》，次年又颁布了第373号《太政官布告》，废除封建礼服，改用西式服装。（35）雷厉风行，服饰改革甚速。这对孙中山先生多年来号召改革服制、康梁变法派多年来上书要求改革服制都无成效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成功经验是现实而又易于学习的，所以，红帮前辈张尚义的子侄、王睿谋、江良通、顾天云等等，趋之若鹜，接踵而至日本横滨、东京、神户等城市，有的考察、实习后即回国创业，有的留在日本开办洋服店，有的则频频往返于“一衣带水”之间，顾天云先生还从日本再去西服的发祥地欧洲作进一步的考察。因为行之有效，产生了连锁效应，颇有“一人唱之，万人和之”的气象，其后去日本、去俄国、去朝鲜学习、考察的“西式裁缝”日益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红帮的元勋和创业者、中国服装革新的领军人物、骨干分子。创制中山装的构想，最早也始于日本横滨，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多次去那儿，并依托在这个港口城市中的华侨，建立了筹划革命的一个据点。孙中山第一次至横滨，前往欢迎的人群中，就有裁缝们。所以，孙中山等人以后和他们常有交往，在筹划革命大计的时候，也考虑到“改正朔，易服制”的问题，不同的是与过去的封建帝王的改朝换代的“易服”不同，他们是要“一改旧制”，进行一次空前的服制革命。在孙中山的服制改革思想中，革命成功之后，仅仅引进西服、日本的学生装、铁路工装和士官服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创制中国的新国服。幸运的是这一伟大构想落到了宁波新式裁缝的肩膀上，他们成为参与、完成中国服装现代化历史使命的主力军，红帮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征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红帮是时代之子。
三、红帮的发展历程
红帮，是有一个完整的孕育、发展过程的，很值得探讨。
从1817年建立的上海轩辕殿成衣会所的有关史料中（史料存上海博物馆），我们知道，创建此殿的本帮裁缝后来有些人改做“洋装”，被称作“洋帮”（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改做“洋装”的，尚难以考定）；后来，从轩辕殿成衣会所分化出来、在虹口创办了“三蕊堂成衣会所”，（36）他们是以做西式女装为主的。
据初步考查，那已是20世纪的事情了。
据民国《塔山童氏谱志》记述：清同治末光绪初，宁海县前童沈坑岙的童汉贤兄弟已在镇海、慈溪、余姚结合部的“三北”地区创办三北成衣作坊，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上百人（这些裁缝在什么时候改做西服的，迄今无文献可征）。
明末清初，慈溪县的一批本帮裁缝在北京成衣市场上已形成大气候，他们参与修建了北京浙慈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19年后又立《财神庙成衣行碑》（现北京图书馆收藏），这些本帮裁缝的后代，有多少人、在什么时候改做“西式裁缝”，亦待考定。
从“明的遗民”朱舜水的《答安东守约书》（十八）中，我们窥知，明代末年，曾有一些中国裁缝流亡日本，为朱舜水所重视，但这些裁缝是何时到日本、是否改做现代服装，也尚待考定。（37）实藤惠秀的《大河内辉声文书》中提及有一个叫邓文昌的中国裁缝在东京开服装店，但无具体史料记述。
被人们指称为红帮“祖师”的张尚义，何时流落到日本横滨，何时返乡带子侄重返横滨从事现代服装业，确凿的时间，亦尚待考定。（38）
另外，一批又一批宁波所属奉化、鄞县、镇海等县的裁缝和农民，先后去哈尔滨、俄国的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从事西式服装（主要是俄国罗松式，亦作罗宋派），具体时间，也尚待稽定。
因为上述原因，以及后来上海、哈尔滨、北京、南京、武汉等东西南北中各大中城市中，红帮的创业情况，本帮和红帮交叉发展的情况，都很复杂，文献资料又极少（极少的文献中又有些不同记述，比如第一家红帮服装店、中山装何时由何人创办、创制的，尚有不同说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宁波服装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和宁波服装学院（即今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察所获得资料，以及10多年来的研究结果，大致为红帮的发展历程，做粗略的分期。
（一）孕育期
红帮大致孕育于西服在西欧定型并开始向东方传播的那个历史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即清同治、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酝酿时期，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服饰改良要求，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呼吁尽改旧服，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服饰改革政令已在推行，并取得成功。以求新求变为审美特点的宁波人在“东渐”、“西风”的催动下，因风而起，开始跟着“西服东渐”的新时尚试探起服装新路来。
这股新潮在国内国外同时兴起。
在国内“南有大上海，北有哈尔滨”，（39）大致有南北两大线路；但又有特殊情况，张尚义及其裁缝世家走的就是一条独特的路。
张尚义既不属于“南路”的上海帮口，也不属于“北路”的哈尔滨帮口。
张尚义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原是农民，因种田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于是学做裁缝，借给人做传统中装赚点钱补贴家用，但裁缝收入有限，于是又到渔船上帮厨。后来遭遇海难，随渔船漂流至日本横滨港。他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为港区中的外国人缝补被服，悄悄学得了西服的裁缝技艺，开始学会做西服。凭着农民的本分勤俭和传统裁缝的精工细作，他在横滨港口站住了脚跟，开始创业。
由于西服具有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上当时横滨港的客观需求，主观上他又能抓住机遇，勤奋创业。不久，他就由一个难民变成了一个颇有信誉的裁缝铺的小老板。因之，他被后人指认为宁波裁缝第一个做西装的人、第一个开西服店的人。几年之后，他回乡探亲，向乡亲们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
他的事迹引起乡亲们的极大兴趣，鼓舞他们到外边去闯世界的兴趣和信心。
再回横滨时，他已带去了自己的长子有松（一作“舜”）、侄子有福，据说还有其他亲友。张尚义向他们传授西服制作技艺之后，便创办了“同义昌”、“公兴昌”西服店。由于大家同心协力，职工扩展至百人，除制作西服外，还兼营呢绒面料等。事业顺利发展，他们又到东京、神户开办了服装店分号。
在张尚义父子的影响下，茅山镇附近、奉化江两岸的裁缝和农民，以张尚义父子为榜样，出现了“一人唱之，万人和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乡亲先后结帮搭伙东渡日本学习洋裁缝手艺，获得成功后，大多回国创办西服店。
据《张氏宗谱》记述：张尚义之子有松（舜）、有宪，侄子有福，孙子方诚、方广，重孙师言，重侄孙师月等承传祖业，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了胜利西服店，在东京创办了“培蒙”、“东昌”、“公兴昌”等西服店。鸦片战争后，张有松、张有福先后回上海创办西服店。张氏五代人都从事服装业，成为宁波第一个裁缝世家。张方广及其子肇扬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横滨华侨界颇有声望。
张方广曾任横滨华侨总会、三江华侨总会会长，横滨华侨总会顾问、横滨中华学院顾问等职。据吕国荣主编的《宁波服装史话》以及宁波有关部门的考查资料，中山装最初就是由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等革命家与张氏后人谋构、初创而成的。（40）后来，上海的荣昌祥西服店又根据孙中山的意图进行修改、定型。其后，“荣昌祥”、“王顺昌”等等上海的西服店都成为制作中山装的名店。
中山装，自出机杼，风格超拔，风范独特，为广大革命者、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所欢迎，于是风起水生，风靡全国，曾有“国服”之誉。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党派、政界要人、无不喜爱中山装（张氏与中山装初创史，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与张尚义家族走同一条道路去日本学做西装的还有鄞县、奉化等县其他一些人。如姜山镇的孙通江及其子孙。据孙氏后代及同村老人回忆，孙通江在日本神户开办益泰昌洋服店的时间，大致和张尚义父子在横滨创办西服店的时间相近。孙通江因病回国后，“益泰昌”由长孙孙友益经营。不久，孙友益回国，“益泰昌”转交给同乡周盛赓经营，“益泰昌”被做大做强，其子周铭正曾任中日友好三江理事会会长。在“益泰昌”工作过的孙氏、周氏家族的人很多，如孙锦之、孙修生、孙铭利、周赓阳、周海山、周庆任、周万里等等，他们后来有的定居日本，有的回国经营服装业，分别在上海、汉口、九江、南京、宁波、重庆、天津等地经营现代服装店，也都成为早期的现代裁缝世家。他们的事迹在《横滨市史稿·产业编》、《横滨开港五十年史》、《横滨华侨社会的形成》以及《日本震灾惨杀华侨案·鄞县侨人教员汪心田劫后余生记》、《横滨华侨史概观·洋服店》等日本历史书史料中均有所记述。
所谓南北两路，最早的当属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及其所属的宁波本帮裁缝和北京浙慈会馆所属的宁波本帮裁缝。他们的一些后辈顺时而进，因风而变，华丽转身，改做西式服装，成了“洋帮”裁缝。还有鄞县潘火桥的蔡氏裁缝家族。在上海开埠后，这个家族的一些做传统中式服装的裁缝移居上海，人数很多，开过多家成衣店。业务拓展后，又开办了绸缎庄、呢绒号、洗染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独自成立“蔡氏旅沪同宗会”。从其事业发展轨迹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他们在上海依然只做中式旧装，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必然也有些人转身改做现代服装，或适应新旧过渡时期，兼营新旧服装。这也成为红帮的一个源头。
先说“北路”：“北路”，就已掌握的资料看，开辟时间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具体时间则难以厘定。
东北三省一些大中城市，在多次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中，已落入多国侵略者的魔掌中，服装业中早有“西风”吹来，于是，宁海、奉化、鄞县、慈溪县相继有一些本帮裁缝闯关东，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探营西方服装业；有一些则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去学做俄式罗松派西服。至1918年，在哈尔滨道里区开办西服店的已经有60余家，职工已达400人。由此可以推见其闯关时间。
这一时期，北上的宁波裁缝，已知姓名的有：
顾龙海，奉化县西坞镇顾家畈人，鸦片战争后即与村人闯关东，到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学成技艺后，父子两代都在那里经营西服店。钱三德，奉化县白杜乡下沿村人，与堂兄一起，也远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兄弟俩在乌苏里斯克开办了钱德泰西服店；其侄儿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营同名西服店。鄞县姜山镇乔里村的陈顺来，早年在上海一家商店做学徒，后改学裁缝，清末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学做西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返回哈尔滨，与同乡合伙开办了一爿义昌西服店。还有其他一些奉化、鄞县、镇海人，先后去东北。（41）
再说“南路”：
到上海等地学习西式服装制作的宁波人更多。因为宁波到上海很近，上海开埠前后已有不少宁波人移居上海，两地风俗习惯每多相同相近之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有利条件，上海一旦开埠，外国人和穿着洋服的中国人多起来，于是，消息灵通的宁波裁缝便相继迁往上海学做西式服装，到上海“学生意”的人改学西式裁缝的也多了起来。诚如上海《黄浦区服装志》所述：“当时一些外侨和洋行大多数居住和开设在黄浦江一带，外国邮轮往来甚多，洋人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一些中式裁缝到船上为洋人修补服装，在修补过程中又借助国外流入的服式样本，逐渐学会洋服的缝制技术。”这些裁缝拎着包裹到外轮上兜接加工洋服生意的，当时称为“拎包裁缝”（也称“落河师傅”）。
1862年，外商在上海福州路开办宜丰公司，兼营服装，尤受拎包裁缝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