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将要继续讨论的仍然是在一间教室里如何阅读鲁迅经典的问题。“仍然”要“继续讨论”的意思是：几年前，笔者曾不揣浅陋地对此写下过一些在今天读来虽不乏真诚却略显粗率的文字。近年来的种种迹象表明，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话题仍然吸引着人们以未曾衰歇的热情去关注和思考。这是一件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平凡的事情，但由于“鲁迅”、“经典”等词语的出现，它又成了一个在学术上互有关联牵涉甚广的问题。对这个看似局部的问题，我们愿意将它置于广阔的有一定深度的学术视野中加以观照，期待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首先回到问题的本体：我们为什么要阅读？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是一本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的书。在书中，作者颇有意味地从阅读史的“最后一页”写起，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人类在自然、艺术、爱情和劳动等生存实践中的种种阅读，认为：“阅读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阅读其意义的都是读者；允诺或承认事物、地方或事件具有某种可能的可读性的是读者；觉得必须把意义归诸一套符号系统，然后辨读它的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处所。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阅读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为了认识人类自身与生存境遇，并进而加以改善以求臻于完美。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
在缤纷多彩的人类阅读中，由其文学对生活特殊的审美把握方式所决定，文学阅读无疑是一种最有利于人们接近生活本真的阅读方式。“文学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着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为了更快、更有效地接近和认识生活本身，会要求一种被称作“经典”的书籍。“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
通过阅读文学经典，在此中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沉思，在确证人类自身的同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自由超越。在这里，经典的意义在于解释人生，指示人生，帮助人认识自我和生存处境。这个目的是通过读者与经典对话的方式实现的。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人生要求和人生困惑，对经典有不同的咨询需求；经典的意蕴在与读者连绵不断的攀谈中得到开启，经典的生命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延续。由此推论，必然会有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当一个新的时代转型时刻来临，人们对原有的生活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时候，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发生了与时代潮流同步变化的时候，便会重新打量和估价经典。如果当下的读者认为在其中寻找不到自己的认知所需，也不愿意被原有的经典强加束缚，就有理由将其弃之一边。经典必须经受岁月风霜雨雪的考验，反过来说，只有经受住历史大潮荡涤的作品，才当得起经典的称号。因为真正的经典自有其稳定深邃的意蕴和独立不倚的品性。在时间长河的浪涛中，那些“伪经典”和“准经典”将被无情淘汰，真正的经典将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历史共生。令人遗憾的是，经典中的某些意蕴可能会被暂时封闭和遮盖。
稍作回顾即有印象，自从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重点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之后，即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年文学经典争论”，涉及“什么是经典”、“经典的选编标准”、“经典的权威性”等重要理论问题，“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界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
由于经典的认定需要时间来检验，需要几代读者的思考和筛选，因此，就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的认知实践并不足以给经典的确认留出相对适宜的距离而言，有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仅仅是开始，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经典化早期阶段必然呈现的杂乱状态，不是已经形成了谁是经典的时候。”中国目前正处在“经典危机”中，“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已成为学术新词。“有关‘文学经典’承传与重构的研讨与争鸣，发轫于丛书出版或名著改编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经过近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深入开掘和大力拓展，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关涉文学理论全局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它蕴含着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潜藏着可持续发掘的巨量学术话语资源，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文学界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论题。”对于鲁迅经典的讨论，其开始的时间更早些，它是与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同步出现的。它当然与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即经济基础的杠杆撬动了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引起的。时代转型必然导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整体的变化。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已经说明，经典的传承与教育制度和文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鲁迅作品教学，是鲁迅经典传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近年来围绕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的选编标准、具体篇目和数量等问题，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辩论热烈此起彼伏相持不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当文化思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何为？回避并非上策，客观现实也不容回避。对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勇敢地涉身其中做时代的“弄潮儿”，才是明智选择。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有时候，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我们需要抽身而出，退至岸边观海而思。留出片刻的冷静是必要的，因为“白热化”的论争会使人身陷其中迷失方向，从而失去理性的智慧和定力。曾有学者按照时间先后，将读者分为“此在读者”与“曾在读者”。认为，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固定的经典，一切经典都是“候选者”。“文学经典的‘候选者’也是由‘曾在的读者’确定下来的，但这是一种‘曾在的确定’，即便是曾在的确定，它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给‘此在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咨询的可能性。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文本，曾在的读者所作的曾在的确定和此在的读者之间会透露出一种信息，文学经典存在的机缘条件将会在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在给文学经典带来诸种麻烦的同时，恰恰提供了经典阐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到来的条件。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抓住机缘，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只能是正在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是某个活生生的阅读事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阅读事件的在场者。阅读事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在于参与阅读活动的读者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在这样的时刻，作品才存在着，读者也才存在着。”为了“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对鲁迅经典大众传播而言，我们要做的是：首先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曾在读者”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解读结果，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和评析，并吸取它为后人提供的咨询，其中包括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鲁迅作品的阐释以及鲁迅意义的评价等重大问题。然后找到问题的症结，积极探索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新途径。
在近年来有关鲁迅经典争议的诸多问题中，“意识形态”是其中最敏感的焦点所在。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鲁迅是谁”、“鲁迅文学的时代性与经典性”等问题始终与此紧密关联。或者更为直接地表述，其他两个问题不过是前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反映方式而已。“文艺意识形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是意识的世界，每个人投身到世界，就等于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阿尔都塞语）中，它的生存活动与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世界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文艺家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以此类推，“意识形态性”也成了文艺与生俱来的“胎记”。由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与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所决定，他的创作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性，但鲁迅文学不等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是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规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文本意蕴的深广度，有些时候甚至与文本意义还有疏离。但返回历史现场，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学解读模式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的历史阶段所规定了的，它满足了人们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想象，并为实现这个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此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革命战争文化语境中，鲁迅经典与此相关的意义也得到了其他任何历史文化语境都不可能的充分的阐释。毋庸讳言，此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使鲁迅成为一种“民族接受”的同时，它的观念性阐释系统的至尊地位也使读者权利丧失殆尽。在“对话”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丰茂充盈的经典意蕴就难以多元解读并释放出来。
在“对话”途径遇到阻塞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审视一些相关问题来打开思路：经典被读者广泛阅读的秘密何在？怎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阻隔在经典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被自然消除的？诸如此类，不尽列举。因为理解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总是视野融合的过程”。所谓“视野融合”，是指作者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互相敞开，融为一体，并且只有当两者融为一体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才有可能产生。但在复杂情况下，这种“敞开”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束缚：一是来自作品的约束；二是来自存在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关系的约束，它们分别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现实状况、文化语境等；三是由读者的职业、文化水准、审美准备、性格气质等因素组成的主体状况的约束。这三种约束涉及的分别是文本、读者与社会现实诸因素。其中，由作者的历史性存在与读者的当下现实不同语境造成的视野隔阂是一个重要问题。理解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视野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阐释的前提出发，由此可以推导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正是造成视野隔阂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种隔阂，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才有可能实现，经典的生命也才能得以延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所决定，我们较普遍使用的是文学的社会学阐释模式。
作为一种基本的文艺批评方法论，社会学阐释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应该看到，它重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取向，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鲁迅经典的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显然，“阶级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学术框架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已经显得很不适宜。特定时代的鲁迅经典阐释至少造成了三组矛盾：政治化阐释与世俗化生活期待的悬隔；一元化阐释成规与多元化价值诉求的疏离；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所谓经典，就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历史上经典的选择和确认首先发生在人类的过程中这一反复出现的事实，同样证明着经典与人们的认知需要的紧密关联性”，因此，“当人们面对离开自己认知需要的‘经典’时，就会产生被强加、被压迫的感觉，就会采取悬置、遗弃或不承认的态度，人们对过去的经典提出的异议或否定大多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说，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在今天都是不合时宜的”。从这个角度而论，今天的读者与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经典所处的厌倦甚至排斥的“紧张关系”，看似反常却又是正常的。问题的反面启示我们：要达成当代读者与鲁迅经典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于我们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的”。旧的成规将经典的意义永远尘封在一个过去了的久远的年代，而使其成为历史档案类的死的存在物。这种孤立状态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当下割裂成巨大的无法逾越的时间沟壑，使之成为互不相连的万千碎片。不消除旧成规就无法建立新成规，也无助于我们通过重新阐释经典获得新意义，得到有益启示，进而回应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看来，与其说将经典阐释活动视作一种充满人性色彩和生命活力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调整历史与当下的时间距离及相互关系，是实现经典与读者“视野融合”，并为经典注入新生因素的重要条件。不如更进一步说，在实现“对话”与“视野融合”的过程中，其重要前提是消除束缚文学于既定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