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本质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破除神秘主义的偶像崇拜，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服从或依附于某个权威。科学求真需要独立人格，不随顺世俗，“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惟有刚毅不饶，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科学研究需要个性主义精神，需要有坚持己见、不为所动的毅力和勇气，而个性主义则需要科学精神作为支撑。科学精神是人类知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它意味着去除了蒙昧之后人的自我觉醒。作为《文化偏至论》的后续性思考，《科学史教篇》认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便捷的生活方式，同时，更深地认识到了科学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内在联系。“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
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有赖于人自身的素质，也即具有自由个性、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现代公民。只有精神世界丰富的现代人，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鲁迅的思想显然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物质发展过度使人慵懒和堕落，造成对精神的遮蔽，从而使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受到压抑。因此，鲁迅十分注重人的“内曜”：“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显然，专制主义和宗法伦理遮蔽人的“内曜”，压抑人的天性和自由创造力，只有解放个性才能使人的“内曜”释放出来，从而，在使人本身获得自由的同时，赋予客观世界以自由发展的蓬勃生机。
时至21世纪，思想界在回顾20世纪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时，致力于研究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和“如何现代化”这两者，究竟哪一种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势？最后的结论是“现代化”。因为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现代化”不被作为一种固定的衡量标准，而被描述为“一种发展趋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向。从外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世界化的过程，从内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个性化（即个人价值——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逐步充分实现）的过程。我以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两个趋向尤为明显。如此观察，可以比较更深刻地、更准确地把握现代化的实质。”所谓“世界化”，就是对外坚持改革开放；所谓“个性化”，就是对内坚持解放个人。这两者是相互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真正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个性主义。
“开放推进世界化。改革，就其最深刻的本质而言则是解放人，就是谋个性发展的个性主义的张扬。”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浪潮中，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引起人们更为普遍和高度的重视。“当今的全球化潮流并不是脱离人及其活动的纯客观过程，而是有赖于现代化的人这一全新主体的能动活动与创造性选择的人化过程。同样，当今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人的自我生成过程，是现代化的人的普遍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现代化的人只有参与和主动选择全球化这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日益自由全面地充实与发展自身。真正的全球化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现代化的人是全球化的主体，全球化又促成现代化的人的生成与发展。”全球化与人的现代化如此密切的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标志就是具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可以有诸多所不同义项，但最核心的义项是强化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实现主体解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要融入全球化固然在经济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最大的差距在于国民素质。这种差距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的。
文化传统不但厚重牢固，而且无处不在，渗透于民族成员个体的血液中，“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不乏优秀成分，但专制等级制度、宗法伦理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劣根性也不容回避。落后的文化传统成了一个民族前进的沉重包袱，使人忧心忡忡：“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因此，一个民族要进步，融入人类现代文化格局，关键是要将国民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代人格。青少年则是最重要的启蒙群体，“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今天，思想界发出“从小学做21世纪人”的口号，都包含着通过现代教育途径，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实现转型，从而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和形象，赢得世界各族认同，赢得发展机遇。在这样一个民族转型的崭新的历史时刻，“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现代理念有着特别重大的当代意义。
鲁迅对“孩子”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通过他们的心声，打破“无声的中国”的沉闷空气。对死寂的中国现状，鲁迅大声疾呼：“你活过来！”方法有二：一是变文言为白话；二是“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在新旧文化转型的“五四”时期，本着民族自新与人的思想解放的宗旨，鲁迅号召“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所谓“真的声音”，就是独立意识，就是大胆看取人生和干涉时事的勇气，就是个人对民族承担道义和责任。在鲁迅看来，只有“真的声音”的存在，才能争取个人的生存空间，从而不至于使民族从“世界人”中被挤出。法律必须保证个人的言说权。个人要有勇气介入社会、人生、文化等重大问题，敢于仗义执言，对世界充满人文情怀。个体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做一个不驯服、不畏缩、不奴化的中国人。“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人应该将自己的感情自由地释放出来，“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唯有发扬主体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一个个体的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世界化”，就是要与代表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保持同步。实现“世界化”，需要人们有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敏捷的信息把握和处理能力，特别是要具有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敢于冒险的精神。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强调个人服从群体等传统意识，造成了中国人自由意志的压抑甚至几近泯灭，在快速适应世界变化方面先天不足。“公平竞争”需要改变传统的人际关系，摆脱依附人格，需要的是强健的个体、清朗的理性以及由此组成的现代化国家整体，而不是孱弱的病夫和昏昧的迷信。“经济发展”强调的是科学精神，反对依赖盲从。现代社会需要大胆灵活符合客观实际的设计理念，自由不羁的创造精神以及始终不懈的理想追求，个体充沛的内部世界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来源。进行国际交流，需要有开放的视野和独立的判断能力，“放出眼光，自己拿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弊端是个体没有任何自由，由此推论，也即没有任何人权，也即没有任何创造，也即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的出现，也即必然面临着将被驱逐出人类现代文明场域的悲剧性命运。这是相当严峻的事实和相当可怕的后果。
所以鲁迅有“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有着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没有个性主义，民族的世界化就无法实现。
在国际层面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没有民族的独立就没有发展的自由，在国际交流中就只能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
鲁迅曾经悲叹：“现在的许多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可有这样的时候。”教育的本质在于通过传授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培养人的自我尊严和独立意识，使之成为一个精神世界无限丰富，自我心灵无比广阔，对自我、对民族都切实负责的现代公民。鲁迅认识到文化传统牢不可破，但同时坚信，只要有立意改革的决心，对症下药，虽不能立刻奏效，但能将病毒慢慢羼淡。如此几代以后，中国就会出现转机。当代教育应该负载起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二、“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新人理想
“全球一体化”趋势必将导致各个区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但“人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竞争的背后是人的竞争。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人，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鲁迅的思想仍然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
20世纪初，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表层关系，看到了科学的主体——“人”在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集中体现其观点的是《科学史教篇》。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科学与人文紧密联系的辩证关系。作者首肯自然科学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科学使大自然听命于人类意愿，并为人类营造福祉，这得益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掌握。科学不但改造自然而且波及社会，并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人所佩服。但科学是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掌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发展的平衡关系，它也会贻害无穷。“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之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弊端，它导致人性旨趣平庸，进而使整个社会走向衰落和停滞。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相似的重复。21世纪是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危机。鲁迅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为了克服人因异化而产生的残缺化、片面化、贫弱化，使人走向全面化、完整化、丰富化，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的发展，人文教育是题中重要的应有之义。
人是世界进步之源，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精神独立与自觉。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极，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没有内心世界高度丰富的现代文明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精神的发展。一句话，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并存是人类得以健全发展的双重保障。
培养文理统一全面发展的现代高素质人才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结束不久的1912年，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期间发表了《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来制定教育方针，提倡“五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强调此“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主张“五育并举”。蔡元培将“五育”视作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缺一不可。但有所侧重，其中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在哲学上，蔡元培接受了康德学说，但他“没有像Kant那样去建立道德的神学，却希望从宗教中抽取其情感作用和情感因素，来作为艺术的本质，以替代宗教”。蔡元培后来写作的《以美育代替宗教说》，更强化了美感教育的作用：“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看到美育具有陶冶性情、纯洁品德的独有功能，因此，蔡元培认为：“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鲁迅当年在教育部任职，写有《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提倡美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