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迅文学：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鲁迅“从30年代以后，总是同中国的革命斗争、政治生活、党派斗争和文化批判，结合得紧密；尤其是1949年以后，它更加日渐被纳入政治、政治教育、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的轨道，被纳入思想文化界的各种批判的框架中，被拔高、肢解、歪曲、神化，并且一步步发展，及至发生异化，达到了‘文革’期间的严重程度，把鲁迅作为一根打人的棍子来使用。这种同‘政治相连’的文化品性，几乎可以说是鲁迅和鲁迅研究‘注定的命运’”。这也正是造成今天的人们对鲁迅“被意识形态化”深恶痛绝的根本原因。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鲁迅的特殊身份、文艺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创作倾向进行系统的梳理，以纠正某种认识上的偏颇，是深化研究必要的学理准备。
（一）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与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
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纯粹的个人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文艺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就不可能产生出纯粹个人意识为内容的“纯艺术”的作品。由于他的作品反映着一定社会关系和思想要求、观念形态，因此就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社会良知的鲁迅，其现代的知识分子情结和自觉的社会干预意识，决定了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特征。
何谓“知识分子”？历史地来看，“知识分子”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的“潜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可追溯到“世界各地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初期”，大多指巫卜专家，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佳时吉兆”服务咨询的幕僚。直到“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以降的时代”，才出现了如哥白尼之类的古近代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指“士”阶层。儒道知识分子的人生发展轨迹是“学而优则仕”，人生遭遇挫折时的生存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弱点也由此被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只能作为政治权力的依附者。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及历史变化。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以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为标志的19世纪末左拉等作家为代表，其特点是以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律为诉求；二是指19世纪俄国的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现状和沙皇专制独裁表示不满。
“现代国际学术界对知识分子概念也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界定和阐释，而且对于承担不同社会责任，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也有着具体的区分。”典型代表是法国的学者卡尔·曼海姆（K.Mannheim），他以知识社会学为依据，认为知识分子不等于受过良好教育有学术专业背景的人，而是特指那些有自由思想、履行社会责任、担当社会道义的人。随着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也由此产生。其代表作是美国哲学家雅格比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也为我国90年代后期的知识界所接受，其共同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政右经左工作室”第七期特别策划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活动，以后每年推出。从以上简述中可见，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担当意识。
1927年10月25日下午，鲁迅先生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作了《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发表了他对于知识阶级的“一点个人意见”。首先他从爱罗先珂七八年前的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谈起，从俄国、欧洲现代知识分子“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同样地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为例，阐释了知识者应有的平民立场。其次，从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因此必然遭皇权的压制。由此提出问题：“然而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他认为这是区别真假知识阶级的分水岭。“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反过来顾及个人的利害就是假知识阶级。真正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与西方诸多思想家通常使用概念界定与逻辑演绎的方式不同，鲁迅以诗人的直觉和思想者的敏锐，用一个“痛”字形象地概括了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心灵感觉。这种“痛觉”，来自历史的沉重负荷，现实的孤独寂寞，未来的任重道远。中国的封建历史是这样漫长，沉疴是这样深重，“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他忧患民族历史的轮回循环，因而产生焦灼的时间感：“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他愤懑于可诅咒的灰色的现实：“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得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他悲叹中国有太多的“伶俐人”，“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适的态度来”。他怀有强烈的可能失去国籍的民族危机感，认为知识者的使命是为民族的生存、温饱与发展着想，应该立志于革故鼎新。“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他觉得“一切都要从新做过”。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浩茫心事聚焦于生存的“痛觉”，而这种深刻的“痛觉”则源自于“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对民族的炽烈之爱。
这种“大爱”决定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必然是“守夜人”，是“猫头鹰”，是“乌鸦”，是“殉道者”。这也使他与依附权势的传统宫廷知识分子，与高蹈逍遥的传统隐士阶层或蜗居于“象牙塔”内的所谓“现代知识者”区分开来，并由此决定了他介入社会干预现实的人生态度。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鲁迅由衷地赞扬了厨川白村：“性情是极热烈的，尝以为‘若药弗暝眩厥疾弗廖’，所以对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这或许可以视作灵魂相通的夫子自道。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曾这样写道，他写的东西既非“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的伟大人物的大苦恼，大欢喜，大慈悲，也非洋楼中“通人”的平正通达论述，而只是一个“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的‘悲苦愤激’”。“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不是不想离去，而是“生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他渴望投入热烈的人生。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炕，都由我自己负责”。他借用拉迪克的话来说：“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风俗和习惯停滞的年代里，作为一个知识者，“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鲁迅在1927年6月的《<；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中，提及他对“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所指“异议”一事，认为“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
这种至今还为一些人所诟病的“偏激”，正是他强烈地执著于现实人生，介入公共事务的生活态度的反面佐证。在1926年9月《厦门通信》中，他描述初到厦门的印象：“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者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在《<；出了象牙塔>；后记》中，他特别赞同厨川白村的观点，认为“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作为“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强烈的介入意识，以及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发出声音的权利和义务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表现，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标志之一。鲁迅一生在中国社会各个重要时期和重大事件都始终如一地采取介入的态度，虽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五四”是中华民族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鲁迅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以“精神界之战士”，“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他以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海涅、雪莱、拜伦、裴多菲等为榜样，“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声，而大其国于天下”。以卓尔不群的人格力量和理性精神，拨开漫漫历史雾霭，揭露中国传统文明之“吃人”实质。狂人以先觉者的声音发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历史质疑，如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给萧条的中国带来启蒙新声。大胆的怀疑，就是批判的精神，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鲜明的主体特征。“正是靠怀疑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才能做到耳清目明，辨正误，澄是非，求取真知。而一旦丧失了这种科学精神，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必然陷入于威权至上和遵奉心态的环境之中而举步维艰。”继之，鲁迅写下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一系列杂文，对生存于民族旧文明传统中的妇女、儿童等弱小者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并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改革呼声。这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基于对旧文明的洞察与批判而产生的理性精神与历史使命感，他是中国文化“黑夜中的守更人”。在鲁迅身上，体现着在教育过程中生命的内在素质获得了“质的飞跃”并勇敢承担着社会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有这样一段话：“批判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在这段话里，他阐明了文明批评作为知识分子使命的基本对象和根本目的。介入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以知识分子的立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是鲁迅精神的基本特征。其中20世纪20年代“三·一八”女师大风潮最具典型性。在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就写下檄文《无花的蔷薇之二》。他直陈事实，揭露段祺瑞执政府指使卫兵用步枪大刀虐杀徒手请愿青年数百人之多的残酷真相，愤怒谴责“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他抨击当局丧失天良：“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当局者不但没有反躬自责之良心，“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他根据以往的经验深刻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在文章结尾将三月十八日写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篇燃烧着激愤惨痛之情的檄文，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1926年3月29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上。如此仗义执言、毫不妥协地与权势者抗衡的精神，在当时所激起的民众情绪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难想见的。此后，在3月25日，鲁迅又悲哀地写下了《“死地”》一文。针对学生们徒手请愿是“自蹈死地”的议论，愤怒指责这些冷血动物，悲叹“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