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进而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确立的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基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普通大众即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迫的社会现实而确立的，最集中地反映着人民的利益、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它是积极的意识形态。从“能动反映论”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作为反映一定社会集群利益、愿望、要求的信念体系，就是一定社会集群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它的功能就是为了凝聚和动员社会和集群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为自己理想、信念奋斗的行列中去。这决定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否则它就会由于失去了凝聚力而走瓦解。这表明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性的，更主要的是实践性的”。它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具有凝聚、引导、宣传的诸种功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把鲁迅的文化资源纳入自身意识形态体系，正是对意识形态功能合理而有效的发挥。
鲁迅逝世周年祭正值抗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纪念大会上，从本民族新旧文化转折的历史深度，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并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三个方面高度概括了鲁迅精神。“毛泽东的评价贯穿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整个民族救亡之际，要借发扬鲁迅精神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此后，有组织地通过悼念活动、纪念大会、著作出版、报纸杂志宣传、文学作品的改编演出等群众活动，在各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学习和纪念鲁迅的高潮。而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和图书馆，在延安、晋察冀边区成立的鲁迅研究会等学术机构，以及孙犁等一些文学家的文学实践，对鲁迅的文学和思想在大众的普及和传播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鲁迅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民族接受”。将鲁迅纪念活动与民族抗日战争的神圣任务结合起来，凝聚和动员了全民力量，鼓舞了民族的斗志，激励着人们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去不懈奋斗，对鲁迅传播和抗战胜利都取得了成效。在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和解放区借助鲁迅逝世十周年的契机，将纪念鲁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将鲁迅思想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是符合时代需求和民众心声的。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权威力量，使鲁迅传播上升到民族接受的高度，这不仅扩大了鲁迅的个人影响，而且也极其有力地推进了20世纪中华民族现代革命历史进程。这一史实，反过来也证明了鲁迅文学具有深入人心的强盛的审美力量。
“意识形态化”功能“不仅是保证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且还保障这类思想学说获得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维护。特别是这类学说落实到物化的设施、专门的媒体和特有的科层体制（bureaucracy）机构等方面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对鲁迅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相继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文学院、研究会等学术研究机构，组织了专家学者对鲁迅的思想、艺术、传记进行研究，并多次进行注释和出版鲁迅全集，结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党和政府对鲁迅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通过学校教育，确立鲁迅文学的经典地位。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李何林、王瑶等专家建议，在高校开设了一门鲁迅研究课程。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吸收国外鲁迅研究新成果和推动国内鲁迅研究发展，培养我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的中坚力量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是在中学语文教材里大量选录鲁迅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共有31篇鲁迅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其中杂文比例大幅增加。虽然不排除其政治意识形态意图，但学校教科书显然是维持和保存人类文化文学经典的最重要的领域。
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经过几代人的阅读，经历时间岁月的洗涤，才选择少许精而又精的典籍，列入学校教科书中来。按照约翰·基洛瑞写于1993年的《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问题》一书的观点，“经典问题的关键，是学校课程设置中‘文化资本’的分配，学校控制了社会应当如何读写，学校才是‘游戏的主要场地’”。由此看来，现代语文教育在确立鲁迅经典地位，普及与传播鲁迅思想，维系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显然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和重视是分不开的。不过，后来的史实证明，由于在鲁迅传播的历史过程中，过多地注入政治意识形态内涵而导致鲁迅作品文学性的丧失，其浓重的历史阴影也不可能指望在短时期里轻易消散。今天看来，它所影响的不只是鲁迅研究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前途，影响之严重甚至在今天都能看到它未及肃清的遗留痕迹。当代莘莘学子对鲁迅以及阅读鲁迅经典所产生的厌倦感，可以说与那个特定的时代不无关系。
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鲁迅接受史的简单回顾，我们不难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鲁迅接受并不总是起着单一的规约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意识形态的整个动态发展过程，对鲁迅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对等。其中在抗日战争整个民族矛盾激化的特殊年代，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对鲁迅研究带来消极影响的，主要与特定时代环境下政治排斥文学审美以及由此衍生的庸俗社会学有关。对此，我们应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视之。
（三）观念性阐释系统的至尊地位与读者权利的丧失
“经典”作为经过历代读者选择而被保存下来的具有艺术典范价值的文学极品，其魅力在于它的意义多元和无时间性地向现在开放和言说的力量。经典的生命力是在它与读者互动互生的对话关系中生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话”关系的形成和实际发生，需要作品和读者双方的共同参与，缺少其中一方，“对话”就无法展开。失去了文本与读者双方的有效“对话”，经典自身的生命也难以延续。在这里，文学经典的意义空间似乎是被预制的静态的，而读者的阐释则始终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中。然而，在许多时候，读者阐释权利并不总是由读者个体自主掌控而拥有的，某些特殊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条件，会人为地造成读者阐释权利的丧失。
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集中体现着作为政党领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即：将文学艺术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器和工具，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性，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因此，对文学的评价上也必然采取“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十七年”时期，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导向。从政治社会学角度阐释鲁迅作品，用以印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被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此外，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文学需要对现实问题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反映，使得文学总是承担着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应答义务，鲁迅研究也不可能例外。就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而言，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只要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要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文学作品，社会学的研究总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但其逻辑前提是，各种研究方法多元并存，才有利于文艺的发展。然而，历史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是以社会学方法排斥了其他不同种类的研究方法，而呈现出单一褊狭的政治视角。对鲁迅研究而言，曾经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释系统”等不同的阐释群体和各异的言说方式，本应该有不同的观照视角并产生丰富多元的学术话语，但由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和革命领袖的倡导，在20世纪40年代，“用意识形态来阐释鲁迅经典的基调就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的定位）。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家和政治家型的学者更是竭力把鲁迅研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中，他们主要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层面评估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释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突显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80年代以前，政治阐释系统总是凌驾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它系统，显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
二是对现实直接发言本质上体现着文学的使命意识，但由于这种回应总是在短距离上，因此无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浓厚色彩。把鲁迅经典看成是万能工具，直接应对各种具体的社会现象，作短距离的功利性解释，追求即时性效果，实用主义色彩浓厚。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鲁迅经典应有的社会功能和艺术魅力。
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决定了他的创作不可能局限于所谓“纯文学”的狭窄格局，而必然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风云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文学等于意识形态。如前所述，鲁迅文学是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鲁迅的深刻思想，他对现代艺术形式的自由运用，使得其作品内涵必然是丰富多元的。此外，读者的天赋权利也理应得到尊重。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性阐释话语体系至尊地位的确立，读者的阐释权利受到严重削以至最终被剥夺无遗，导致读者与鲁迅经典对话关系的断裂，鲁迅经典的丰茂意蕴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有学者在总结中国鲁迅研究50年的历史时，指出对鲁迅的阐释出现过一种“终极性”倾向。所谓“终极性”，即“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的、统一的、终极的阐释，希望通过自己的阐释，给对象或问题找到有系统的，合乎某种逻辑，有清晰发展、变化轨迹的，甚至是最终、不可易移的解说或答案”。具体在鲁迅研究方面则是：“对鲁迅作统一、完整的、最终的、勿庸讨论的裁定和概括。而且发言者在运用这些话语时，有着明确的代表某种力量的权威意识。这些话语，随着政权的确立，其权威性大大加强，在后来的鲁迅阐释中，成为普遍的、确定的原则，这样就使这些话语的所指溢出了政治层面，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复杂、矛盾的个体生命大大减化，除了政治这一层面外，鲁迅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鲁迅生命的巨大复杂内涵或被舍弃，或被误读，或被消解。鲁迅成为某种政治、阶级的象征、典型和符号，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话语之上，统治其话语和思路的是更高的思想模式和话语系统——二元对立的形上终极追求和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些冷静的学术判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政治观念话语系统对不同价值取向读者阐释的排斥和挤压。
在历史的极端时期过去之后的今天，冷静审视我国长期使用社会学研究方法阐释鲁迅经典造成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单一的政治视角”和“终极性解释”。这除了对鲁迅经典的丰厚内涵的遮蔽之外，对中学生接受群体在文学解读能力培养和主体精神世界发展方面，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语文课程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写作特色”的单一阅读模式，就是“社会-历史”的文艺批评范式在教学中的一种典型反映。鲁迅的许多作品尤其是杂文，因为是他在自己生活年代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的议论，因此，要读懂他的作品，只有通过了解时代背景和相关史料，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核心意义和特定指向，不至于曲解误读。此外，鲁迅的一些作品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等因素，比较曲折晦涩，背景资料无疑为人生阅历肤浅的读者提供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但是，从阐释学角度而言，先验的东西限定了我们艺术想象的自由，从而构成对理解的限制。以“时代背景”为逻辑前提去推导作品主题意义，其结论必然是唯一的。它对阐释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批判性和创造性诸方面的发挥都会造成阻碍，以致最后只能放弃独立自由的空间而囿于既定狭窄的一元。对于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充满了现代色彩的象征意味浓郁的散文诗《野草》而言，社会学阐释模式尤其不适宜。此外，它也造成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特有的实践功能的丧失。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文学阐释是一种审美接受，由此决定：
第一，由审美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得它可以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诸种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的身心是一种全面滋养。
第二，在文学审美活动中，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可以不受理性的强制而直接进入到人们的内心，从而把社会的、集群的意识化为自己个人的意识，把社会、集群的理想、愿望化为自己内心的追求和期盼。这样，通过审美也就实现了感性与理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最后实现审美“实践力量”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