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始终处在自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但同时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同时又承认历史上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美国的悉尼·胡克所写的《历史中的英雄》是一本专门讨论英雄与历史关系的学术著作。他将“英雄”区分为“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思想界的英雄”、“帝王君主”等几个类型。所谓“思想界的英雄”即指精英人才、仁哲先贤。在本书第二章里，胡克明确指出：“人在生物学上都是同种，然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又那么显著”，“这些不同的存在，无论是与生俱来的，抑或是后天习得的，都是否定不了的”。
他以历史上杰出人物为依据，认为“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组合起来的结果”，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独创的典范每每是由少数伟大的人物所创造的，而由许多稍许有些才能的人所模仿着”。这些天才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天才是“被目为孤峰绝巅”的人。“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新创作的产生，在下述意义上很明显的是个人的业绩”，因为如果这样的业绩能被另一个人干出来，那简直是荒谬的。综观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历史，能够被列入宗师巨匠的名单里的，几乎寥若晨星。同时他认为，“某些历史时期无疑比其它时期更容易容纳一些天才”。
尽管东西方历史的文明进程和发展特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天才出现的历史条件以及评价标准，却是基本相通的。“五四”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历史转型时期，新文化的勃兴与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动，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和气象万千的宏伟景象。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精英荟萃，鲁迅无疑是代表了这一伟大时代艺术巅峰的杰出人物。尤其是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洞悉与执著批判，以及为建构民族崭新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理想奋斗不息所达到的崇高境界，更是无人企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就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界英雄”。
在“英雄和民主”一章中，胡克又论述了在民主社会存在着这种“潜在的英雄”，“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能看到的东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的认识，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责任感又迫使他必须为自己的见识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诚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见识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在此之后，胡克进一步论述了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理想英雄、英雄承担的使命及其应有的地位：民主社会“所需要的英雄，应该是供养在思想的万神庙中的伟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的人物。因为正是得由这些人物来负责塑造公民的种种明智的理想和社会态度”，“而一般公民要是没有学问，缺乏敏锐感觉和教育素养，就不能实现民主的诺言”。
因此，胡克得出结论：“一个成功的民主社会可能会尊敬他们的政治家，但对于那些导师则必然是更加尊重——不管他们是牧师，科学家，诗人，法学家或哲学家，等等。因而，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鲁迅在年轻时代就非常推崇思想界的英雄。在早期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他激赏拜伦的“绝望奋战，意向峻绝”；裴多菲于匈牙利“沉默蜷伏之顷”而兴起；雪莱的“奋迅如狮子”的狂人气质；密克威支诗歌的“清澈弘厉，万感悉至”。他们“品性言行思想，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风俗；发为雄声，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先觉者的孤独气质和深邃思想深深地吸引并感染着他：“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他感叹自己民族的荒寒之景，希望有思想界的英雄带给人们以心灵的温暖和精神的力量：“中国遂以萧条。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行文中流淌着青年鲁迅的英雄情结和沉郁之思。鲁迅后来以毕生的努力实践了早年的崇高志向。鲁迅的身上不但具备了英雄的思想和气质特征，而且，当他面对国土的荒寒萧条景象时，他期待有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来唤醒国人，他也期待自己能成为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从鲁迅“立人”的思想内涵来看，其特点在于“把人的个体卓越性置于人的现代化的中心位置，强调了卓越的个体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鲁迅推崇尼采的‘大士天才’、‘大士哲人’思想，欣赏拜伦的‘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精神。
在他的眼中，个体的卓越性及其特殊作用，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指数。这种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则是成为‘叛逆的猛士’、‘真的猛士’的前提，一旦完成人格的现代转变，就能够真正做到‘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并勇于面对人生给予个体的无数自由的选择”。
在英雄与民众关系的认识上，鲁迅并不是像尼采那样，以卓越的个体高居于普罗大众之上。在鲁迅身上，英雄气质与平民立场是辩证统一的。
鲁迅这样来看待知识者与大众的关系：“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做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在这段话里，鲁迅辩证地论述了知识者与大众是一种“同”与“不同”，“在”与“不在”的关系。首先，他“在”民众之中，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的个体身份与民众等同。这意味着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以一个完全平等的现代公民的身份，代民发言，为民做事，而不是以权威的姿态凌驾于民众之上。但他又“不在”民众之中，他的身份也不同于普通民众，他是一个“觉悟的智识者”，是新的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因此，“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以博大众的欢心”，成为“‘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在鲁迅看来，“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其使命在于“将旧魂灵略加湔洗”。只有保持一个知识者的有觉悟、能思索、有决断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引导平民大众，才能真正替他们办事。“
鲁迅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伦理法则：以卓越的个体目标去引导、改造众多的不觉悟者，使之能够在同一思想文化观念的高度来承担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历史重任，以便在‘群之大觉’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亦以立’的目标。”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认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坚持原则，不随顺迎合大多数，不做大众的帮闲，以个体的独立意志“最大程度地自由地形成和表达出他深刻的思想和感情。而他的强盛的个人主体性表达，十分独特的声音，必然地构成了与专制主义的对抗，恰恰传达出众多‘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的民众的意志，以致被视为‘民族魂’”。这是鲁迅在自身实践中所体现的“平民”与“英雄”的辩证哲学。它表明，鲁迅的平民意识不是停留于浅表的，而是源自现代理性深处。因此，究其实质，在意识上他超越于民众甚至超越于一般知识分子，但他的超越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之处在于他并不超然飘渺，而是仍旧植根于民族大地，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而又坚定的平民立场。
同时，在承认鲁迅是人，让鲁迅从神坛回到人间，回到平民中间的同时，应该坚持鲁迅作为思想界英雄的独特性，避免将鲁迅这样的精英俊杰凡俗化、平庸化。正如鲁迅认为对“官魂”、“匪魂”和“民魂”要从形貌和实质进行“鉴别”一样，对鲁迅的“平民”称谓，也应该进行本质的“鉴别”：是贵族与平民之分，还是英雄与平民之分？是立足于平民立场的“思想界英雄”，还是淹没于庸众之中的凡夫俗子？如果不从基本的概念界定入手，单是将鲁迅称之以“平民”来博得大众的接受，不但在学理上显得粗疏而不严谨，而且也是十分对不起鲁迅先生的。在任何时候，将其归属降低为一般层次的概念来认识，都是一种十分可笑的错位。显然，对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进行“人”与“神”、“英雄”与“平民”关系的准确定位和科学评价，将有助于鲁迅遗产在中国从“泛政治化”走向“世俗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作为东方人的心灵史和精神传统在价值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在这方面，陈漱渝的观点给人以深刻启发。2002年，陈漱渝在“广州讲坛”所作的关于“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的报告，对鲁迅作为历史伟人的独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陈漱渝将鲁迅评价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里，肯定“重申鲁迅是人不是神，更具有不可抹杀的时代意义——标志着‘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同时更为清醒地指出：“鲁迅固然有作为人的普遍性，但他是伟人、巨人。我们今天之所以缅怀他，谈论他，研究他的作品，弘扬他的精神，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人的共性，……恰恰因为他具有人的特殊性，独异性。他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他是中国十三亿人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作者从“立场的平民性”、“思想的否定性”、“人格的斗争性”、“文风的论战性”、“业绩的非凡性”等五个方面系统全面地论述了鲁迅的“英雄”特征，构成了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其一，“立场的平民性”是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逻辑起点。因为“鲁迅是中国民众的代言人”。他是平民思想家，他对是非的判断、对事物的取舍，都以民众作为思考尺度。“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为下层民众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光辉旗帜，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其二，“思想的否定性”是在“立场的平民性”逻辑起点上的自然生发。
因为就鲁迅生活和创作的年代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点而言，中国人民求人权、求生存和求解放的根本点是破毁“吃人”的旧文明，重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以其摧枯拉朽的批判力量，向着吃人的旧文明发起猛烈的攻击，并力图在否定和破坏中实现革故鼎新的宏图大愿。
其三，“人格的斗争性”意味着改造国民受长期封建专制文化造成的奴性人格的历史任务，实现“人各有己”、“群体大觉”的立人理想。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思想界战士，在承担并认识到完成历史使命的艰苦卓绝、任重道远特点时所应具备的人格力量。
其四，“文风的论战性”，是“人格的斗争性”在兼具文学艺术家与精神界战士双重身份的鲁迅文化实践活动中的自然体现。一方面，“论争是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风采的展示，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另一方面，要冲破中国无声社会的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需要有血与火的文字，反抗与呐喊的声音。这是时代的热切呼唤，也是除鲁迅主体气质特征之外，形成其杂文风格重要的时代因素。
其五，“业绩的非凡性”，是对鲁迅一生在思想文化战线，文学、美术、艺术、翻译、科普、教育等诸多领域精湛造诣的精要概括，也是对上述四个部分的自然收束。这些非凡的业绩表明，“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而且对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鲁迅文学活动从翻译外国作品开始，“这些译文不仅沟通了中国人民跟世界人民的心灵，而且以严谨的态度，直译的方法和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翻译取向为中国翻译界提供了楷模”。
陈漱渝正是从生命的短暂与成就的丰硕、文化实践的多面性与价值取向的仿效性、对民族的启蒙与人类共同影响等方面，揭示了鲁迅的“非凡性”，并由此得出结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集文化精神、人格理想和思想艺术原创性于一身，“蕴含了这一时期全部创作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智慧，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顶尖级大师’”。“他的作品具有经典性，人格具有楷模性。他的思想是一座经得起长期开发的宝藏，尤其是现当代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通过层层深入的逻辑论证，不仅透辟地证明了鲁迅作为历史主体的英雄本质，并且回答了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鲁迅这样的英雄人物；鲁迅这样的英雄人物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此外，还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平民”与“英雄”这组看来几乎完全对立的概念，在鲁迅这样一个文化伟人的气质和行为上统一并存的罕见现象及历史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