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里，我们重点探讨了鲁迅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性存在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困扰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
特别对新世纪初期以来，呈间歇性反复出现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风波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反思。在语文教育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意识形态化”如何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作为意识形态符号化的鲁迅对大众传播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鲁迅经典的大众传播通道阻塞的原因何在？同时，我们就“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滥用与认识简单化等问题，在学理层面进行了比较细致审慎的梳理和鉴定。我们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由鲁迅生活的历史年代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所决定，他总是同中国革命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决定了其文学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就是常态的、真实的。我们通过文学的基本属性，鲁迅的文艺观与文学创作实践等方面的考察，论证了鲁迅文学是批判意识与审美情致的艺术结晶。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与革命领袖的权威力量，使鲁迅传播上升到民族接受的高度，这不仅扩大了鲁迅本人的影响，而且也极为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但由于过多的国家意识形态负荷，造成了鲁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困难，鲁迅研究本身也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学术地位。灾难性岁月留下的“创伤性”记忆，是使青少年读者对鲁迅产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政治一元化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并抑制了鲁迅的人学思想与艺术魅力。随着历史转型和经济体制更迭，单一的政治社会学阐释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泛政治化”解释与世俗化生活期待的悬隔；一元化阐释成规与多元化价值诉求的疏离；神圣化英雄与平民化读者对话亲和力的缺失。此外，鲁迅经典大众传播与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无关系。一是与我国文学教育学科发展的落后水平有关；二是文艺理论界与语文教育界两个学科间的疏离，使得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转换和应用；三是长期以来语文课程的工具属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内涵的过多负载。诸如此类，都对鲁迅经典大众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回到鲁迅，回到文学，回到教育本原，也即回到“人”的立场，是实现鲁迅大众传播的有效途径。
第一节 “文学本体论”视阈中的文学属人性
从感性层面而言，人之于文学，如同血液之于躯体，根须之于绿叶。没有人，文学就失去了反映的对象和存在的意义，文学无以成为文学。从理性层面而论，“文学与人”的话题属于本体论范畴。所谓“本体论”，“是基于人希望给其生存确定一个牢固的基础的需要和努力的一种知识形态。本体论虽有形而上学、超验的一面，但它同样也有超形而上学、对现实人生的眷注和关切的一面，因而它具有给予人生价值以最后的根据与保障的作用。从本体论最早的发源古希腊的本体论思想中就可以看到本体论的这个特征。这是本体论所固有的生存价值含蕴”。由此推论，本体论不仅是有关世界本源的问题，而且它也是有关人的生存的重大问题。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看到“人”在全部哲学基础上的演化和认识过程。自费尔巴哈首次将人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观点，可以视作“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向人本主义哲学的转移”的逻辑起点，此后，19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先后出现了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等，但这些学说都侧重于从本能、生理、非理性和个体主义的层面来阐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将人置于社会、实践、历史的范畴中进行科学阐述，形成了人学本体论。即社会的本质是人；人的实践就是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文学创作作为人的一种感性的生命活动，属于精神生产的劳动。它是“专门为满足人的奢侈需要的艺术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满足的是人的审美的需要，遵循的是人的自由的规律，凭借它，人可以自由地表现以及直观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只有在艺术生产劳动中，人的自由本质力量才能真正地得到对象化”。因此，“真正的人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自由的生命的创造和表现，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具有这种真正人学意义上的劳动”。由此得出结论，“只有艺术、审美才是真正的人学意义上的劳动，是真正的人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的自由化”。显然，“把艺术和审美放置在人的生命活动的整个结构系统中来体认的这种观念，把艺术、审美和人的本质的实现密切地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艺术、审美活动以更丰富的人学本体论意义”。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首先表现在“文学的本体的属人性上”。具体而言，则是文学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人是文学的尺度，人不仅是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的最终依据，而且，人也是文学存在的最终依据。”所谓“文学属人性”，主要是指文学的人性因素。文学的“属人性”表明文学与人学在整个哲学系统中的交叉关系，也表明文学的特殊表现对象只能是“人”，它规定了文学家对其表现对象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并由此决定了文学对人类生活与人本身的价值所在。中外文学家的创作实践本身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理论，“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对中国而言，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法伦理思想的浸淫，人为争得在文学中的一席地位经历了更为艰难沉滞的精神历程。
由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期那段特殊的历史，“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传入到认同的历史坎坷曲折。“文学是人学”命题在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再度确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国新时期文学振兴重要的历史条件。文艺界通过对“文革”非人道的惨烈现实的感性揭露，对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预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理性反思，对“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等理论问题的争鸣，表明文艺批评理论界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回归和深化。将文学置于哲学“本体”范畴进行学理沉思，可以使文学理论诸多重大问题得到深层次的认识和阐发，从本质上对文学观念进行调整与变革，进而促进文学艺术更加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文学的创作生发于作家的人生根基
文学如何发生？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不断深化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摹仿说”。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他在书的第四章里又谈道：“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通过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表明两点：其一，文学创作是作家对外部世界的“摹仿”，作家与被描写的对象是主体对客体的冷静观照的关系；其二，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获得知识。这种观点的历史影响可谓久远。“近代认识论由于把主客体完全看作是二分对立的，把主体看做是一个处在与客体关系之外的先在的、预设的主体，它与客体是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以致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近代文艺创作论，也把世界看做只是一个外在于作家的对象，认为在创作中，作家的全部工作只不过通过自己冷静的观察和研究把客观现实加以真实再现，认为只有‘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才享有永恒的光荣’。这就等于认为作家所描写的客观世界是自然地存在那里的，与人自身的生存活动完全无关，作家只不过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生活的参与者。”在当代学者看来，这种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分割开来，“把文艺本体论完全排除在文艺创作研究视野之外”的做法，是近代认识论文艺理论的最大的缺陷。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创作方法都存在着“主客二分”的哲学理念。随着人们对世界与人关系思考的深化，逐渐认识到主客体关系是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的，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就是：“文学作品不完全像传统认识论文艺观理解的那样，只是对一个外在于作家的客观世界的再现，它总是从作家的人生的根基上生发出来的，与作家的生存活动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不论作品中描写的是什么，从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作家人生经历、人生体验的升华和结晶。”古今中外文艺家的论述说明：“作家的人生实践、生存活动对于文艺作品来说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文品与人品、文艺与人生总是互相阐释的。”文艺本体论观点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发。它在一个方面表明，文学创作与人的生存以及作家的人格密切相关，是人的存在在语言符号上的感性显现。另一个方面也表明，“要真正深入理解文艺作品，也只有联系作家的生存活动、他的整个人格才可能，仅仅从认识论、创作论的角度是很难对文艺作品达到真正充分而深入的理解的”。文艺本体论意义体现在作家创作与读者欣赏两方面，表明文艺活动的整个过程都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
二、文学家对表现对象采取人道主义态度
以“文学的创作生发于作家的人生根基”理论为逻辑前提，可以由此推论文学家对其表现对象——“人”及其生存世界所持的基本态度。由于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最充分地表现着文学家的生命意志和人生态度，因此，他必然在创作中表现出自身对描写对象的情感态度。真正体现着审美特征的文学创作活动，必然是一种人学意义上的自由劳动。钱谷融和朱光潜在“人道主义”的范畴对此作了深刻论述。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性和精神生活。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的‘本位主义’，这就好似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的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位主义’显然有它积极的社会功用，人自觉到自己的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无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从人道主义尊重人，善待人，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基本精神出发，就意味着作家对人的表现必然体现为“用一种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也即必然对表现对象采取人道的态度。而作家所关注的也必然是人的生存状态，所探究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在各自民族文化传统中所产生的个体的精神特性，最终达到“使人成为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以提升人类整体文明素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