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GDP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西方社会衡量我国现代化的主要标准。要提高国民经济水准，除了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因为人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由人的介入以及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GDP就由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而转变为包含着政治、文化等内容的综合指标。GDP的提高和竞争最后总会落实到各民族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竞争。“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除了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之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盖科学发展，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在鲁迅看来，科技是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但科技的发明和推动，离不开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这里，鲁迅将人的素质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明晰。因此，在提倡洋务运动，以科学实业救国，尝试维新，改革国家体制，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等诸多策略中，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注重对人的改造的重要认识和启蒙思路，深为鲁迅所认同。将人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认识，并着重把人的自身素质提高视作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来源，是鲁迅现代文化观的重要内涵。由于经济发展与人的密切关系，因此，人的解放是民族发展的唯一出路。鲁迅一生对此坚信不疑，将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传统在成为历史积淀的同时，也会成为一种惰性习惯和保守因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鲁迅借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鞠斯塔福·勒朋的话，将“过去”概括为“死鬼的牵制”。它通过对人的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制约民族的发展。老大自居，故步自封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改造国民性，鲁迅选择从文化传统入手，这其中体现着鲁迅现代文化观的内在逻辑。
（二）“革新”与“保古”：文化发展辩证法
在时代转型与世界文化大潮的冲击中，一个民族既要葆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又要融入人类文化大潮，就必须对本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并做出与之相应的改革与创新。即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所谓批判，其实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思想、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因此批判所引申出来的丰富内涵和积极意义，便远远地大于批判本身。实际上不管你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百度知道）批判的目标主要指向那些已经僵化了的文化组织机能。它们包括陈旧的价值体系、心理定势、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传统惯性。批判的目的是使人从凝固的系统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前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惯性势力的否定与冲击无疑是迅猛有力的。遗憾的是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对滋生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土壤的根本震动所带来的失落与痛苦；是对民族文化传统中腐朽的伦理观念被破毁的某种温情与哀挽，而看不到民族文化机体通过更新血液所带来的生命活力。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滋生此种情绪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者指责“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中断了民族文化命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观点的根本也在这里。在现代历史主义论者看来，“现代性就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一样，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而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他对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僵化因素的深刻批判上，而并非主要表现在新思想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方面。但鲁迅立论的辩证法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此，他的文化发展观包含着批判与建设、否定与转化的辩证关系。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经由历朝历代不同时期文化的衍变、交融、积淀而成。传统文化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曾经在自己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并逐渐在后人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传统。既然文化产生于时间之中，它必然也相应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异。随着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的失去和新的语境的出现，它们中的一部分由于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逐渐成为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只有与时俱进，适时新变的那部分，才会被后人保存下来，融入新的生活。因此，对民族传统文化而言，革故鼎新就十分必要。因为，“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的文化是凝固的文化，僵死的文化。不创新，文化难以延续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关系上，鲁迅始终坚持破旧立新的文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之古老，如人的组织已经僵化了的机体，失去了固有的新生活力。其陈腐如脓疮未破，不割不愈。他担心，倘不彻底改革，命运便不长久。而“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他认为，要革新首先要有对现实不满足的生存态度。因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指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以19世纪末英法帝国主义以考古为名掠夺我国敦煌大批文物的惨痛事实证明“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为“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古迹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可陈”。“保古”的结果不仅古物难保，而且还引狼入室，因为失去了强大的国力导致主权和安全无所保障。真正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不自满而永远向上，只有帝国主义列强希望中国“保古”。因为他们“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鉴赏”。而当他们赞赏中国古文明的时候，“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在这些表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鲁迅清醒的理性意识与强烈的民族自尊。
革新民族传统，除了要有不满向上的精神之外，还须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冷静的审视和反思。所谓“前车辙，后车诫”。“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激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相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我们查账的用处就在此。”得出的结论则是：“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然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但积存的问题也多。因此，鲁迅认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感叹：“‘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鲁迅既有对旧文化痼疾的敏锐发现、冷静审视以及毫不留情的大胆批判和果敢扬弃，但也非常注意吸收、继承和保护古文化中的精华，坚持在继承批判中大胆创新。他在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的“后记”中写道：“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对卢氏的观点表示理解，以为“他之所以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在鲁迅看来，现代人是介于过去与未来的“中间物”，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因此，应该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但是，对传统不光需要继承，“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因为在通往未来的路途上并不是平坦开阔的，只有扫清前行道上的障碍物才能畅行无阻。择取什么，扬弃什么，全然以有利于新的未来的发展需要为衡量标准。在鲁迅看来，“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只破不立，那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只保存不创新，那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两者都会导致民族文化的消亡。以此为依据，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吸取古希腊文明与当时的“复古”作了甄别与比较，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
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由于鲁迅这一代启蒙者都是“跨越唐宋，上溯先秦”的中国古文化的饱学者，血脉里浸透着民族的文明教养，对传统文化既有彻骨之痛的体验，又不乏对东方文明渊深内涵与久远历史的深刻认知。所以，一方面认为“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对束缚中国人的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方面，由于高深的造诣和修养，使他对古文化有着精到的鉴别和研究。在他那里，因“洞知弊病而菲薄之”与为“留其精粹”而赞赏之二者并行不悖。
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当年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三人在日本亲聆章太炎先生讲授国学整理的听课笔记。这清晰地表明“五四”运动前鲁迅对传统文化持有的学术态度。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佛教思想、金石拓片、辑校古籍等都有审慎考证和独到研究，并撰有相关专著。这些文字在奠定文化学者鲁迅形象的同时，真实地记载了他整理国故的践行印痕，在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为批判和革新旧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文化批评家在谈到“鲁迅的选择”时认为，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密切相连的同一个话题。“鲁迅的创作尽管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大作记品，但它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整体的经典人格模式。同时，这‘人格模式’隐藏在他整个一生的‘创作片段’和行为中。”在这里，“创作片段”是指鲁迅的创作太零星驳杂。“经典人格模式”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中国旧文化始终不渝的批判和革新的实践中。“他太了解中国文化了。他在中国文化中读出了历史的圈套，发现了人的价值只剩下‘哀悼的价值’。
……他不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而是去承担文化批判的抉择，真有点‘一人不渡，誓不为佛’的心肠和气派。佛陀认为，神通的大小倒在其次，首先得发菩提之心。鲁迅所发的愿，就有菩提之心的意味。他终其一生都抱着誓与旧时代、旧文化同归于尽的大勇气，为我们后人扫清路障、铺路搭桥。
批判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以至于不能全力地投入文学创作……尽管鲁迅在艺术上还没有取得无上的‘佛果’，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他无疑是一位‘狮子一吼，百兽脑裂’的大金刚。”显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鲁迅一生的成就与贡献存在着认同差异，但在将鲁迅视作为一个世界文化新潮中的思想者，他希冀通过对旧文化、旧文明的批判达到新文化、新文明的建设，并努力使民族文化融入人类文化整体格局而不懈追求的评价上达成了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