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价值重建中鲁迅经典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意义
一、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与人的内部世界建设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信息全球化是21世纪的三大特征，其中市场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是加速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搭建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公平竞争为标志的发展平台，并将财富和物质享乐的诱惑摆在人们眼前，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市场经济带来的意义显然是复杂多元的：它在解放人被束缚的主动性和创造活力的同时，也刺激着人性中的原欲；它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使人类沦陷于对物质无穷占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感到一筹莫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之带来的文化危机触目惊心，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人无法回避。“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局部的领域，“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布热津斯基从“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宗教的哲学的视角来回顾与展望未来世界的形势”。他把经历过战争和灾难的20世纪概括为“大死亡”世纪，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并不抱乐观态度：“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作为美国的学者，他从维护本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利益出发，认为这个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发达国家，首先面临着“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为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他列举了20个包含着经济、社会和哲学三大类互相重合的问题，其中涉及道德的主要问题有：公民意识下降；社会上绝望情绪滋生；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精神空虚感日益弥漫等。布热津斯基断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由此推论：“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就要掀起一次新的历史浪潮，使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根本改变，才会革除积弊。实际上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自我重新审视和哲学的重新估价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着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政治观。”
与西方相比，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老的东方民族，在21世纪显然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和不适应问题。人们习以为常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现代”了，甚至还来不及“现代”就已经迅速被“后现代”了。与成人相比，世界观尚未塑形的青少年受到的威胁更为严重。价值观混乱迷失，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物质发展并不给人带来想象中的幸福，而人的精神困惑甚至堕落却已经让人不情愿地、清楚地看到了它对人自身发展带来的恶果。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如一台计算机的健康运行需要经常杀毒一样，人的病态的内部世界也需要清创和治疗，人类社会亟待建立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借以遏止和矫正在全球文化危机中被日益扭曲变形的精神面貌。
在对待时间问题上，我们往往容易陷入断裂的误区，似乎21世纪与20世纪是截然有别互不相连的两个时代，而看不到它们只是时间的先后延续而已。人的生活、人的存在意义是伴随着战争和苦难而来的20世纪的中心问题，也是延宕至21世纪仍需思考的问题。20世纪初期，鲁迅针对当时出现的种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从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本民族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物质与精神、民主与个人等人类重大道德问题进行过严肃的思考。鲁迅对人的存在意义始终不懈的探索精神，以及以不屈的姿态反抗绝望的生命实践，鲁迅经典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崇高悲凉的现代美学品格，是21世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一）多元文化语境中“新生代”的精神状态
有学者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的世俗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在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处在现代化过程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意味着必将逐渐呈现出世俗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从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说，世俗化或‘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的重要结果有两个，一是行为动机的物质化，二是终极价值的多样化。”人们在刺激消费、肯定财富的主导倾向驱动下，追逐利益，纵情享乐。
庸俗的日常生活盛宴和粗鄙的大众文化娱乐取代了神圣的终极关怀和浪漫的理想追求，中国文化的“此岸性”传统又潜在地阻碍着人对自我的内在超越。一个严酷而富有喜剧性的事实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犹如一只魔爪掏空了人藉以支撑自我的心灵世界。完善和充实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90后新生代”处在当前各种价值观念新旧裂变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除受到本土世俗文化的侵蚀，还经受着来自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广泛流行的电子媒介、网络文化、流行音乐、博客空间等都是其主要的传播渠道。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去神圣化”倾向，“嬉皮士”做派等，具有浓厚的时尚色彩，极易为心智尚未成熟的“90后新生代”所接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观察到后现代文化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他们摒弃庄严崇高，盲从戏谑调侃；是非标准不明，善恶判断失衡。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刺激消费、追求享乐的社会价值导向，无形中消解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传统价值观。由于在年龄、生活经历和兴趣等方面相近，他们自然成为“80后”作家群的热情“粉丝”。但“80后”的作品大都格局狭窄，内容单薄，无病呻吟，表现出浓厚的“小资”情调，“90后新生代”普遍出现的脆弱胆怯的情感特征，与此不无关系。流行歌曲、网络小说等大众通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趣味，平庸化、世俗化是其基本特征。这一代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不明，精神迷茫，意志消退，回避苦难，责任心不强，使命感淡化，“无聊”、“无所谓”是“90后新生代”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的一个形象概括。
“90后”新生代的精神危机是21世纪全球化文化危机的一种时代折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这种巨变要求人类反思现有的文化危机，根本改变过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铸造新的精神世界，建造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财富聚敛的、可持续的文明”。人类世界的大变局赋予文学建构人类精神的重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格外突出。显然，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鲁迅文学经典，在这方面蕴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资源。
（二）应试教育挤压下人的工具性沉沦
由于人口众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就业困难等原因，中国的高考竞争愈演愈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应试教育屡禁不止。对“90后新生代”而言，应试教育隐含的“非人性化”因素作为一种日常化存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应试教育的“非人性化”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是标准化试题。这是一种引自西方科学理性的评价方式，不说它与文学的审美规律相悖，单是从答题的过程来看，将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完全压缩在一个看似科学的唯一答案上，答题从思维分析和创造过程变相为猜测和应用答题方法的机械行为。
二是学习重结果轻过程，分数成为学习评价的唯一标准，人成了分数的奴隶。学习已经不是一种人之内心需求，而是一种外在强加的压力。久而久之，人对于学习的厌倦感油然而生。高强度的学习和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使得学生个性萎缩，精神贫乏，急功近利。远大的人生抱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正在离他们远去。
三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孤独感加深。由于以分数排名，并以此评价人的成功与否，工具理性代替了应有的价值理性，导致人格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因为竞争日趋冷漠和紧张。人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或削弱，群体的荣誉感和凝聚力逐渐消解。
涂饰着浓厚功利色彩的应试教育，对人的个性养成、创造力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带来的诸多弊端已经非常明显。青年人应有的激情与朝气消逝，诗意与梦幻被放逐。生活味同嚼蜡，少年老成，想象力衰退。这些无论是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实力，还是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致命的危害。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的人与非社会的人的本质区别时，提出了“人的享受的感觉”一说。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
马克思在这里显然阐述了这样三层意思：首先，社会的人的感觉性有别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性，在于这些感觉带有人的本质特性；其次，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丰富的主体感觉，使人能够享受到美好的生活；再次，人反过来从自身拥有的这些感觉性中确证自身社会的人的本质属性。由此推论，只有感性和理性得到平衡和谐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全面的人，否则就是单向的片面的畸形的人。“因为人的感性能力，尤其是全面的感性能力的培养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健康、全面、良好的感性能力，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健康、全面的人，也就不可能达成全面自由的本质。”现代工业文明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变成了附属于机器的零件，压缩了人性的丰富内涵，把人变成了纯粹的技术工具。理性主义对人挤压的结果，使人感觉不到自然和人生的美好。天籁之声，四时之景，日出和日落的壮观，音乐和绘画的美妙，人对世界的改造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量，都不再为人自身领略到。人因功利而被异化，产生残缺化、片面化、贫弱化，这样就完全破坏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有可能沦为可怕的“单面人”，沦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技术性和功利性的动物，此种可怕的结果令人自身为之震颤。
（三）鲁迅早期论述对当下的深刻启示
鲁迅经典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价值。鲁迅在年轻时代就关注人类历史大转型时刻的精神建设问题，从“人的现代化”目标出发，鲁迅特别注重人的“内曜”建设，并根据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分别对宗教、艺术（美育）和伦理等社会科学的独特功能进行过认真的考察。
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是他有关人的精神世界建设的重要文献。
在这篇论文里，他论述了民主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在谈到物质文明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时，他以19世纪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与结果为例展开论述。从唯物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作为人类生存之必备，就好比根本之于树叶，理应受到人类自身的关注。但是，如果只关注物质文明发展而忽视其他，那必将带来人类精神文明毁灭的恶果，这是应该引起人类自身重视的问题。“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鲁迅以19世纪欧洲为例说明问题：“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经济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