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汉代就是一个漆器时代，以其应有尽有的品类、精美华丽的装饰、轻巧精致的造型著称于世，漆器工艺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大量制造各种实用与观赏品，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工艺之精、生产地域之广、规模之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司马迁《史记》记载，全国各地市场上，都有“木器髹者千枚”，“漆于斗”，漆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使用相当普遍性。因此，汉代漆器在我国古代漆器史上写下了光彩熠熠的篇章，延续几百年不衰，将漆工艺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具有划时代意义。
那时人们对漆器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铜器，漆器才是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期1斤黄金值钱逾万，而一年中仅皇宫使用的高档金银饰漆器所耗费的黄金就高达上千斤。汉代桓宽《盐铁论》中的《散不足篇》记载有：“今富足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一文杯得铜杯十”等有关漆器的言论，从中既可以看出当时的贵族大量使用漆器，亦可得知当日漆器之贵重，几乎成为财富的象征。除官工外，汉代的民间漆工经营也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民谚也有：“家有百株桐，一世永无穷”，可见当时漆器价值不菲，是财富的象征。
由于漆器是当时一种重要的商品，从事漆器制作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许多人都加入漆器行业。东汉崔寔《政论》中记载：“农夫掇耒而雕镂”，《扬雄集校注》中也有成都一地就有“雕镂扣器，百伎千工”的记载。由于漆器生产的空前繁荣，当时出现了不少带漆字的地名，如“漆园”、“漆里”、“漆县”、“漆亭”等。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记载，汉代甚至有了漆行业的神灵崇拜——漆王。漆王的出现，正如王世襄先生在《中国古代漆工杂述》中所说“是西汉漆器工业高度发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盐铁论》说，汉代漆器乃“养生送终之具也”。人们不仅生前大量使用漆器，赞美漆器，而且死后还要用大量漆器殉葬。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数以万计的汉墓，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甘肃、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汉墓中都出土了众多的漆器。如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墓出土随葬品2000多件，其中漆器占去了1500多件；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出土漆器700多件，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漆器700多件，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漆器500多件，安徽巢湖放王岗西汉墓出土漆器300多件，湖北江陵高台28号西汉墓出土各类器物250件，其中漆器占230件。其它西汉墓随葬品的情况，大都类此，都是以漆器为主要随葬品。另外，还在朝鲜、蒙古等地也发现了汉代漆器，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漆器生产的繁荣景象。这些出土的漆器虽地下深埋2000多年，依然闪烁着神迷目眩的色彩，许多都保存完整，为研究汉代漆器工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尤其是在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大批漆器，琳琅满目，制作精美，光泽鉴人完好如新，漆纱帽和盛它的色彩灿烂、庄重华丽的漆奁，“镶金嵌银”的漆器，小到日用器皿，大到成套漆礼器，都让人赞叹不已，在汉代漆器中最具代表性。
一、汉代漆器造型多样
汉代漆器的造型，在继承楚秦漆器的器皿造型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多样，品种有家具（床、案、几、枕、箱）、日用器（鼎、壶、钫、樽、盂、卮、杯、盘、勺、碗、豆、虎子）、陈设品（屏风、木雕）、化妆用具（奁、盒）、兵器（马甲、剑鞘）、乐器（琴、笙、笛）及陪葬明器（人俑、棺木）等。从中可以看出，漆器礼器的制作已大量减少了，弱化了它的政治色彩和迷信色彩。
相比而言，汉代漆器更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由于较普遍地采用旋制与卷制技术，许多漆器的器皿造型更为规整；而且圆形、椭圆形等容积较大、省工省料较为实用的漆器更为常见。特别是出现了成套器皿，例如多子盒往往有九子、十一子之多，一个大盒能巧妙地容纳许多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小盒，既节省了空间，又非常实用。大小盒之间安排的放置容积恰如其分，图案纹样协调统一。汉代漆器对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制作法则与规律的掌握，已经日趋成熟，是实用和美观结合的工艺品典范。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湖南长沙出土的高57厘米的云纹漆锺和直径53.6厘米的云龙纹漆盘是当时大型且轻便漆器的代表，体现了漆工艺的技术进步。
二、汉代漆器精巧的工艺
西汉漆器制造朝着精工细作、富丽堂皇的方向发展，是在漆器制作技术提高、制造工艺中各道工序分工更加明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西汉时期漆器的胎骨与选材等方面，基本上与战国、秦代的情况相同，但也有一些变化，厚木胎明显地减少，薄木胎显著地增加。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在江陵、云梦、枝江、光化等地西汉墓出土的有些陶器，里表均涂漆，这种陶胎漆器数量的增多，反映了当时漆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铜胎漆器虽在战国已经出现，但远没有木胎漆器普及和流行。据记载，汉初，铜胎漆器有较大的发展。广西罗泊湾汉墓就出土有铜胎漆盆、彩绘铜胎漆壶等。但在西汉以后，就很少再有铜胎漆器出土了。
汉代漆器的彩绘工艺取得很大的进步。在前人基础上，人们已经能够调配出各种色彩作画。一种是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料，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大多数漆器的花纹都用此法绘描。还用柚油调颜料，绘描于已涂漆的器物上，不过因油脂年久老化，易于脱落。漆器上的漆画图案优美，色泽艳丽，花纹线条勾勒交错，构图疏密有致，将古老的漆绘艺术发挥到及致。这些漆器的创作思想超越时空，在艺术史上具有永恒的魅力。
在战国“针刻纹”的启发下，汉代出现锥画漆器。锥画也称为针刻，是在漆器器物上用锥加以镌刻，纹饰细若游丝。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的遣策上就记载有“堆画”技法，并出土了刻有锥画纹饰的漆奁、漆盒、漆卮等，特别是漆卮上刻的锥画云气纹及仙人、异兽等图案，线条纤细飘逸。到了西汉中期以后，锥画工艺已由原来纯粹的锥画图案发展到在锥画出的图案中填以金彩，发展成为戗金工艺，产生了类似青铜器上金银错花纹的效果。如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中出土的2件戗金漆卮，便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漆器戗金标本。
根据考古发现，汉代漆器的堆漆技法已露端倪。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采用堆漆工艺制作的漆屏、彩绘云气纹长形奁等。在髹漆时将漆液挤压形成凹凸的线条，再用颜色填充纹饰，从而达到立体装饰的效果。堆漆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漆器制作的技法与工艺。
盛行于唐代的金银平脱工艺其实起源于汉代漆器的嵌金银工艺，就是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形状，嵌贴于涂漆后的器胎上，再在金银片上加涂与底色相同的漆，使漆地与金银片平齐，干后磨去银片上的漆层，显露出花纹，使漆器更加的华美与富丽。代表作品有湖北光代五座坟出土的银扣彩绘漆奁和银扣金平脱奁、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银扣平脱奁盒，都是精彩绝伦的珍品。漆奁上的平脱图案，表现出车马、人物、狩猎、杂技等多种形象，姿态生动，标志着金银平脱技巧的成熟。
除了承继和发展前代的各种漆器外，汉代髹饰工艺最突出的进步是金银镶嵌技术的发展，饰以金银铜箍的漆器“扣器”——在西汉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漆器铭文中的“黄涂工”，就是造这类漆器的一个工种。扣器是将镀金或镀银的铜圈（也有纯金扣、纯银扣、纯铜扣的）镶嵌在漆器的口沿、边沿、转角及器峰等处，与整个漆器完美结合，浑然一体，既能加固防护漆器，又使漆器更显精致珍贵、华贵艳丽，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物和富家大户的奢侈品。正如《汉书·贡禹传》说的“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盐铁论·散不足篇》说的“富者银口黄耳，金罂玉钟；中者舒玉贮器，金错蜀杯”。西汉晚期霍贺墓出土的漆奁、连云港网疃庄汉墓出土的银扣等，是这一时期扣器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