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西汉的绚烂绽放后，漆器的发展进入一个萎缩阶段。由于做漆器的成本太大，西汉的《盐铁论》里说：“一杯棬用百人之力”，就是做一个漆杯子，要用百人之力，费时费力，一直是贵族使用的特殊商品，难以成为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品，这就影响了漆器的生存，阻碍了漆器的发展。而且东汉之后，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发展极不稳定，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速度，也直接制约了漆器艺术的发展。自两晋开始，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器具，而且价格低廉，对漆器的特殊地位冲击很大。中国有一句俗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漆器的发展也一样，必须另谋生路，不断地求新求变。于是，旧的工艺不断发展，新的工艺不断被创造。在漆器艺人的手中，漆艺开始了裂变之旅。
第一变是从工艺上，夹纻、平脱、雕刻、镶嵌，逐渐使漆器由生活用品向工艺品方向转变。唐代主要以高档昂贵的金银平脱和螺钿镶嵌为多，使漆器更加华丽、精美，显示漆器的美感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政治稳定，经济恢复达到了前朝的水平。在宋代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手工业在盛唐发展的基础上仍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漆器工艺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不仅官方设有漆器生产的专门管理机构，民间作坊也很普遍，反映出漆器工业民用化的特点。宋代漆器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一反唐代装饰纹样的丰满富丽，而以清新淡雅的面貌出现，更以式样翻新、色泽朴素大方见长。
第二变是从制作技法上，由动笔向动刀的转变，出现雕刻漆器。笔随意走的描绘漆器是在素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工艺，相对比较简单，梅兰竹菊、市井人物、山水野村，信手拈来，涂涂抹抹。但绘画一旦弃笔动刀，则需一定功力，否则一刀下去，稍有失误就前功尽弃。因而要求漆匠艺人具备极高的功力水准。细追古代藏品，在宋以前也不是没有动刀的，但均是浅尝辄止。如红漆戗金工艺，用锥用针等利器剔出图案，再在图案上戗上金粉，使器物图案金碧辉煌，甚为华美。
虽然说漆器制作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但其间也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的金银平脱工艺、宋代的雕漆工艺都得到高度发展。造型迥异优美的漆器甚至对同时期的名窑瓷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代贵族所使用的紫色高档瓷器、南宋如意云纹梅瓶等都带有漆器的身影。
第一节东汉漆器
东汉时期的漆器，与前代相比起来，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中数量较少。随着当时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官办手工业相应减少，而且当时性能较漆器更为优越的瓷器异军突起，漆器制造业的规模便日渐萎缩了。再加上葬俗的改变，自东汉开始盛行砖室墓，墓室环境也使漆器难以保存下来。
虽然东汉漆器发现较少，但分布范围仍然很广，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有为数不多的东汉漆器来推测一下东汉时期漆器工艺的发展情况。
在考古发掘中，唐山市滦南县新立庄村东汉晚期墓葬、湖南衡阳苗圃蒋家山东汉墓、山西榆社河洼村东汉墓、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东汉墓等都出土了精美的漆器，甚至在内蒙古满州里扎责语尔东汉鲜卑族墓、新疆罗布泊烽燧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等偏远地区也有所发现。具有代表性的漆画为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和河北定县中山王刘畅墓中出土的扣器，饰件上有非常精美的镂刻、嵌错纹饰。还有发现于乐浪郡（今属朝鲜平壤）东汉王盱墓的一件绘有西王母与龙虎漆盘。2004年，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汉墓群东汉墓葬中出土漆棺等漆器，虽然胎体已腐坏，但鲜艳颜色仍使人眼前一亮。
2010年山西榆社河洼村发现的东汉时期墓葬，出土了十分罕见的色彩鲜艳的陶胎漆器。仿漆器的陶胎漆器在四川、山东等地汉墓中已多有发现，为研究当时漆的成分及制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在东汉时，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漆器附件除金扣、银扣外，还有绿松石、玛瑙、珍珠等，而且在附件上刻镂或镶嵌出流云、鸟兽、花卉等精美的纹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漆器工艺由实用向工艺领域转变的迹象。
第二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漆器
三国两晋两北朝处于我国历史2个大的统一王朝——汉唐之间，这一分裂、战乱时期持续了约400多年。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艺术获得一次大发展。漆器艺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也不可避免地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曹魏时期的文献中记载了当时漆器的精美和贵重，种类和髹饰品种都很丰富。魏武帝曹操的《上杂物疏》中记有漆画韦枕、漆画油唾壶、纯银漆带镜、因镂漆匣、油漆华严器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油漆画与漆画作为两种器物特征的描述，是将油漆画与漆画相区别的第一次文字记载，表明当时对漆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髹漆工艺也不断丰富。
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三国两晋时期的漆器制作也极尽豪华奇巧。《通考器物略》中有晋武帝受禅时，乘坐用黄金及朱漆装饰的“金鹍车”的描述。《晋书·舆服志》及《南齐·舆服志》中提到皇帝及皇太后所乘车辆，均用色漆绘画上蟠螭、文虎、鸾凤、花鸟、华虫、金鸡、山林、云气、神仙、忠孝、四神等花纹。当时佛教盛行，使用夹纻漆器的制造方法，塑造“行像”。晋代著名雕塑家戴逵，就曾为招隐寺造夹纻佛像五尊。《汉魏六朝三百家集》记有“简文帝为人撰拟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安徽马鞍山三国东吴墓出土的一批漆器和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证实了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漆器工艺的卓越水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加，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入画，舞蹈、音乐、宴会、狩猎以及人物叙事等叙事性内容，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漆器上。
一、漆器新工艺的出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朝代更替频繁，以及青瓷的成熟和日臻完善，使得这时期漆器制造业开始走向衰微，其产量和生产规模远不及汉代发达。漆器的数量有所减少，无论传世或出土漆器极为罕见。但制作技术方面是向前发展的。漆器工艺较为突出的有犀皮漆、斑漆、绿沉漆和夹纻造像。
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三国时期吴国朱然墓出土了80余件漆器，尤其是一对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耳杯的发现，震惊世人。这对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耳杯，杯身长约9.6厘米，宽5.6厘米，高2.4厘米。两件均为皮质胎地，杯口呈椭圆形，平底，两耳边及口沿处镶嵌有铜扣，铜扣经过鎏金处理。器身犀皮漆的花纹由黑、红、黄三色漆组成，构思典雅，精美异常。
所谓犀皮漆器，在《髹饰录·犀皮》有记载：“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杨明注：“摩窳诸般，黑里红中黄底为原法。红面者黑为中，黄为底。黄面赤、黑互为中、为底。”可以看出犀皮漆器其表面光滑，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作行云流水之文，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皱，色泽灿烂。犀皮漆器最早始于何时呢，唐代有关于犀皮漆的记载，其实物为明代；而朱然墓犀皮漆耳杯的出土将犀皮漆工艺提早了近600年，对中国漆器工艺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斑漆是两晋南北朝漆饰的一种技法，古时用它作为车乘的装饰。此法因系用2种以上色漆，互相交错，呈现各种花纹，犹如动植物上面的斑纹而得名。《髹饰录·坤集·复饰》记载：“细斑地诸饰”。杨明注曰：“所列诸饰，皆宜细斑也，而其斑黑、绿、红、黄、紫、褐，而质色亦然，乃六色互用，又有二色，三色错杂者，又有质斑同色，以浅深分者”。这似与斑漆相仿。另外，用单色漆显出深浅不同斑纹，也有叫斑漆的。
这时兴起的绿沉漆是一种暗绿色漆，与战国汉代漆器皆用黑、朱为主色不同，色地深沉，好像器物沉入深水之中，其色深沉幽静，故名“绿沉”，用它作漆器的底色，一改旧貌，面目一新。相传三国曹操使用的漆器就是绿沉漆漆器。梁简文帝《书案铭》一文，形容一件沉绿漆案：“刻香镂采，纤银卷足。漆茶曜紫，画制舒绿。”南朝刘宋元嘉时期，广州刺史韦朗，曾作银涂屏风及绿沉漆屏风。据《笔经》记载，书法家王羲之就十分喜爱朋友赠送的镂管和绿沉漆竹管毛笔。唐大诗人杜甫的《游何将军山林诗》有“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之句。绿沉漆是色漆的新发展，可惜只存记载不见实物，有待于今后的新发现。
这一时期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还有夹纻漆器，也就是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先用木骨泥模塑造出底胎，在底胎外面粘贴几层麻布。布胎上髹漆并加彩绘，阴干之后除去底胎即成中空的脱胎漆器。脱胎漆器工艺的出现是我国漆器制造史上的一大成就，至今脱胎漆器仍受到举世的欢迎。脱胎漆器质地轻巧坚固，色泽鲜艳古朴。郭沫若赞美为“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
西晋以后到南北朝，由于佛教的盛行，出现利用夹纻工艺所造的大型佛像。相传印度有所谓“行像”的传统，“行像”就是于宗教庆典时迎请佛像，必须把佛像请出寺院，类似现在的绕境，印度现在依然保留这种仪式。由于以夹纻作像其质轻便，不像石刻太过沉重，利于携运。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行像的传统也开始流行。此时的漆工艺被用来为宗教信仰服务，夹纻胎漆器也因而发展。寺庙大佛，多用“夹贮”法塑造。首先竖立木柱支架，竹篦绷扎、细麻、稻草、泥土及漆灰糊封，涂上漆泥，塑出骨肉、糙漆、磨光、漆彩漆、贴金饰，开光点睛。完成后，把像内木架等重物酌量拆除，减轻重量，以供当年庙会出巡时需要。当时曾用脱胎方法塑造了丈八高的巨型塑像。后来，由于数次灭佛运动，很多佛像被损坏，“夹纻造像”也基本停止。
这一时期许多漆器上还镶嵌鎏金铜扣。如1977年南昌市东吴墓出土了镶铜扣漆奁，1979年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了镶铜扣漆奁、漆盘、漆碗、耳杯、黑漆木屐、漆槅。
二、漆器纹饰的丰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构图纹饰、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漆画用色也十分丰富，有朱红、红、黑红、金、浅灰、深灰、赭和黑等。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也大量增加。
从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画特征来看，以人物故事为画面的题材，有描写贵族生活的宫闱宴乐，有反映封建礼教道德的季札挂剑、百里奚会故妻和伯榆悲亲等。刻画也更为传神和写实，不但运用动作、衣纹来表现各种人物的身份和特证，而且尝试以面部表情表现特定环境下人物的感情。凡涉及到狩猎、宴乐、音乐、杂技、兵器、房屋、衣冠、山水、云树和鱼虾等也都有表现。构图新颖，图案精美，以盘为例，盘心绘人物故事，而周壁饰流畅生动的云气、鱼水图案，同时还出现了回曲连续的植物纹图案，构图颇似南北朝流行的忍冬纹。与汉代的艺术风格不同，其气韵生动、富于变化，线条有很强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不求呆板的对称，具有清秀、空疏的艺术特点，给人一种灵动隽雅的感觉。优美的造型、精致的图案、精湛的工艺，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漆器的认识。
北魏时期的漆器考古发现较少，能够代表当时的漆器艺术水平的是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漆屏风”和宁夏固原北魏墓中出土的“漆棺板”。最著名的是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彩绘人物故事漆屏，作为彩绘漆器，也是我国首批不允许出国展览的一级文物。在红色漆底上，用七八种颜色，画有人物故事图，大多取才于《列女传》中的故事。固原漆棺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像与孝子故事连环画，都表现了中原的道教思想与孝道的观念。从这两件漆器作品中可以了解汉民族文化与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共融的发展性，表现出漆艺术的多元性、开放性，把中原汉族的观念渗透到少数民族意识和信仰中。因为用漆作画要比在纸和帛上作画更为不容易，由此可见当时漆工的高超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