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6)
善良最具亲和力
长篇电视连续剧《婆婆》讲述了一个寡妇女人靠了单薄的身躯与顽强的毅力支撑起一个有老有小的贫困家庭的故事。这部作品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比较传统，既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剧情，却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认可，创下了较高的收视率。一部家长里短、朴实无华的作品能够产生如此好的社会反响，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认真看完这部22集的长篇电视剧，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来的一个字就是“善”，这是作品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作品倾心营造出来的这种“善”，是一种超乎于金钱、权力和世俗观念之上的尊老爱幼、勤劳善良、以德报怨、忍辱负重的人间真情，是一种对于纯真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讴歌与赞美，是一种对于崇高的人性、人格和人情的尊重与开掘，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肯定与张扬。
文艺要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创作中自然会经常性地碰到善恶问题。而善与恶的表现所涉及的是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的问题，又是一个长期在文艺界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论据，明确反对文艺的道德评价。从表面上看，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历史的进步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变革过程，必然会损害原有的社会制度、运行机制、操作规程和行为规范，站在现实既得利益受益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变革的过程是恶的，应当诅咒的；而站在革新派的立场上看问题，变革过程的这种“恶”却代表着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理应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因而，抛开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用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历史进步的过程显然是错误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文艺不是历史，更不是历史教科书，文艺作品作为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者，它是以情感的方式去把握生活的，不能也不可能回避具体行为的对错与善恶。在充分尊重历史规律，肯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对于历史人物包括代表历史进步倾向的人物行为，依然可以按照通常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判其品行的优劣和人格操守的好坏。其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有比经济、社会变革略微迟缓的滞后性和自身的相对稳定性；二是文艺面对的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它所表现的是个性的而不是共性的“这一个”，纯粹的抽象的历史评价必定会损伤人物的丰富性。所以，我们既可以赞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却可以由衷赞赏莎士比亚对金钱的无情嘲弄；我们可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强大的边防大唱赞歌，可以用最美丽的词汇赞颂万里长城，但文艺作品中永远都不会歌颂焚书坑儒，更不会赞美修筑长城过程中对贫苦百姓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劳役，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艺术存在，就离不开道德评价，这是被文艺创作的自身规律决定的。只不过，文艺的善恶评价是内化的历史评价，是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有机统一。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抽象的历史判断来简单否定艺术的情感把握，只要这种情感的把握和善恶的判断符合历史的本质、体现时代精神、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在艺术评判上，它就是美的。
《婆婆》中，赵大妈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精心照应年迈的婆婆、与之建立起母女般的婆媳关系，把三个年幼的儿子抚养长大、成家立业，几十年如一日无偿照顾丈夫战友庆林的病残妻子，含辛茹苦度过了大半生。面对着各种生活的变故与磨难，她总能以自己的善良与忍耐来承受人生的重负，用自己的坚韧与顽强去抗御命运的不公。按照当下的社会时尚，赵大妈这种不讲回报的付出既不符合商品交换的原则，也不具备现代人独立自由的个性，因而，她不仅不能得到尊崇，而且还要受到否定。然而，从客观实际上看问题，这个既是媳妇又是婆婆的赵大妈，身单力薄、年老色衰，丝毫没有荧屏上女主角常有的光彩四射的明星状，但从她“以善心待人”所透射出来的道德力量，以及十分内敛却极具张力的角色把握上所流露出来的艺术磁力，却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经久不去的心灵震撼。而这种心灵震撼的原动力，就源自于中华民族向善的本性，源自于传统美德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善的同样也是美的。
与此相关，《婆婆》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以善心待人”的伦理亲情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感染力。通常，我们评价一部文艺作品好坏优劣的尺度很多，至少包括思想深刻与否、艺术上有没有独创、观众爱不爱看之类。其实，最简单的判断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作品有无感人的力量。如果能够吸引读者、感染观众，让人们为之哭、为之笑、为之爱、为之恨，从而产生感同身受的艺术效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表明了创作的成功。因为只有把感人作为基础和前提，再辅之以思想深度、艺术造诣以及价值判断，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婆婆》的成功就在于它感人，在于它透过最为生活化的人物、故事与场景，让观众领略到母爱的博大和亲情的无价，领略到善良的亲和力和艺术的感召力。
赵大妈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混在人群中都分辨不出来的劳动妇女。丈夫去世后勇敢地挑起了赡养婆婆、抚育幼儿的家庭重担；困难的岁月里曾与倾心相助她们一家的方大叔相恋，由于儿子的反对，违心地把方大叔介绍给管大妈，使方大叔一气之下远走他乡。好不容易等到方大叔退休回家，大儿媳以丈夫升迁的名声考虑，二儿子出于夫妻间的恶意误解，百般阻挠两位老人的结合，她甚至压抑着满心的委屈，把希望寄于来世；为成全庆林媳妇作为英雄遗孀的面子，虽屡遭冷眼和蛮横指责，数十年如一日忍气吞声地悉心照料，把一个善意的谎言维持了四十多年；面对着出身高贵心高气傲的大儿媳超然以及其母亲，她不卑不亢，处处显示出宽容大度的长者风范，即便是在儿子媳妇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刻，她仍不计前嫌，一而再地为住进传染病院的儿媳送饭；而对另一个出身卑微且自暴自弃的二媳妇淑芬，她也一视同仁，时时给予善意的规劝与诚意的关照，淑芬因犯法走进大牢，仍然得到婆婆慈母般的关爱；对于长子大强，她既有工作上的支持与理解，也有情感危机时的严厉训斥；对于二强的不争气特别是车祸后的颓废，她爱恨交加，晓以为人须自强的道理；对于三强夫妇经营理念上的分歧，她息事宁人，把儿子不爱做事的工友揽在身边……虽然儿子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母亲永远都是他们遭遇生活波浪时躲避风雨的港湾。
母亲是个弱者，家里所有的生活挫折与磨难，她都默默忍受，独自担当，她永远是那样不动声色地用懿言善行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影响并感化着周围的人。但母亲更是一个强者！她是子女为人处世的主心骨，是家庭和睦的粘结剂。在她的面前：张狂者会收敛，懦弱者受安慰，襟怀坦荡者引为同道，狭隘自私者无地自容。赵大妈的勤劳、和善、包容和慈爱，来自她博大的胸怀、无私的母爱和坚韧不拔的责任心。赵大妈用善良与爱心赢得了周围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也感动着她的婆婆和她的儿子媳妇们，使他们冲破世俗观念束缚、心悦诚服地为她找回晚年的幸福；更感动着荧屏前的观众为之掬一把崇敬的泪水。这种不动声色的情感感召力量，就是剧作最为宝贵的艺术魅力。
在赵大妈这一独特艺术形象成功塑造的同时，奶奶和管大妈的表演也比较地自然舒展、张弛有致，人物形象也较为血肉丰满。相比较，赵家子女们的戏特别是亲家谭氏夫妻的戏则略显单薄，缺乏深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开掘。但瑕不掩玉，《婆婆》作为一部清新流畅、质朴敦厚的亲情剧，在当下人际关系中充满浓厚商业气息的情况下，无疑实现了一次透过艺术向传统道德理念的成功复归。它的成功，既生动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生命力，也是现实社会对向善之心的真情呼唤。尽管在强有力的金钱和享乐面前，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是脆弱的，但是，只要人们还怀有一颗向善之心，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力量终究会对时弊的匡正，发挥出自己特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婆婆》的成功，让我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期待。
让人物命运演绎历史
长篇电视剧《大秦帝国》是一部气势恢弘且颇具震撼力的严肃的历史正剧。
首先，作品选取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秦魏两国实力此消彼长、强弱逆转的历史事实，以秦孝公和商鞅君臣合力在秦国掀起的一场变革风暴为叙事主线，真实而又生动地再现了战国中后期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的历史情景，并以弱秦走向强大的形象再现，展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波澜壮阔的变革历程。把一段充满了腥风血雨的扑朔迷离的历史，演绎成一部充满激情的艺术画卷。公元前362年，秦国献公既甍，孝公即位，面对以强大魏国为首的列国分秦的阴谋，弱小的秦国濒临绝境。睿智的孝公力排众议，一纸《求贤令》引来众多治国之才。卫鞅入秦，以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桑、奖军功，整顿社会风俗、禁私斗、编户籍、强刑罚，取消世卿世禄制、改以军功授爵制，实行统一度量衡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作品以质朴、鲜活而又灵动的镜头语言，形象而又细腻地展示了变法的艰难曲折过程。从卫鞅三试赢渠梁到君臣昼夜密谈敲定变法蓝图，从“徙木立信”到诸法实施，从争水私斗到太子杀人，从秘密操练新军到河西之战的完胜……一波三折，环环相扣，把一个变法的艰辛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经过二十多年的变法，秦国内修国力，外御列强，削弱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广土地私有，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组建新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富国强兵的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发展成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作品没有让历史陷入冗长干瘪的事件陈述之中，而是以人物命运发展轨迹入手，把众多历史人物的欲望、理念、性格生成和人生追求全部融入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去，把人物作为活动着的历史主体，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沉浮来揭示历史的具体进程，变沉睡的史料为鲜活生动的故事。特别是侯勇、王志飞、孙飞虎、许还山、吕中、李立群等演员们可圈可点的表演，以及他们精心塑造的众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更成为作品最大的亮点。像心有主见、开明大义的老太后，老谋深算、阴险沉稳的甘龙，贵族反对派马前卒杜挚，狂妄自大的魏惠王，谋略兼备却心胸狭窄的庞涓，英勇善战、忠心耿耿的子岸和车英，激进刚烈、私仇至上的公子虔，暗藏玄机、心机似海的赢驷，内心软弱且也忠心谋国的景监，聪明伶俐、一往情深的白雪和荧玉；更有知人善任、襟怀坦荡、雄才大略的英明国君赢渠梁和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坚忍不拔的变革大师商鞅，他们共同组成了《大秦帝国》人物画廊中耀眼夺目的风景线。特别是把赢渠梁和商鞅君臣之间理念之一致、情感之相通、配合之默契，表现得恰到好处，成就出一番千古佳话。作品也没有回避商鞅实行严刑峻法和高压政策存在的弊端，甚至可以说贵族集团利益和苛政直接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但编导在处理上却能走出既往史学窠臼，让商鞅在世袭贵族栽赃陷害和公子虔公报私仇的合击中，为了维系变法的千秋大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自我以护法的慷慨赴死之路，使人物思想境界达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人物性格保持了逻辑性统一。这是十分可贵的。正如毛泽东青年时期所评论的那样：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再次，真实可信的情景再现，为《大秦帝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外部基础。尽管作品也还存在着赋予古人过多的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导致某些情节和人物设置略显夸张与失当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而言，编导在剧作启承转合、辗转腾挪的每一个环节上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既尊重历史真实，又有合理的虚构，力求达到真实性与观赏性的统一；演员阵容强大整齐，虽大腕云集，但每人表演均沉静从容，毫不匆忙，人物把握准确到位；对话语言文白相间，既古朴自然又简洁生动，既充满智慧又富有哲理，第一次让历史剧对话赋予了与之配套的古典特色；作品在服装、道具和场景制作方面十分考究，不少战争场面宏大逼真，不仅具有历史沧桑感，而且具有电影般的铺展和胶片般的质感，同时还注重把恢弘场面与精彩细节有机结合起来，让剧作真正有了些史诗味道。
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迁
由山东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事业发展中心和辉煌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35集电视连续剧《同龄人》，抓取四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沉浮，从他们不同的人生况味中，让观众形象地感受到共和国60年的风雨历程和社会变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为展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改革建设新成就，有关部门拍摄了大量的献礼影视作品，尽管各有不同契入的角度，但大多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宏大叙事的传统套路，惟《同龄人》在选材上别具匠心，独辟蹊径，却也能以小见大，从普通人成长的小视角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化。作品没有任何口号式的说教，踏踏实实地在每一个环节上用形象和画面来叙事。《同龄人》带观众回到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演绎出一代人单纯、真诚、奋不顾身地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人生轨迹。作品写尽了共和国同龄人的荣幸，也写尽了这代人的不幸。说他们荣幸，是因为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古老民族从分崩离析的衰落状态走向民族振兴的最初岁月和艰难实践。比如说共和国建国之初，比如说“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这样的划时代的了不起的历史事件，这代人都亲身经历了，他们见识了祖辈们数代人都无法见识的许多事情。生活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当然是个莫大的荣幸。然而，他们又是极其不幸的一代人，因为共和国的每一个坎坷、每一个运动、每一次社会动荡，这群人都是首当其冲的，他们感受了太多的痛苦。他们拿着十分低微的酬劳甚至是无偿地、默默地奉献了最美好的年华，如今，许多人还在“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是真正的共和国脊梁。这代人受的是共产党最传统的教育，是怀着真诚的理想步入社会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一代人。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对共和国一往情深，依然是改革和建设一线的中坚力量。《同龄人》虽然写尽了这一代人颠沛流离、吃尽苦头的生活状态，但它不是苦难叙事，没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期期艾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痛苦的形成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根源。所以，作品用一种阳光的心态来描写这些苦难，给人的感觉是积极而又深邃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因而，也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作品叙述了一代人的成长史，但在结构上却不是流水账式的编年纪事，而是有着匠心的构思和巧妙的设计。剧作有意把刘解放、李怀林、林红、童楠楠等同班同学，在成人后分别选择了农、工、商、学、兵等不同的职业行档，以期能够更广阔地展示社会全貌。这点作品基本做到了，且做的很成功。剧作前半部分，以刘解放的军队生涯和林红、李怀林的下乡知青生活来反映前30年的社会变化，后半部分以刘解放的转业与再创业、李怀林的回城高考及由此而来的命运转折、童楠楠出国留学且成为科技带头人、林红错失高考良机最终兑现她“乡村女教师”的诺言且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教育家……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沉浮，暗合了新中国发展的脉络并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更有意思的是，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折，都在作品中透过一些具体人物的生活细节，真实、形象而又巧妙地呈现出来。比如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召开，特别是以“宋培林按手印”这个情节，通过一个农村籍军人心理活动，把文革后期农村悄然酝酿的土地承包制的出笼表现得那么惊心动魄。还比如，李怀林因名字与林彪事件硬是挂起钩来；刘解放因童楠楠所谓的海外关系被棒打鸳鸯飞；最感人至深的是林红为了山里的孩子而放弃等待了10年的高考，以及她为心爱之人的前途默默隐瞒了怀孕的事实等，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感人肺腑。整部剧就是利用这些真实生动的细节来带动并表现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且由于它采用的是平民视角，因此也就愈益显得更加质朴动人。
同时也应肯定，作品虽然没有采取伤痕文学式的苦难叙事，但对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丝毫未做有意回避。早期不必说，仅以新时期为例，比如刘解放的退伍、齐和平的经商等都非常尖锐揭示出社会的负面因素。部队理应需要刘解放，这是个为部队而生的职业化军人，但现实中刘解放却必须转业，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人际关系大于实际能力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坦诚、耿直，他的永远争第一，他的对领导不留情面，决定了他的牺牲是必然的。这对部队乃至社会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弊端的揭示是十分深刻而又尖锐的。再比如，对于东方电子集团的扩张，宁折不弯的刘董事长也只能做出妥协，最后还是靠父亲的老战友给予解围。诸如此类的阴暗面，表面上看都被导演阳光化地处理了，其实它的批判色彩退居幕后，不言之中更具张力。
另外，这出戏的成功，演员们可圈可点的表演也功不可没。剧中任程伟、许晴、程前、宋佳伦、梁林琳、齐奎、黄若萌等，都有十分出色的表演。对于网上炒作演员“装嫩”的问题，我们开始也有所担心，但看过全剧之后，基本上认可了这种“装嫩”，因为他们的表演非常出人意料，他们对时代氛围和剧中人物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到位，如果换一批年轻的演员，我想不会有现在这种表现效果。更可喜的是，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比如刘解放那种“天塌下来也绝不投降”的不认输、不服输，一往无前的刚强、执着和韧性；林红的那种善良隐忍、外柔内刚；宋培林的那种农民式的勤勉与狡黠；李怀林的那种敏感脆弱和顺应潮流。除刘解放之外，李怀林这个人物处理得也非常好。程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把怀林所有的负面台词全部修改了，我认为改得对，如果把怀林写成一个反面人物，这部戏就没意思了，因为怀林是和解放对应存在的一个特有形象。刘解放在解放初作为红五类，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改革开放给李怀林这样的出身不太好的书生式的人物带来了生机。剧中塑造了一批有这样那样性格缺点的人，但没有刻意塑造反面人物，或进行非好即坏的简单化处理，这样人物才是丰富多彩的，与整个剧作营造的社会氛围比较融洽一致，也有利于作品主题的表达。如果没有演员出色的表演，没有具有鲜活个性的人物群像，这群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沉浮是难以承载剧作赋予的宏大主题的。
当然，作为一部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同龄人》也存在某些明显不足。一是很多情节上为了表现当时的时代，出现了过多的历史线索，有不少穿插生硬、缺少打磨。比如说两次抗震，第一次出现过，第二次就可以虚一点表现，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想兼顾却又表现得很不到位，结果是费力不讨好。再比如对“80后”的了解和表现不深入，剧中对刘小军的把握相对好一些，对待梦菲这样的孩子的批评可以更含蓄一点，抱有更多的宽容心态，这样才有利于填补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二是对山娃的处理不公。山娃真诚地爱着林红，阴差阳错替怀林当了后爹，这是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娶了个城里媳妇并不能看成是他捡了个便宜。山娃是和我们一样平等的社会公民，出身农村不是他的错，他在人格上是高尚的。如果只让山娃毫无疑义的憨憨地承受，“理所当然”地背负这样沉重的历史代价是不公的。剧中有意无意忽略他的存在，用这种城市人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待山娃，既不利于全面表现另一类同龄人，也不利于剧作宏伟的主旨。再就是部分剧情和场景处置匆忙。同一幅“勇于登攀”的条幅，在若干场所出现。某些情节铺垫不合理，比如林小凡和怀林相认这个情节，仅靠一封莫名其妙的信突然冒出个亲爹来，就显得生硬且苍白。本来可以设计成一场催人泪下的戏，目前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最不理想的，因而一点也不感人。还有像汪小丽离开刘解放这个情节处理得也很不理想，他们这一代人既不会这么轻易离异，离婚了更不会轻易回来，因为军人的阅历决定了他们的好强，视面子如同生命一般，轻易回头不仅自取其辱，也会让人物缺少了层次感和丰富性，如果中间多一些合理铺垫，故事的进程就会显得更加真实自然、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