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小组开始时曾设计了用毒药及毒剂杀掉汪精卫的方案，但苦于汪宅无内应不好办。3月19日，戴笠发来电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他们只有对汪精卫采取武力解决方式了。
3月20日，汪精卫去河内九十公里之丹边镇法国旅馆休养，汪本人乘坐39号黑色轿车。行动组闻讯后分成三组急追而去，但中途发现汪停车，陈恭澍决定超车过去观察汪的位置而后折返时动手。但他们的观察被发现，汪精卫座车立即返回，特务们猛追过去，车队已近红河达莫大桥，因修路单边通行。汪的车在桥头为红灯所阻，陈恭澍等欲下车狙击，在步越数车奔向汪车时，汪的警卫发现了，立即加速冲过红灯，使汪逃脱了这一劫。行动小组经此失败知道汪已觉察，决定采取连续行动。
21日晨，行动组孤注一掷冲入汪宅，击杀内院警卫，直奔汪精卫的卧室，砍开房门乱枪齐射，杀死床上主人。但这天适逢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抵达河内，汪把卧室让给了他，于是曾做了替死鬼，而汪安然无恙。行动组在撤退途中与赶来的警察遭遇，余、张、陈三人被捕，后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刑七年。
对河内刺汪失手的一幕，戴笠有过分析与描述：“民国二十八年3月20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
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
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汪精卫经此恐吓，决定与蒋介石翻脸，他在香港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以示决裂，并加快了组建伪政权的步伐。而他自己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乘日本船只前往上海、南京，从此与日本人联手，成为最大的汉奸傀儡。
第四节蒋汪上海特工战
1939年5月，汪精卫由香港秘密到达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积极筹划建立伪政权的活动。
为配合汪精卫组建伪政府，日本方面指示丁默邨、李士群与汪接触，酝酿合流。
5月6日，丁、李同汪精卫会面，并提出了双方联合的条件：一、承认他们的特工组织是汪集团的秘密警察，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并负责提供经费。二、如成立新中央政府，要把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长等几个职位留给他们。
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同意下，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9月，汪伪集团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决定“还都”建立伪府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秘书长。
“特务委员会”下设早已开张了的“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实权掌握在李的手中，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全面开展对抗日力量的血腥镇压，并竭力破坏渝方在沪特务机构，搜捕、招降特工人员，暗杀、囚禁、勒索、酷刑拷打，为非作歹危害人民，一时间，“76号”成为上海滩上极其恐怖的代名词，也是抗战时期在上海最大的一个血腥恐怖组织。
1939年6月中旬，丁默邨、李士群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投寄恐吓信，称如再发现反汪拥共反和平之刊载，绝不再作警告，即派员执行死刑，并将八十三名报人列为公开通缉对象，其中半数是上海租界的新闻记者。7月22日，汪伪特工吴四宝等夜袭《中美日报》报社未得逞，冲至附近《大晚报》报社，打砸排字房，工人死伤各一，旋与公共租界巡捕在马路上展开枪战，特工数人受伤被捕；8月30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遭汪伪特务暗杀；1940年7月1日，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被汪伪特务暗杀；7月16日，因《申报》反汪言论激烈，汪精卫批示：“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结果报馆即遭特务袭击，死一人，伤十八人；7月19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因拿了汪集团的钱而不改变立场，被汪伪特务暗杀；1941年2月2日，《申报》记者金华亭被枪杀；4月30日，《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因在报上刊文痛斥汪精卫：“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结果在下班途中被汪伪特务暗杀；6月23日，《大美晚报》经理李骏英被汪伪特工杀害……汪伪特工的种种暴行，数不胜数，但在“孤岛”继续坚持抗日言论的上海新闻界，始终未曾屈服于其淫威之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正义斗争，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面对汪伪特务组织的嚣张活动，重庆方面也不甘示弱，决定展开反击。
1939年10月，军统特务詹深击毙与汪伪“76号”关系密切的青帮头目季云卿，季是李士群在帮会中的“老头子”、上海青帮“通”字辈的“大人物”；他的死对汪伪特务刺激很大。“76号”为季云卿，以及前后被重庆杀掉的计十二名投伪人员开了“追悼会”，会上群情激奋，数百名家属跑到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的办公室跪求他“报仇”，并质问周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不是“该死”？“我们有力量为什么不还手？”周佛海被问得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枪毙一名在押犯，蒋汪的特工战又掀高潮。
1939年12月21日，汪伪中执会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默邨在静安寺遇军统特工刺杀侥幸躲过。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策反其佣人朱升用菜刀杀死。
1941年2月17日，伪海员工会主任彭伯威在法租界遭暗杀。
3月14日，连续发生三起血案，青帮“大”字辈陈锡恩伤重毙命，伪沪西警卫队人事股长潘树冬、伪苏浙皖统税署第一科科长成绶臣均负重伤。
4月17日，伪市府工运整理委员会委员胡兆麟被暗杀。
其他被刺杀的还有：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连奎、“大舞台”老板阿富郎、被丁默邨派出接管《文汇报》的两任伪社长刘呐鸥和穆时英、法租界政治部的X更生等人。这都是些低级的基层小汉奸。
军统对汉奸的捕杀，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民愤，使伪员们人人自危。虽然这些行动在当时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不能根绝汉奸的出现。
在这种状态下，同时因为各种汉奸的内讧和其他各种矛盾加剧，意外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在汉奸内讧暗杀事件的背后，也有军统组织在活动。他们往往利用日伪和伪政权汉奸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加剧冲突，直至酿成血案，以达成制造混乱铲除对手的目的。
如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上任后，1938年11月27日晨，傅在伪市府门口被警察周文山枪击，保镖谷德被当场打死，周文山被赶来的宪警包围后自尽。
日伪当局非常紧张，以为是抗日志士所为，逮捕了伪警卫大队长陈锦涛及事发时在场的伪警士一共三十余人，最后查明与前任伪市长苏锡文有关。其中不免也有渝方特务的收买策划，而事后重庆的报刊则一口咬定：“这次行凶是有计划、有背景的……完全是傀儡内讧的把戏”。
到了抗战后期，军统局在戴笠的亲自部署下，针对汪伪特务组织中危害最大、作恶最多的吴四宝、李士群二人，利用他们在伪政权内飞扬跋扈引起同类和日本主子的不满，借助于汪伪内部派系斗争和日本人的手，最终将其除掉。
对于蒋、汪在上海的这场特工互杀战，有人评论说：“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祛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而其）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卖国贼或是顽敌，而只是（重庆）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这话点明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也并不能涵盖全部，因为纵然是表演，也是可以有不去冒生命危险“表演”的理由，这时在上海滩杀汉奸到底是代表了中国反抗侵略的立场。
第五节军统上海区的活动与崩溃
抗战开始后，上海因其地理位置紧要，被戴笠的军统局始终确定为工作重点区域。汪伪政权成立后，此地又成为日伪与军统厮杀的主要战场。
戴笠对上海十分重视，一贯派其得力干将来沪主持工作，确保人员装备充分供应。军统局上海区是其地方区站中最大的一个，区本部有三处办公场所，下设联络站二十二处，秘密电台三座，预备台一个，所属人员达千人，有五个外勤工作组，七个行动大队，力量壮观。但就是如此庞大的特务组织，因内外的不利因素，在风光一时后很快被汪伪特工全部击溃，成为戴笠的难言之耻。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上海区人员复杂，多数人在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被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顺藤摸瓜各个击破，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崩溃之势一时竟不可遏制。说到底，这是军统组织政治上的反动和他们与汪伪理不清的关系所致，双方虽杀来杀去，一旦时机需要，从上到下都是可立即握手合作的。
抗战伊始，戴笠任命其亲信周伟龙为上海区长，1938年11月，周伟龙被法租界警务处逮捕，由赵理君继任代理区长。不足一月，戴笠便派来了他的“十人团兄弟”王天木正式接任，而以赵理君为副区长兼行动队长。赵不服气，自恃与戴关系不错又熟悉情况，处处与王为难，王天木一贯骄横，不吃这一套，他重组区内人事布局，拉拢重用助理书记陈弟容和行动队的刘戈青等亲近戴笠的人，排挤赵理君。一时上海区内部闹得不可开交。
戴笠闻之不悦，在1939年去香港时，电召王天木赴港谈话。王天木自忖此去定为赵理君告状所致，对刘戈青发牢骚。刘戈青听罢，表示要干一两件大事，为王在戴面前撑个台面，使王“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他们商量结果，准备刺杀伪“华中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2月18日，是农历除夕，他们得到情报，陈箓已回沪过春节。按照事先侦察结果，当天下午，刘戈青带了几个行动队员冒雨突袭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愚园路愚园新村25号陈住所，他们趁雨天行人少而警卫松懈，解决了卫兵，顺利进入客厅，将陈箓击毙。一时舆论轰动。戴笠对此也表肯定，通知参加行动的一行人随王天木一起来港受奖。
但刘戈青的好意并不能化解王、戴的矛盾，在谈话中，戴笠果然对赵理君一味偏袒，批评王天木。王天木一气之下与戴笠发生激烈争吵，戴笠不能容忍，当即宣布撤销王的区长职务，让赵理君担任。他要王回天津去做“直属通讯员”。
王天木遭此重击，想不通，他决不甘心败在赵理君手下。愤恨之下，他连戴笠也不买账了，动了与戴分手的念头。在往来津沪之间时，他开始寻找与汪伪特务方面联系的渠道。
1939年7月14日，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十四处秘密地点受到日本军警联合租界当局的大搜捕，虽因内线告警，敌方想抓的军统上海区长赵理君、书记郑修元及总督察毛万里等人逃脱，但曾参加河内刺汪的王鲁翘等行动人员被捕。王鲁翘是王天木女儿的男友，与王天木关系密切。戴笠闻报后认为，日本人如此精确地掌握军统活动地点，一定是有全面熟悉上海区情况的人提供了情报。而“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戴笠本一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方针，下令赵理君立即干掉王天木。8月15日，王在赵理君的枪口下侥幸逃生，这样一来他便与戴笠彻底翻脸了。
第二天，王天木带领陈弟容、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以及原“忠救军”支队长何行健等随员叛变投向汪伪“76号”，李士群为之大喜，任命王天木为汪伪“特工总部”高等顾问，陈弟容为第一处处长，何行健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王鲁翘被捕后，因曾参加河内刺汪行动，于1939年除夕被法方押送回越南，判处无期徒刑，直至胜利后才与同案被法方关押的余鉴声、陈步云、张逢义等人一起，被戴笠以专机迎返回国。
王天木、陈弟容投伪后，交出了更多的军统潜伏特务在沪名单地址，还向日伪供出了军统在南京及安徽等地站点的情况，军统局南京、青岛、北平、天津、安庆等地组织因此均被破坏。8月17日，安庆站长蔡慎初被捕，后在押运南京途中被救出。另有军统局香港电台通讯员袁良刍由港赴沪，他因不知王、陈投汪事，故自投罗网被捕，虽年逾六旬仍被严刑拷打，被救后几成残废。王、陈的出卖，给军统的敌后网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王天木还去信对留在香港待命的刘戈青进行策反，他说：“兄于15日被赵理君暗杀未中，查系老板命令，此乃太无天理是非，遂于翌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刘戈青以事关重大，将此信交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报告戴笠。戴笠虽然对王天木的行为十分恼怒，但碍于他的影响，为避免恶果扩大化，他转而采取妥协方法，派吴安之携带他的亲笔函件去上海找王，想劝他回头。但王再次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