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的“太保”们在晋见蒋介石时，曾一度学习德国纳粹党称呼希特勒的方式，把“校长”改称为“领袖”，被蒋阻止。蒋说：“你们仍然称我为校长好了，你们懂得时局的需要，这个计划也很贴切，不过你们年纪轻，经验不够，我怕你们做不好，让我来领导你们吧。”他再三强调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和“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要以“力行哲学”为其思想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复兴社”的宗旨是“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要“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引入武士道或法西斯精神来“实行三民主义”。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了工作，一是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拉拢“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二是广泛开展法西斯主义理论宣传；三是对国民党内非蒋政治派系进行渗透、扰乱，并对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瓦解收买等特务工作，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其财产；四是厉行反共，在中共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蒋介石对复兴社成员下令：“全体同志必须统一思想与信念，有严格的秘密组织和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基本党员，必须根据以暴制暴的原则处理所有的事。”在这种指令下，复兴社成员不断发出要实行恐怖暴力行动的声音，他们发表文章与演讲称：“在当今形势下，真理已完全为暴力所玷污，因此，除非有暴力，否则就没有真理……只有用绝对革命的东西，如暴力，才能支持国家至上的原则”；“必须有流血的决心——用空前无比的暴力去消灭一切人民之敌”；“现在我们必须惩罚他们（指政治对手），以极端措施杀死他们，使群众知道畏惧，再也不敢违反法律”。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便可以找到后来国民党特务组织习惯于暗杀酷刑施虐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复兴社已由一个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成将近十万人的团体，因而形成内部派系，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等，分别经由党政管道，几乎控制了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国民党内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行社、蓝衣社与复兴社的关系
在组织方面，复兴社也效仿德意法西斯的组织形式，实行“党中有党”、“核心有圈”，1932年4月1日又在社内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定的人物，计三百人，都是忠蒋反共的“少壮派”，形成复兴社的核心内圈。在其外围，又成立了两个预备队性质的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1934年以后又增设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由复兴社骨干负责其工作，目的是拉拢青年学生和军人，向他们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后加入复兴社。滕杰、贺衷寒等人还效仿德国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另成立了一个“骑射会”，以“勤骑勤射强健体魄”为号召，充满了十足的纳粹精神。
复兴社创办了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其他多种刊物，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公开撰文宣言：“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法西斯主义是国家濒于崩溃时唯一的自救工具……中国不得不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精神。”“这是一个新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复兴社骨干邓文仪还主持创办了一所“拔提”（Party，英文“党”的音译）书店，专门发行蒋介石的言行录、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等书籍，为蒋介石树碑立传。邓文仪在他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中写道：“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在希氏统治下之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者。”这段谄媚之词自然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了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却是复兴社控制下的一个训练组织，班主任就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在他的主持下，政训班成为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训练班，全部课程都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中心，以《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为教材，号召学员“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使已经“老化”的国民党“起死回生”。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派赴驻华北地区的西北军、东北军各部，进行分化与策反工作，宣传只有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蒋介石的“别动队”。刘健群自任“总队长”，在华北地区积极发展复兴社组织，他还指令“宣传总队”队员们一齐穿着蓝衣进行活动，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泛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蓝衣社由此名声大噪。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之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所谓的“蓝衣社”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为了进一步学习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理论与组织形式，复兴社还多次派遣代表团赴德、意访问。
1933年春，郑介民受命率复兴社代表团访问了德国，这已是复兴社第二次组团访德。他们详细考察了德国纳粹党的组织建设、军队训练、特务培训、思想文化、统治方法等各方面情况，对之推崇备至，赞不绝口。在德国，经过郑介民等人的再三请求，他们终于见到了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对这些不远千里赶来拜见的信徒态度十分傲慢，但他们却兴奋异常。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给予他们热情接待，当场加以鼓励，并派人陪同他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代表团表示：一定要把法西斯主义移植到中国去。
郑介民等人回国后，向蒋介石上呈了《旅欧考察报告》等文件，并在“复兴社”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推崇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救国之道”，主张大力发展军队政工及特务系统，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掀起了一股效法德意的舆论高潮，这些举动受到了蒋氏的高度称赞。
复兴社自成立以后五年之内，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属于特务活动的范围，但严格地说，复兴社还不是一个纯特务组织。
康泽的“别动队”
复兴社访德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周熙，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送给蒋介石。蒋对之十分赞赏，吩咐康泽可以出版，但要稍加掩饰，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杨周熙在书中还建议组建一支模仿希特勒党卫军的武装力量，名为“别动队”，以执行“特殊任务”。
而此前蒋介石已经下令康泽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名为“特务警察队”，于是康泽趁机请示蒋介石的批准，正式确定使用“别动队”的名称。
1933年10月3日，“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出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加一个便衣队，其成员为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任中队长以上干部的都是复兴社分子。这支特务武装，以“政治作战”为主，执行“民众组训”等任务，主要配合蒋军完成“剿共”、推行“保甲制度”与“新生活运动”、收买敌方叛徒等，是具有明显特务性质的团体。
康泽公然以“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为该组织的号召，要队员们为蒋介石尽死效忠。
1935年2月，康泽率领“别动队”两千人利用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逐次接管四川省各地党政部门，并在各处发展复兴社组织，一边“剿共”，一边收拾四川军阀，推行保甲、建立情报网、收买叛徒，四处活动，只要是有利于己之事无所不为，为蒋介石的“图川”之举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间康泽备受宠信，势力大增。直到1939年，抗战爆发后，康泽的“别动队”才被陆军收编，结束了使命。
复兴社的消亡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国民党内各派达成团结的协议。在汪精卫等人的压力之下，他迫于公认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只好决定解散复兴社，设法另以新组织来代替。
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召集陈立夫、康泽、刘健群三人，指示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的“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作为包罗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大组织”。是年秋，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并入三青团。
这个半特务式的组织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没有完结，相反地，它却以更加专业化、扩大化的中统与“军统”组织的形式开展了工作，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因此更上一层楼。
第三节国民党内反对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呼声
蒋介石崇尚法西斯化的言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西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舆论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出于反蒋政治需要，也对这股“法西斯化”运动进行了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