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作出决定，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医生、科学家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人员访问中国，从而修正了美国政府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一直执行的对华旅行禁令。约翰逊为什么做出这一政策调整？不少学者认为，约翰逊采取此举是为了缓和来自盟国以及来自国内（包括政府幕僚、国会、舆论和学术界）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但“缓和压力”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约翰逊作出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决定的时间问题，因为从1963年11月约翰逊接替肯尼迪担任总统以后，他就一直面对来自国内外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为什么他最终在1965年下半年点头同意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他作出此举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
本文认为：导致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下半年放宽对华旅行限制的主要原因，和他当时在越南奉行战争升级的政策密切相关。1964年下半年，约翰逊开始轰炸北越，以惩罚和阻止北越向南越渗透人员和武装。1965年上半年，约翰逊又直接向南越派出军队，帮助南越政权和越共武装作战，从而将越南战争美国化。但与此同时，约翰逊又牢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因为忽视中国警告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和美军血战的教训，不希望美国这次干涉越南又一次引起一场中美直接军事对抗。所以，在这一时期，约翰逊在作越战决策时，总是在考虑他应如何打消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如何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只是为了保卫南越盟友，只是为了阻止北越推翻西贡政权，而不是要消灭作为中国盟友的北越。为了避免中国错判美国在越南的意图，约翰逊选择在1965年8月对中国作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举动。
约翰逊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辩论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成为美国总统。约翰逊基本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班子。在对华政策上，这些人有不同看法，可以分为“鸽派”和“鹰派”。“鸽派”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委员和国务院的一些中层官员，主张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对北京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鹰派”人物包括：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副国务卿（国务院第二把手）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这些人身处政府高位，对约翰逊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他们在肯尼迪政府中任职时，就曾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向来无视核战争的后果，中国领导人比苏联领导人更头脑发热、更不可理喻、更冲动、更有侵略性、更有危险性、更有扩张性。他们强调，中国一直敌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一直在抨击苏联和西方搞缓和，一直在鼓动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他们拒绝对中国妥协，认为法国承认中国的作法或吸收中国进联合国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只会助长中国的嚣张气焰，使中国领导人觉得他们很成功。他们主张维持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政策。
1963年12月16日，对华政策“鸽派”代表、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旧金山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对中国采取“既遏制又接触”政策的必要性。他的讲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各国对希尔斯曼的演讲普遍看好；在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对他的演讲也大多反应积极。连一些保守派和共和党的报纸杂志都加入自由派媒体的行列，正面评价希尔斯曼的观点。在美国国会，没有议员批评他的讲话。攻击他的立场的只是少数极端亲蒋组织和势力，比如“百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和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百万人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希尔斯曼的演讲表现出“对共产主义软弱”。
希尔斯曼的演讲引起中国外交部的注意，外交部1963年12月26日编印的《新情况》登载了“美国对华政策新诠释：对希尔斯曼12月13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文章指出，希尔斯曼的演讲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这篇演说虽然调子比较和缓，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改变。希尔斯曼所说的“门户开放”是指我国改变政策而言，是以我国改变政策为前提的，是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希尔斯曼的演讲有一些新提法，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目前重点，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以在外围遏制中国为主。肯定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鼓吹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长期政策。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也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这篇演说明显地为美国对华政策作了辩解和说明。据西方透露，这篇演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集中研究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当前对华政策的蓝图。看来这篇演说中所说明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两党取得一致、各主要集团所同意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似将保持有效，不会有多大变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毛泽东在看了外交部文章后，于12月28日作出批示：“这篇分析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人民日报》于1964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观察家文章。
腊斯克对希尔斯曼的演讲很生气。他坚持认为：只要中共不放弃支持革命、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美国就不会改变对华政策。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腊斯克一度大为恼火，批评戴高乐政府的举动。腊斯克不满意希尔斯曼在对华政策上和自己唱反调。在得到约翰逊总统首肯后，他于1964年2月撤销了希尔斯曼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
约翰逊在担任总统的初期，基本采纳对华政策“鹰派”的建议，对中国态度强硬，毫无松动。对待中美大使级会谈，约翰逊继续美国过去的政策，对中方举行高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没有诚意，继续在对台湾“互不使用武力”以及禁止核武器实验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使中美会谈时断时续，难有进展。
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率先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他作了题为“旧神话、新现实”的演讲，批评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说，美国官员必须抛弃那些扭曲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旧神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东亚新现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现实。他建议，美国应该在对华关系中加入灵活的成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竞争共存”的关系，为“将来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打开大门”。他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保证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应该考虑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富布赖特的讲话在公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他收到约一千两百封信，其中三分之二支持他的观点。《纽约时报》指出，富布赖特的讲话代表了对华政策大讨论的开始。而国会一些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比如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约翰·托尔（John Tower），指责富布赖特搞绥靖政策。台湾的蒋介石抨击富布赖特的言论只会鼓励北京更加“仇视和侮辱”美国。
约翰逊总统对富布赖特的演讲，不为所动。1964年4月20日，约翰逊在纽约一个新闻界午餐会上说：只要中国搞侵略，只要中国鼓吹暴力，美国就不会和中国改善关系，不是美国应该改变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中国应该改变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1964年9月，国务院给所有驻非共产党国家的大使，指示他们向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孤立中国，要求那些正在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不要改变政策，不要去承认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亚洲、非洲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煽动暴乱和侵略。
1964年11月，属于对华政策“鸽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斯建议约翰逊总统在联合国采取“两个中国”政策，史蒂文斯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美国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外交失败，同时可以通过国际社会来约束中国。但是，国务卿腊斯克不同意史蒂文斯的建议，认为：此建议的风险太大，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太多，比如，会对台湾打击太大，会削弱台湾在外交上抗衡中国的地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比如韩国、南越、泰国，产生不良影响，可能迫使他们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让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同意腊斯克的观点。最后，约翰逊总统采纳腊斯克的建议，否定史蒂文斯的建议。
1965年上半年，约翰逊和腊斯克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态度，拒绝一些国会议员要求松动对华政策的呼吁。3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负责人克莱蒙特·扎布洛基（Clement J.Zablocki）举行听证会，讨论中苏冲突，腊斯克以及学术界的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后，扎布洛基代表的远东事务小组建议美国通过和中国开展学者、记者交流的方式，来和中国建立有限的、但是直接的接触。
6月16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建议美国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学者和研究生访问中国。约翰逊和腊斯克都反对放宽旅行限制。在6月18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腊斯克表示，美国不管是对中国让步，还是承认中国，都不会使中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约翰逊在6月29日的一次午餐会上说：现在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
1965年下半年，约翰逊总统的对华强硬态度有所松动。8月10日，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医生保罗·怀特（Paul Dudley White）致信约翰逊，表示他和一些中国医生有私人联系，愿意访问中国，通过他和中国医生的私人联系，来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约翰逊立刻批准了他访问中国的请求。约翰逊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这时也放弃了坚决反对美国公民访问中国的强硬立场，他对约翰逊说：在我们的越南政策已经基本明确和成型以后，采取诸如放宽对华旅行限制这类措施，有助于缓解国内舆论对政府对华关系僵硬的批评。腊斯克一开始还不愿意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但因为总统已经做了决定，最后也不得不同意，12月29日，允许美国医生访华的措施正式生效。
美国对华旅行新措施出台后，美国官员密切关注北京的反应。但中国政府态度依然强硬。《人民日报》于1966年元旦发表评论，指出约翰逊政府为公共卫生和医务人员颁发赴华旅行护照是“反革命的两手政策”，是想通过此举散布“和平”烟幕，以掩盖其扩大战争的目的。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在研究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后指出，该报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如下立场：如果美国仍然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美国拒绝从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就不可能举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或其他任何关于两国交换专业人员的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