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日威胁的忧虑促使毛泽东加快与斯大林合作的步伐。早在1947年中国内战全面展开时，毛泽东就曾计划访问苏联。但是，斯大林因为欧洲外交缠身，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4月和7月，毛泽东又两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斯大林因为忙于苏南冲突和苏美谈判，再度要求毛泽东推迟访问。后来中苏两党同意：毛泽东于1948年11月下旬访苏。但是，由于中国内战进程的飞速发展，毛泽东一时难以脱身。最后，经过协商，中苏两党决定由苏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会谈。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米高扬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听了米高扬的话后，都颇感惊讶。他们表示，苏联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考虑。在谈到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时，毛泽东希望把苏联在那里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因为苏联可以保卫旅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在旅顺的基地了，就可以从旅顺撤军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是促使他寻求苏联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加强中苏两党合作并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毛泽东开始积极配合和响应苏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斗争。1949年初，在莫斯科提出的裁军建议遭到美国拒绝后，新华社于3月18日发表社论，谴责美国是“战争挑衅者”。社论指出，美国政府拒绝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拒绝苏联关于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建议，积极进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积极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这一连串的行为，把新的世界战争挑衅者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社论说，1945年中苏为了反对和防止日本侵略而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关于旅顺大连的协定，“乃是对于远东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打击，和对于中国人民反侵略利益的远大保证。在中国人民今天和将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发展自己的人民民主建设的伟大的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的友谊毫无疑问地是一个重大的极为宝贵的因素”。
1949年夏，蒋介石和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举行秘密会谈，讨论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并计划邀请南朝鲜的李承晚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参加。中共领导人对这一动态十分关注。他们认为，“太平洋反共联盟”计划的出笼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是美国企图破坏东亚革命的阴谋。7月1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的短评，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短评指出，“蒋介石、季里诺和李承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季的这次会谈及其进行中的新阴谋，显然是由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在谈到“太平洋反共联盟”的目的时，短评认为，美国策划组织这个同盟，“为的是想利用这种较不露骨的方式，假季里诺等傀儡之手，援助国民党残余匪帮作垂死的挣扎”。“太平洋反共同盟”是一个“罪恶勾当，不仅是为了反对中国人民，而且还为了反对菲律宾、朝鲜、日本以及远东其他国家的人民”。短评最后呼吁远东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阴谋。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宣告中共在美苏对抗中将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既是中国革命本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领导人对他们视为美国威胁的反应。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对日本反共力量的扶植使中共领导人坚信，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正在重新聚集力量，摩拳擦掌，磨刀霍霍，试图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8月22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残余，决不甘心在中国失败。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为着保持在中国的特权及实现独霸世界的美梦起见，已经公开宣称，它将继续协助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从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内部来实现分裂叛变，并配合它所指使操纵的所谓‘太平洋反共联盟’，从中国外部来实行封锁干涉。”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讲话中，周恩来谴责蒋介石、南朝鲜的李承晚、越南的保大和日本的吉田是投靠美国的“卖国贼”，甘当美国侵略亚洲阴谋的马前卒。
面对美国的敌视和威胁，毛泽东感到，为了防范美国的干涉和保卫中国革命，他需要一个“好帮手”。这个“好帮手”就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启程赴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商谈中苏合作。在与斯大林讨论缔结中苏同盟问题时，毛泽东建议，两国的同盟条约应该包含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山再起的条款，斯大林表示同意。在随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两国表示要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为了打击日本的反动势力，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放弃议会斗争的道路，转而采取强硬政策，抗议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但是，以日共政治局委员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中央起初不愿接受这一建议，主张继续执行温和路线，继续以“可爱的共产党”的形象，争取选票，搞议会斗争。1950年1月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强调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对其它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的借鉴作用。两天以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又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对日政策，并批评冈野进所执行的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路线。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正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压制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恢复日本军国主义。文章批评冈野进的理论“美化帝国主义，欺骗日本群众”。
1950年，斯大林在日本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态度是他在亚洲奉行积极推动革命新战略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斯大林欢欣鼓舞。他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东移至亚洲。和欧洲相对稳定的形势相比，亚洲是更充满革命潜力的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那里风起云涌。斯大林要为亚洲的革命推波助澜。他开始积极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为朝鲜共产党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他还鼓励中共援助越南胡志明的抗法斗争。
毛泽东积极配合斯大林的亚洲新战略。在朝鲜问题上，他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在越南问题上，他全力援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向越南共产党派去军事顾问，并提供武器弹药；在日本问题上，他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日本共产党的批评。1950年1月6日，情报局对日共的温和议会斗争路线提出批评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于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发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发表意见，支持情报局刊物对冈野进的批评，而对于日共政治局未能接受此批评表示惋惜，希望日共采取适当步骤纠正冈野进错误”。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终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才是日本人民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4月1日，周恩来在一次中共情报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世界和平，制止武装日本和德国。目前中心是在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援助东南亚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日本的工作，通过苏联搜集日本报纸，特别是日共的报纸，中共领导人加强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和研究。1950年2月4日，刘少奇给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发电报，指示他每次从苏联同志那里获得日本报刊时，“应即全部迅速寄交北京刘少奇亲收，不要差误”。1950年代初，苏共与日共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北京中转的，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转交的。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日共最后不得不放弃和平路线。1950年3月，日共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号召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以争取日本真正的独立。5月，日共组织反美示威。6月，麦克阿瑟将军发布法令：禁止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24名成员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日共刊物《赤旗报》的主要编辑人员上班工作。总书记德田球一和冈野进等日共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久，他们又离开日本，移居中国。
毛泽东对日共领导的反美运动非常满意。他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高度赞扬日本国内的反美群众斗争。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
5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上，保持经常磋商。1951年，日共领导人内部在党的路线问题上发生重要意见分歧。4月，斯大林把日共主要负责人德田球一、冈野进、侉田里见等从北京召到莫斯科，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陪同这些日共领导人乘火车去苏联，并参加了斯大林和他们的会谈。1952年10月，刘少奇到苏联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斯大林就日共问题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日共针对时局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