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成为这个新型权力网络中的重要一极，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纳入了社会组织的资源分配模式是一种打破“单向权威”的权力体系，这种体系是以破除官本位和人治色彩为前提的权力制度化系统。法治是这一系统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无从谈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参与到治理中来，能够推动国家权力实施方式的转型。
治理效果：释放治理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层出不穷，政府的治理压力不断加大。就公共问题的数量而言，目前从国家到地方所面临的问题都呈现“井喷”之势，这给政府压上了沉重的治理担子。就公共问题的领域看，中国的治理重点和难点逐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转移。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完善，国家治理经济事务的很多理念、方式和手段已经渐入佳境。然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社会公正、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使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化，国家的维稳态势日趋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治理主体的加入，势必能够帮助政府分担一部分公共治理事务，同时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有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提供，这不但可以让政府“减负”，而且能够降低国家行政成本，用一种更为经济的“社会化”路径来达到应对公共问题的治理目标。例如，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慈善事业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实施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而这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明显。它们的这些作为树立了社会的和谐形象，改善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大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调解纠纷、协助治安等，以此提高“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程度，进而推动地区稳定与和谐目标的实现。
治理图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和增强公民政治参与
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中起到很好的中介和组织作用。
回应性是治理不同于管理的一个显着特点。公共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在必要时还应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治理的目标是达到善治，一个治理体系的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社会组织对于收集、整合与分析民意具有天然的优势。公民的需求、意图能够优先表达给自身所属的或其信任的社会组织，由这些组织加以汇总与提炼，然后同政府进行沟通。这比起公民个人的、无组织性的诉求输入更系统、更有效。
另外，社会组织可以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很多社会组织不仅要求和鼓励其成员积极投身于组织内部事务，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从既有经验看，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程度要远远高于公民个体。这一现象在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尤为突出。例如，农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其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动员其成员参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委会的选举，让老百姓自主选择最基础的、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此外，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之一。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和民间智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公共意识，它们就某些公共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充当了一部分政府智囊的角色，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还有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一些现实或虚拟的社会组织通过网络手段发起网民表达自身对政治问题、政策法规的观点与看法，形成激烈的讨论，让更多人关注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和面临的公共决策。
以大平安构筑社会治理升级版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凸显，传统的“维稳”思路面临重大挑战。这些年中央高度重视稳定，但如何稳定是一篇大文章，做不好可能“越维稳越不稳”。对此，一方面需要创新管理，构建“大平安”格局，另一方面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秉承“大社会、小政府”的法治原则，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创新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可以说，平安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没有平安就谈不上以人为本，谈不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谈不上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2013年5月31日，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此前，习近平对平安中国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平安的源头在基层，平安的治理靠基层。就在深化中国平安建设工作会议开幕当天，中储粮就发生大火，此后，又连发两次火灾，暴露出诸多安全隐患问题，更加凸显源头治理的重要性。
在深化中国平安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评价体系的更新，平安不平安，百姓说了算。平安建设如果只是围绕指标和排名转，就可能出现忙得团团转、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把工作指针置于群众感受的磁场，才能让平安效益最大化。
坚持系统治理，就是要统揽全局、周密设计、整体推进，使平安中国建设有规划、有目标、有路径、有举措、有保障。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各级政法综治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把工作触角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延伸到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法制日报》评论文章提出，要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以“大平安”带动平安建设工作的整体提升、全面进步。多年来，浙江致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安全工作，统筹化解各领域的不安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形成以加快发展保平安、在平安中实现更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而平安江苏创建，将重点从预防打击犯罪、社会治安防控拓展到社会矛盾化解、人口服务管理、公共安全监管、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系统治理的新路，为推进“大平安”建设树立了榜样。
平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不能靠政法综治部门单打独斗，也不能指望某个地区独善其身。孟建柱强调，要牢固树立合作就是资源、就是战斗力的理念，进一步统筹资源、整合力量、健全机制、创新方法，着力构建党政领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形成平安建设的整体合力。
如今，在全国许多城市，党政主导、各部门分工配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成为平安建设中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格局。在陕西，全面推广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整合了法官工作室和检察官工作室，集中了综治、计生等8个部门，开设惠农补贴、劳动就业等11个便民服务窗口，推行集中式便民服务。在山西，县、乡、村三级管理服务平台的建立，让基层各部门之间如细胞般紧密相连。
坚持综合治理，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跨区域联动至关重要。
为此，《法制日报》2013年6月1日的社论提出，要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合力，完善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部门、各地区的资源共享，努力以一地的平安确保区域的平安，以区域的平安确保全国的平安。
把法治保障真正落到实处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把“法治保障”纳入社会管理体制中来。这既是十八大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提法，也是对加强社会管理的新要求。社会管理法制化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国家治理的内涵是如何全面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重要基础，既要通过公权力有效管理社会，也要通过立法来约束公权力。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强化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建设人民民主，以法治为基础建立规范的国家治理体系等目标，其中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社会治理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清晰界定“权力-权利”以及“责任-义务”之间的关系：行使权力不得超越法定授权，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使权力不越权有监督，不滥用守诚信，做到尊重权利、恪守责任；权利的维护要有必要的程序保障，要有充分的救济手段，也要遵循正当的诉求表达途径，使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并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只有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功能和作用，健全规范、平等、透明的执法机制，创新公正、公开、公信的司法方式，才能在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理顺各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谐。
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总体形势不错，但也存在用法治思维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意识不强，社会管理服务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等问题。这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责，不仅与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差距，也难以真正承担起社会管理的全部职责，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疲于奔命，群众也难以满意。其实，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加大政府管理，而是秉承“大社会、小政府”的法治原则，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
亚当·斯密曾说：“管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个经济学命题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新一届领导人将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当下就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李克强在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特别强调，政府履行职能必须依靠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尽管“稳定压倒一切”是符合国情的正确判断，但是，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重行政手段，轻法治手段；重个人权威，轻法治权威；重政策应用，轻法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认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这在今后是行不通的，因为，法治政府就是限权政府。
李克强在上述会议上还表示，国务院及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无论履行哪一项职能，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另外，创新中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必须纳入法治的框架，在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后，不能使其处于脱法的状态，这些创新只有上升为法律和法规，得到法治的保障，才能够规范化、制度化，进而得以长期推行下去。
建设平安中国离不开法治保障。在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对法治思维的重视、对法治方式的强调，不仅深刻把握了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二法门，而且明确指出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为巩固和发展平安创建成果，各地及时把成熟经验做法上升为地方立法或制度规定，让平安这个“易碎品”变为“耐用品”，夯实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各地通过推进公正司法，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建立执法巡视制度，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案例指导制度，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公等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努力“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重构政府、市场、社会新型治理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