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完成之后，正如《元史·郭守敬传》所说，原来由通州至大都是陆路转运官粮，每年若干万石。遇到夏秋雨大雨多时，拉车驮粮的牛、驴牲畜，死的很多，不可胜计。通州至大都的运粮河修好后，再也不用陆路转运官粮了。至元三十年（1293），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来，路过积水潭时，看到积水潭里舳舻蔽水，十分高兴，便将郭守敬主持新开通的运粮河命名为通惠河，并对郭守敬大加奖赏，除让他仍任旧职外，又新增一职，即兼任提调通惠河漕运事。同时，赏赐郭守敬钱12500贯（古时铜钱中间有孔，可用绳子穿成串，一串千枚为一贯）。
通惠河的开凿在我国大运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延伸到大都城内，漕船可从通州经由通惠河而顺利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积水潭成为“舳舻蔽水”的漕运码头。这是空前绝后的盛事，是京杭大运河南北全线贯通的根本性标志。此外，它为北京地区的水利开发创造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在的密云水库好比元代昌平县白浮村的神山泉，是丰沛的上好的水源，而现在的京密引水渠实际上就是当年通惠河自白浮村向前的进一步伸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真正是利于当时，惠及后世。
以往谈论通惠河的开凿之功，人们的目光大都集中在郭守敬身上。当然，这是不错的，因为开凿通惠河的“倡端建言、图上方略者”是郭守敬。应当说，通惠河的成功开凿及其所发挥的巨大效益，郭守敬居头功。但是，以往人们大多忽略了对郭守敬的建言及方略付诸实践并具体实现者。关于这方面，至少有两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
一是高源。高源，字仲渊，晋州（今河北晋州市）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官“江东道劝农营田使”。据《元史·地理志》知，元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管辖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三路（大致为今安徽省南部的宣城地区、徽州地区及江西省东北部的上饶地区）。高源在江东道劝农营田使任上干了四年后，于至元二十八年，调他到都水监任职。大概是因为他在江东道劝农营田使任上干得很出色，很有成绩，积累了一些开发水利的经验，所以，正当酝酿和准备开通惠河的时候，调他到都水监。《元史·高源传》记载：至元二十八年，高源调任都水监，主管开通惠河，由文明门东到通州高丽庄70里，与会通河相接。其间修建7座闸，72座桥，人们都得以享其利。看来，自大都文明门至通州高丽庄间的通惠河河道的疏浚及闸桥的修建，主要是由高源负责的。这段通惠河工程显然占整个通惠河工程的大部分。因此，高源在元代开凿通惠河工程中的付出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是月赤察儿。《元史·博尔忽附月赤察儿传》说：月赤察儿是蒙古开国元勋博尔忽的曾孙，是从征云南六诏等城而阵亡的名臣名将失里门的儿子。据《元史·月赤察儿传》说，这人的特点是性格宽厚勤俭，以孝顺母亲闻名。他的相貌英俊雄伟，看起来像个神一样。至元二十八年（1291），都水监官员（郭守敬）请求开凿渠道，从西北导引白浮泉等水，流经大都城中，然后东入潞河。这样一来，来自江淮的运粮舟船既能到达通济渠（指临清至直沽的漕运水道），就能直接驶入大都城，停泊于积水潭。元世祖皇帝很想将这样的河渠尽快开成，但又不想劳累很多的平民百姓，于是命令四怯薛人（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所编设的宿卫军称为怯薛。全部宿卫军分为四番，轮流值班，每番三昼夜，故有四怯薛。四怯薛人就是四番宿卫军人）以及各府的人去开挖河道，根据度量的开挖河道的深浅，划地分工，限期完成。月赤察儿带领部属，都穿着劳动的服装，背着筐头，扛着铁锸，踊跃参加挖河劳动，所以按期就把河渠挖成了，皇帝赐名通惠河，于公于私都很便利。元世祖曾对贴身的大臣说：“是渠（指通惠河），非月赤察儿身率众手，成不速也。”可见，在开凿通惠河的过程中，月赤察儿是一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像这样的人物，在追述评论通惠河开凿之功时，也是不能忽略的。
（九）明代京杭大运河及漕运
明初，定都应天，为南京。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日，大将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十四日，改大都为北平，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封皇子朱棣为燕王。十年之后，即于洪武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燕王朱棣到封国北平。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朱标病故。同年九月十二日，洪武帝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明太祖朱元璋驾崩，遗诏称皇太孙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后，建元建文。受命辅佐建文帝的主要大臣是当时的兵部侍郎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
他们心里很明白，不削弱甚至剥夺在各地称王的建文帝的叔叔们的权势，朱允炆的皇位是坐不稳的。于是，便有了“削藩”之策，即陆续削除各藩王的权势。
由此引发了一场明室争权夺位的激烈斗争，史称“靖难”之役。所谓“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打着“靖难”旗号而发起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经过三年多的战争，结果燕王取胜，夺得皇位，建元永乐，而其侄建文帝不知所终。永乐元年（1403）正月十三日，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四年闰七月初五日，“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七年五月初八日，开始在昌平黄土山营建山陵，封其山曰天寿山。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同年十一月初四日，“以迁都北京诏天下”。从此，北京成为明王朝的首都。不幸的是，第二年四月初八日，紫禁城内前朝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遭火灾。转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内廷乾清宫也遭火灾。因此，洪熙元年（1425）三月二十八日，明仁宗有将国都迁回南京的打算，所以将北京各衙门都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的建置。但是，国都回迁南京没有具体行动。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后庭的乾清宫、坤宁宫和前朝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重新建成后，明英宗才决定“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永乐迁都北京后，特别是明英宗定都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对于北京来说犹如生命线，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安全。北京城长期作为明朝京师的地位是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来支撑的。
明代的京杭大运河与元代相比，有些地段的河道及其名称有较大变化。《明史·河渠志·运河》记载：南到钱塘江江口，北到北京东边门外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而言之，自昌平白浮神山泉等水，流贯都城北京，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为大通河。自通州而南至直沽（天津），会卫河入海者，是白河。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是卫水。自山东汶上县南旺镇分流，北经张秋至临清会卫河，南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河、沂河、洸河三水者，是汶水。自济宁出天井闸，与汶水合流，至南阳新河，出茶城，会黄水、沁水后出夏镇，循泇河达直口，入黄河济运者，是泗河、洸河、小沂河及山东泉水。自茶城秦沟，南历徐州、吕梁洪，经邳州会大沂河，至清河县入淮后，从直河口抵清口者，是黄河水。
自清口而南，至于瓜洲、仪征者，是淮安、扬州的各湖水。过了这便是长江了。长江以南，就是松江、苏州、浙江运道。淮安、扬州至京口（南京）以南的运河河道，通称为转运河，而由瓜洲、仪真到淮安的河道，又称为南河。由黄河到丰县、沛县的河段称为中河。由山东到天津的河段称为北河，由天津到通州张家湾的河段称为通济河。整条河总的名称叫漕河。这就把明代不同地段的运河名称及其水源说得清清楚楚了。
正是因为不同地段的运河名称不同，明代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也就有了各种名堂，如白漕、卫漕、闸漕、河槽、湖漕、江漕、浙漕等。
所谓“白漕”，是指由天津至北京通州的三百六十里通济河漕运。通济河是潮白河在通州张家湾会温榆河、三里河（萧太后河）、桑干河（凉水河）水后，下流至天津的河道。因原是白河河道，便又名白河。这段河道的漕运，人称“白漕”。所谓“卫漕”，是指由山东临清北到天津的卫河（又称御河）河道的漕运。所谓“闸漕”，是指由山东临清南到江苏徐州的690里会通河的漕运。
这段运河河道以山东汶上县的南旺为制高点，分汶河水向南、北流，向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丈，设有21座闸；向南至徐州镇口390里，地降10丈6尺，设27座闸。因为南北地势差别大，必须多设闸以控水流，漕船要过几十座闸门，所以会通河段的漕运称为“闸漕”。所谓“河漕”，是指徐州到淮安的500余里一段黄河河道的漕运。元、明时期，黄河自开封向东流，经商丘、徐州、淮安等地，夺淮河下游河道入黄海。南北大运河淮安至徐州段实际是利用一段黄河河道。
这段河道有三股汊：中路叫浊河，北路叫银河，南路叫符离河。三路之中，中路浊河的济漕作用较大，所以这段漕运称为“河漕”。所谓“湖漕”，是指自扬州北到淮安之间370里的漕运，因为这段运河两侧多湖泊，有些航程就是通过湖水，所以称为“湖漕”。所谓“江漕”，是指湖广、江西以及南直隶的宁国、太平、池州、安庆、江宁、广德等府的漕粮要经过一段长江航道而运到瓜洲、仪真，然后转入运河北行。这长江航段的漕运，就称“江漕”。所谓“浙漕”，是指长江以南的运河段漕运，因为南起浙江（钱塘江），所以称为“浙漕”。京杭大运河漕运实际上是浙漕、江漕、湖漕、河槽、闸漕、卫漕、白漕的连接与综合。
明代漕运之法多有变更，正如《明史·食货志·漕运》所说：“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成长运而制定。”意思是说，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为由江南鱼米之乡向国都北京漕运米粮路程遥远，所以进行漕运的办法有三次大变更，起初是支运，后来是兑运与支运并行，待到支运都变成长运之后，漕运制度才最终定下来，没有再变。那么，什么是支运？什么是兑运？又什么是长运呢？
明代在大运河沿途要地，如淮安、徐州、德州等地，各建有大型粮仓。所谓“支运”，就是各省应缴纳税粮的农民将缴纳的米粮就近运到各仓，而由政府分遣官军再挽运。淮安仓的漕粮由浙江、南直隶军运到徐州仓，徐州仓的漕粮由京卫军运到德州仓，德州仓漕粮由山东、河南军运到通州仓或京仓。这样依次递运，每年往返四次，可运300万余石，这就是支运。
宣德六年（1431），因为各省特别是江南各地民运粮至诸仓，远的往返几乎要一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为了不致误农，根据主管漕运官员陈瑄的建议，令江南民运漕粮至淮安、瓜洲之后，兑与卫所，由官军直接运至通州、北京，途中路费、耗米由政府支付。这样一来，可谓军民两便，这就是“兑运”。每年有400万石漕粮运到北京，其中十分之六贮藏于通州仓，十分之四贮藏于京仓。
后来江南的漕粮也都以“水次改兑”的形式，由漕运军卒长途直接挽运通州或京师，中间不再改兑或接力式的递运，这就是“长运”。
不管漕运的方式方法怎样变化，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米粮运到北京。原来运到北京的漕粮未有定额，成化八年（1472）始定每年400万石。其中，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万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但因还有折色和耗米，所以实际上每年运到北京、通州的漕粮多达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漕粮之外，江浙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还要输运北京内府用的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给朝廷各府部输运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这部分用做官禄的白粮，即使在实行长运法后，仍由民船输运到京，称之为“白粮船”。
漕运所用的船，永乐至景泰间，无定数。明英宗天顺以后，定下漕运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只，漕运官军十二万一千五百余名。至崇祯中，漕运船只为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只。当时，好点的船都是用楠木、杉木打造的，差些的则用松木，并规定所有漕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起初，每艘船装载正米（官府定额所收的米）与耗米（正米之外每石另加数斗，以备沿途损耗所用的米）共四百七十二石，后因船只缺少，一船装运米增至七八百石。加上十多万运漕官军私自捎带的土特产等货物，每船的载重就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