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添接书后，不置可否。清军久等无回音，遂会同亲华的韩军左右营入宫，但旋即遭到乱党射击，激战随之展开，枪声一响，王宫大乱。混战中，竹添与乱党头目忽然震惊地发现，韩王不见了！这可真是个致命失误。竹添深知大势已去，遂喊上乱党中坚撤退。不料洪英植却执意要去找韩王，竹添争执不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洪英植飞奔的身影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中。
混乱中，洪英植左转右找，还真就在玉流泉北面的关帝庙，找到了避乱的韩王。他箭步上前，拽住韩王的手，强迫韩王随他去追竹添。韩王执意哪都不去。
双方正争执不下，清朝联军已杀奔进来，洪英植就这样成了乱刀下的肉泥。一听说找到了毫发无损的韩王，吴、袁二人大喜过望。非常时刻，谁也不敢保证宫中没有乱党潜伏。所以二人当即决定，请韩王陛下屈尊暂离皇宫，先到趟清军大营暂住。
就这样，清军带着韩王，一路凯旋回营。同时，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则随竹添逃往日本。战乱一起，朝鲜军民自发攻击日军，结果，日本使馆二次被烧（一说为竹添撤退前自行烧毁，以敲诈朝鲜），日侨30余人被杀。消息传出，吴兆有与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日急电北洋请援，同时送上韩王发给李鸿章的乞援国书。于是也才有了前文中超勇、扬威停止南下，转发朝鲜的一幕。
中方的迅速反应，再次及时克制了动乱的扩大。日本内部和战难决，遂先派出全权谈判大臣井上馨带兵船三艘，载兵两千余人赴朝，先绕开中国压迫朝鲜。
十一月十六日（1月9日），井上馨一行抵达仁川港。十七日入汉城，形势再度紧张。经谈判，日朝双方于二十四日签署了《日韩汉城条约》。该条约规定：
一、朝鲜国修国书向日本道歉；
二、朝鲜赔偿日本11万元善后金；
三、捕捉杀害日本驻韩教官矶林大尉的凶手，“从重正典刑”；
四、日本使馆另迁新址，地基由朝方无偿提供，并支付2万元工程费。
五、日本继续保有朝鲜驻兵保护使馆侨民的权力，并规定“公使馆所附属土地，为日本护卫兵队之营舍”。
日韩纠纷至此告一段落，但如果中日不能达成公识，甲申事变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在东京，激烈的争论已经爆发。一批文武大员力主乘此机会向中方作武力摊牌，乘中方南北洋两线作战，无法全力对日的时刻，一举拿下朝鲜。而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承认现在确实“有机可乘”，但更指出，归根结底，中日实力对比在根本上仍是中方占优。倘日方乘机突袭朝鲜，中国恐怕就会宁肯丧失更大利益于法国，也不会坐视日本吞并朝鲜。于是，中法议和，大清腾出手来全力与日本交战，纵然朝鲜攻得下，又如何守得住？打了半天，国家元气大伤，体面大损，得到好处反而是法国人！这样的折本生意，有什么价值？相反，若日本持和平态度，利用中法矛盾，作有限的外交争取，必可有所斩获。这就叫借力打力，也可说是借法打中。与前种行动下的替法国火中取栗正相反。而战胜中国的根本之途，还是在于自强与发展。
这一番分析，令急战派暂时沉默了下去。天皇遂命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赴华与中方协商朝鲜善后事宜。
正为中法战争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虽明知分身乏术，但中央已经决定，李负责与日本的谈判，地点就在天津，日使无需进京。李鸿章也只有勉为其难，于万难中挤出时间，和伊藤协商韩乱善后事宜。
双雄初会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伊藤与全权副使西乡从道离开了东京。二十八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三十日，李伊第一次见面。伊藤首先进京呈递了国书，然后便于二月十七日返回天津，并于第二天与李展开正式谈判。
谈判从二月十八日开始，直至三月初一始结束。会商的结果，就是三月初四（4月18日）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内容共三条：
第一条规定，中方由马山浦撤走驻韩清军，日方亦同时由仁川港撤走护卫使馆之兵弁，“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第二条规定，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暗藏纠纷的是最后一条。
事实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及的那样，朝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就是“以退为进”。即赶在朝鲜国民觉醒之前，放弃那个不合时宜的宗藩关系，同时扶植朝鲜国内倾向中国的革新派，推行中国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如此一来，只要朝鲜不亲俄，又开放商务利益，英国就不会破坏也不会允许别人破坏东北亚的均势。这样中国就可以从众目睽睽下脱身，在“和戎”的前提下“变法”，有领土野心的日、俄则将成为众矢之的。若日、俄勾结，中国就与英国结盟。若日本坚持联英，中国就做英俄两大势力之间的制衡筹码，维持东北亚均势，静待欧洲战火燃烧，再定攻守大计。至于朝鲜，则将作为中英俄日四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从事于内政改革。如果这个方案可以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李鸿章就可以向伊藤建议，在相互撤军的基础上，相互承诺永不出兵朝鲜。如此就短期言中国所失多，日本所失少。但就长期论，中国所得多，而日本所得少。两相抵消，大局上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但可惜的是，这个计划从不曾被提上过议事的日程。因为太后不会同意，皇上不会同意，清流党也不会同意，就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外交。
当然，大清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坚持只有我方有出兵权，而日本没有，但现实中的战争，与法日同盟的潜在可能，大大动摇了大清国的底气。于是也才有了三月初一的上谕：“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原来北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一、朝鲜绝不放弃，为宗藩关系不惜动武，所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二、既然日本的野心是不变的，在大清强、日本弱的前提下，双方约定都可出兵，但出兵前要相互通知，这样他奈我无何，我却可以避免日本再搞突然袭击！
但很可惜，就目前讲，当然是大清强而日本弱。可发展潜力呢？十年之后呢？
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任何约定双方都有阐释权。对于这个《天津条约》第三条，日本是另有理解。至于它是如何解释，十年之后自见分晓。
伊藤走了，李鸿章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在他密呈总理衙门内部参考的书函中，如下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该使（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十年后的纪年是甲午。
幸哉，不幸哉？
沉船迷案
不管幸与不幸，朝鲜问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北洋水师无法南下，从而形成了南洋分遣舰队的独自南下援台。而此时法国海军已做好拦截准备。
2月7日，孤拔率领“巴雅”号等7艘军舰北上搜索南洋5舰，经过5天的巡弋，仍然一无所获。2月13日清晨5时半，法国舰队正要掉头南归，却意外遭遇了南洋水师的5舰。
孤拔下令：准备战斗！
吴安康也下令：立即转舵，撤退！
5舰之中，以驭远速度最慢。其设计速度本为12节，但此时由于年老失修，只能勉强达到10节。此时吴安康一声撤退，五舰的距离也就随之拉开。
吴安康眼见驭远越来越小。澄庆说快不快，恰足以拖累二南与开济三快船；说慢又不慢，恰恰甩开驭远。吴遂命澄庆留下保护驭远，而自带其余三舰全速逃往镇海口避难。
澄庆、驭远也不傻，自然不会慢以待毙，遂掉头回驶，乘涨潮又驶入了石浦口，7艘尾追而来的法舰，由于不明水道，并未急于暂未深入，而是分作南北两队，3艘在南、4艘在北地堵住出口。同时派出陆战队控制近口小岛，架设火炮。
鱼雷舰队则试探性前出，一面探明水道，一面作出偷袭的准备，以对华军形成强大的威慑。然后，法军就开始等待，等待“两只老鼠”的投降或灭亡。果然，就在这天晚上，法军终于听到了两声期待已久的巨响。可那却并非法军鱼雷艇的功劳。
原来，自看到追击而来的法舰的那一刻起，陆上的居民们就炸开了锅。他们集体抵制两舰的停留，以避免本地遭受战火的蹂躏。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石浦岸防守军的心中。海军别无选择。
那一刻，澄庆舰的管带蒋超英沉默，驭远舰的管带金荣也沉默。
沉默的结果，就是两声巨响：自沉。而时间则定在了万家欢庆的除夕之夜。
但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就在两舰已决定自毁的2月14日夜十一时半，法国的两艘鱼雷汽艇偷偷潜入了港中。为了这次偷袭，法国人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特意选择了除夕夜采取行动，行动时又将鱼雷艇漆成黑色，并遮住发光的仪表。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次他们可算是白忙活了。法军的第一轮鱼雷攻击，成功击伤了驭远的尾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法国人大跌眼镜了。还没等他们发射第二轮鱼雷，受伤的“驭远”与毫发未损的“澄庆”，就在他们眼前沉了下去！
难道大清国的军舰竟有潜水功能？但很快，法国人就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正如负责指挥此次偷袭的“巴雅”舰副舰长戈尔敦中校所言：“此次夜袭任务之完成，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自己执行的。”
巴德诺也已隐约想到了一些东西：“很可能实情就是如此：澄庆号舰长想找借口逃到岸上，并想把自己船只沉没归咎于我们的鱼雷艇，遂与他的船员串通，自动把船弄沉了。”
澄庆如此，驭远何尝不是？
连老外都看透的把戏，大清国那么多聪明人会看不透？所以说纸包不住火。
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石头出来谁倒霉？当然是责任人倒霉。于是乎，圣旨一道，蒋、金二管带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皇恩浩荡声中，至少还保全了两船水兵与一帮百姓。也算是大清国特色的人道主义了。
大崩溃
台湾海峡的封锁没能打开，越南战场又传噩耗。
十一月，雨季提前结束。中法双方同时选择了进攻。
这段时间清军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为国人瞩目已久的王德榜军终于突破重重关山到了一线，二为张之洞重新启用了退休在家的老将冯子材。
冯子材的复出，很大程度上缘于当时复杂的派系斗争，即张之洞等人对淮系失望，想借重冯子材取代潘鼎新。如此一来，潘鼎新对冯子材的复出，自然充满警惕无，形中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头再看一线。
西线清军继续围困宣光，但很显然，如不能解决重火器问题，宣光难以攻克。但是，这些技术问题恰恰是大清国官僚系统最易于忽略的环节。张之洞从不曾进入越南半步，简单地认为意志力可以克服装备不足造成的战术难题。至于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们，更是不关心此类实际问题，整日袖手空谈，让岑毓英效法邓艾之入蜀，取道泰国老挝，间道出奇，偷袭西贡！前线诸将也只有苦笑的份。
东线清军则部署如下：苏元春所部增至18营约9000人，负责防堵船头一路法军北上；前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率12营约6000人驻扎观音桥；王德榜率10营5000人，防守那阳，警戒郎甲、船头之敌迂回谅山；王德榜的副将马盛治部6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攻克后，即与西线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6营3000人驻守谅山，兼作预备队以备策应各路。
十一月下旬，南下的清军与北上的法军，在丰谷、纸作社一线全面遭遇。清军原计划是以苏元春与王德榜两部分进合击，夹攻船头。不料，苏部因“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遂造成王部孤军深入的态势。十八日，作为生力军的王德榜部，在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与法军遭遇，激战两天后，法军以85人的伤亡，毙伤清军近千人（内记名总兵黄喜光等33员将官阵亡）。王德榜被迫率军退回板峒，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
因为时值阳历元旦前后，遂为法军称为“新年奇捷”。法政府决定，自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7日）起，越南战事正式由海部转为陆部负责，并决意再追加1000万法郎军费，另为来春战争准备4300万法郎军费。
反观清军，攻已乏力，退则为中央不许，于是只有死守，死守最后就是守死。受制于脆弱的后勤，清军不仅动机力极差，而且被迫将各军分散就食，各把要隘，这就造成了兵力的严重分散。在对法军下一轮主攻方向的判断上，清军同样犯了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