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风云又起
光绪十九年春，朝鲜发生排外性的“东学党运动”，声言要“尽逐洋人”。并“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一时汉城空气大为紧张，“各国洋员均商调兵船防范，”日本人更乘机“携刀昼行，尤骚扰”。朝鲜小朝廷举措不当，至光绪二十年一月十日（1894年2月15日），运动终于变成暴动。朝鲜正规军早已朽钝，基层士兵在感情上又多倾向于东学党徒。结果，虽有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兵舰协助转运兵员粮械，韩军仍是连战连败。仅四个月不到的时间，东学党便席卷了全罗、庆尚两道，攻陷县邑数十处。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更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一时举国震动，汉城大恐。手忙脚乱之中，韩廷于二十八日决定援引壬午、甲申故例，请天朝上国出兵，代为镇压“东学党暴动”。
事实上早在此前数日，大清国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就有了类似的想法。在袁看来，此举有三个好处：一则可以加固自己在朝鲜的太上皇地位，二则可以提高大清的影响力；三则可以杜绝列强介入的可能。
唯一的顾虑在于，清军出兵是否会引发日本与俄国的介入。
袁世凯正在犯难，日本人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当时，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回国述职，馆务由首席书记官山村浚代理。鉴于时局之动荡，杉村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特命使馆的书记官郑永邦，赴袁处拜访，与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番寒暄后，郑不无坦城地表示：东学党的乱事久不平息，对商务大大有损。着实令人担忧。鄙人窃以为东学之事，韩人定不能自了。乱事愈久就愈难平息。贵国何不代表韩平乱？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郑更表示，中国出兵，日本绝无反对之意。只是希望中国出兵之前，应照《天津条约》规定，提前支照日本政府一声。至于这个“支照”是由总理衙门发出，还是由北洋方面发出，都无所谓。总之一句话：我政府必无他意。
日本还巧妙地暗示了俄国对清、日两国的共同威胁，遂将袁世凯的疑虑一扫而光。
第二天，韩王正式致书清廷，“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扞卫之计”。
而袁世凯致李鸿章的密电，则已先于此书发出。在这封电报里，袁世凯特别强调了日本人只注重商务利益的态度，并指出：若我军不来韩代为镇压乱党，则“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所以，韩王的邀请，实为大清“必不可却之举”。
斩钉截铁中，决策的重心已随着飞扬的电波，由汉城转向了北洋。
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一生事业的顶峰。
北洋水师成军六年。李鸿章奉诏校阅。
四月初三（5月7日）晨，李鸿章离开天津。
初五，李鸿章至大沽。
初六黎明，八大远及超勇、扬威两快船，康济、威远、敏捷等练习舰，镇中、镇边两蚊炮艇，南洋、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寰泰六艘南洋兵船，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广东兵船，齐聚大沽，护李直趋旅顺。升起的旭日下，定、镇两巨舰，还是那样的气吞万里如虎。海风下，龙旗的猎猎声，似乎令李鸿章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午后。只可叹，人物依久，世事已非。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李鸿章校阅了北洋水师，检演了海防工事，观看了陆军演习。从旅顺到威海再到烟台，外国记者紧随，列国公使云集，真是盛况空前。
最后，李鸿章于二十一日乘船来到山海关，检阅完当地守军后，又为新完工的铁路大桥工程验了收，然后就坐上火车，飞驰在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线上，直返天津，真是快何如哉。
但是，热闹的表象已不能掩盖内里的空虚。正如英国人濮兰德所描述的那样：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红旗招展……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
乌云已经掩了过来。
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李鸿章回到了天津。
几天后，他看到了袁世凯的来电，也收到了韩王的乞兵国书。
关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没有多想；关于李鸿章的决策，清廷同样没有反对。就这样，由北洋负责，调兵援朝。
图穷匕见
赴朝清军共分三批起运：第一批，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防马步军910人为前锋，于五月初三（6月6日）下午六时离开大沽赴朝鲜。初五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初六登岸入牙山县。
第二批，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榆防军1055人，与五月初五下午六时出海。（初七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初九上午登陆入牙山。）第三批，马队100人，旱雷兵100人，步队300人，于五月二十二日始至牙山。
其中，直隶提督叶志超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刘铭传是不折不扣的小同乡。参军后进入淮军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刘铭传部，作战勇猛彪悍，冲锋每先士卒，攻坚往往先登，被老乡和部下戏称为“叶大呆子”。在讨伐捻军的战斗中积功至总兵，得赐额图浑巴图鲁。光绪十五年，经李鸿章举荐，擢直隶提督。光绪十七年，平热河教匪有功，得赏黄马褂、世职。李鸿章强调以西法治军，叶志超大力响应，还曾聘请西洋军事顾问在军中开办讲座，讲解现代战术，倒也不是有勇无谋之辈。
在清廷看来，如此精兵猛将，已足以慑服乱党，稳定局势。同时军队不入汉城亦不在仁川登陆，而入牙山。原因一在牙山接近动乱区，便于招抚乱民。二则远离列强商贸区和日侨聚居地，不易发生意外。
似乎已是算无遗策。
五月初二（6月5日），袁世凯不无得意地告知郑永邦，1200名清军，将于次日离开山海关，来朝鲜稳定局势。
第二天，杉村不动声色的告知袁世凯，大鸟公使已于昨日午后提前返回韩国，数日即将抵达仁川。鉴于目前的形势，同行者还有作为护卫的20名警察。
同样是在初六这一天，大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正式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出了中国出兵朝鲜的照会。
至此，一切进行得既合情合理又波澜不惊。从北洋到汉城，中韩双方无人料到，仅仅二十四小时之后，形势就将彻底逆转。
五月初四（6月7日）陆奥正式照会汪凤藻：依《天津条约》之规定，日本亦将出兵朝鲜——这里陆奥所指的，就是《天津条约》中规定的中日双方任一方出兵朝鲜都要先照会对方。按陆奥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任一方出兵并照会对方后，另一方也可以出兵但必须同样照会对方。
现在中国出兵了，也照会了。那么，日本也出兵，也照会。
也必到此时，汪凤藻始顿足长叹：上鬼子当了！
上当之惨还不止于此。表面上，日本至少是按照《天津条约》通知了中国，可实际上在前一天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出发。换言之，大清国想获得的战略预警并未得到。
同一天，在朝鲜，杉村闪电般通知袁世凯：与大鸟公使一起来韩的，还有一支按《日韩济物浦条约》前来保护侨民的军队。至于人数与规模暂时保密！
袁世凯懵了。
五月初六（6月9日）下午六时，大鸟圭介乘八重山号军舰，并松岛、千代田两艘护卫军舰抵达仁川。次日晨，大鸟一行入京。随行的确实有20名警察，但还有化装成水手的4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甚至还带着四门野战炮！
更多的日军随之源源不断的涌入仁川。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手足无措。而对日方来说，则正是蓄谋已久。
自中法战争结束至今，日本为了与大清国争夺朝鲜，已进行了十年针对性的内政整顿、军备扩充。现在正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也就是一个合适的政治理由。
东学党之乱终于给日本人送来了难得的“东风”。所以他们才巧妙地设置陷阱，引诱中方先出兵，自己则不动声色的聚集优势兵力兵器，突然发难，反客为主。此即后发制人！
可是，历史的进程却注定比小说更精彩。短短十余天的时间，朝鲜的形势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和战之间
中日两强一较劲，可急坏了朝鲜这一弱。
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景况，朝鲜不幸摊上。
但“鱼肉”亦有“鱼肉”的尊严与智慧。朝鲜君臣也好，东学党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朝鲜好。至于矛盾，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当外力威胁到他们共同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价值时，内争的矛盾也就转成了一致的对外。
一番讨价还价，不久前还势同水火的政府军与东学党，居然就握手言欢了！
朝鲜小朝廷与东学党达成了妥协，事端渐趋平稳，汉城的空气也骤然松弛了下来。就在此时，日本公使突然率军进京，反而成为新的紧张源头。在各国使节的纷纷责难中，大鸟圭介颇觉进退维谷，只好将大部分士兵送回军舰上过夜，同时向东京方面建议，是否暂停后续部队的增派。
东京方面显然也未料到，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运动”，居然会如此戏剧性的戛然而止。更令它们尴尬的是，清军进驻牙山后，并未进入汉城，于是日军的行为愈发招致列强的不满。李鸿章则顺势向日方建议：韩乱既已平息，中方无需代彼镇压，日方也无需保卫使馆侨民，双方军队不妨同时撤回。
日本十年磨剑，好不容易等到“东学党暴动”这个天赐良机，又岂肯同时撤军？可若不撤军，实为无名之师，外交上全无凭借，更不能对付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思前想后，陆奥宗光认为，非以一种外交上的出奇手段打破僵局不可。
五月十一日（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手段”出笼了。
伊藤决定，由日方提议，中日联合镇压韩国乱党，镇压成功后，以“韩国内乱虽一时平息，但如不能将动乱的源头消除，便不能认为局势已安全”为理由，“建议中日双方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改革韩国弊政，以求得长久的安全。在此改革取得成效之前，日本政府将不视韩国政局为稳定，也就不会从该国撤军。”
如此不仅保持了军事上的先机，更重要的是，从政略上讲如中方同意与日本共同指导韩国改革，无异于放弃中韩间的特殊关系。若中方不同意，日方便可借此与中方武力摊牌。进退两难遂一转为攻守两便。
两天后，陆奥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对此，汪凤藻大为震惊，他强调：应先撤军再细谈善后事宜。可陆奥则一口咬定：韩乱不能真正善后，就难以放心撤军。
汪只有匆忙请示北京方面，苦等回音。
又五天之后，经过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紧急磋商，中方作出了初步回应。
首先，中方再次强调了朝鲜国内局势已趋安定的客观事实，驳斥了日方“共同镇压”的建议。
其次，中方指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其意虽善”，但任何改革，都应由朝鲜自行进行。中国自居朝鲜上邦，“尚不干预其内政”，何况“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
最后，中方再次提醒日本政府注意，“变乱平定后，即行撤兵，乙酉年两国所订条约具在，今无再议必要。”
此一反驳，理由可谓充分，逻辑可谓分明，语调可谓坚挺。无奈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定以国运作赌注，取中国在东亚之传统地位而代之。业已开始飞速运转的战争车轮，又岂是李鸿章的口舌之争所能止息？
日本内阁接到中方上述照会后仅一日，就作出了回应。日方照会开篇明义，一语指出：“顾察朝鲜刻下之情势，帝国政府与贵国政府所见不同。”陆奥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坚持认为，朝鲜内政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生死关头，而韩廷自身又无此内力自发实现，我帝国政府作为彼之好邻居，又岂能“置诸不理”？若不管，“不仅有背平素对于朝鲜所抱邻交之友谊，且不免不顾我国自卫之道”。“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
一句话：就算中国反对，这次日本也要单方面干下去。
李鸿章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次日本人的出兵，与以往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李鸿章也好，袁世凯也好，事先都错估了日本的决心。但其错估亦非毫无根据。当时的日本，从经济上讲，正处于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阵痛中。从政治上讲，政府与国会的对立日趋尖锐，在野党正要联合倒阁。这个时候，日本人能发动侵略战争吗？换个国家也许不能，但日本恰恰能！
事实证明，伊藤的选择是正确的。战争不仅消弭了内部的党争，而且得到了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日本国民的支持。政府、国会、民众一夜间前嫌尽弃，全力对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绝非三分钟的热度，而是一种全民的破釜沉舟。
两个月后，天皇发布了第十四号敕令，号召募集战争公债5000万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人口不过4000万，工人日平均工资仅0.15日元弱。可结果呢？
不到一个月，政府就超额收到了4694万日元！
又五个月后，在天皇驻节的广岛，在战时大本营中，召开了第七届议会，面对内阁1亿5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和加募1亿日元战争公债的提案。一向以挑刺着称的日本国会，这次只用了五分钟就一致通过。
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日本战车越驶越近，大英帝国不安起来。
首先，英国担心战争会影响英国在远东的商贸利益。
其次，英国担心战争会给俄国造成趁虚而入的机会。
6月初，英国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试图阻止日本战车飞转的车轮。可英国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搪塞与支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