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李鸿章的南北夹击计划宣告破产。但在日军已控制汉城的情况下，北路清军却平安入驻了平壤，牙山孤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全师而退，千里转进，得以与主力会师，最终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也可谓不幸中的一大幸事。难怪盛宣怀要以手加额，庆幸：“倭兵早到大同江……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
但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困难来自于未来的战场的独特性。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黄海，其东端是此战双方争夺的直接目标：朝鲜，西端是大清国的重心：京师，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与威海。
在这个战场上作战，陆军的进退与海权的消长密切相关，侧后的安全重于正面的进退。这种独特的地理特性，为中日之间的大战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可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战场：交通，朝鲜长期闭关锁国，缺乏现代意识，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筑，交通原始落后。北部多山，大军行止、物资转运，尤觉困难。
至于大清国，虽然李鸿章早在同治朝就开始呼吁修筑铁路，但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用了20年的时间，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
而日本在1893年就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出九州就是釜山，便于登陆。
从直线距离上讲，从汉城到釜山，与从汉城到平壤，均为500华里。但北部多山，气候恶劣，清国铁路向朝鲜方向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就只有徒步行军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所以清军的交通困难大于日军。
相形之下，海运即快捷又高效，但在双方海军战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开战后，双方都不敢轻易在朝鲜西海岸展开大规模海运。但日本以其地缘优势，可以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外的朝鲜东海岸登陆，更可趁机袭扰北洋沿岸各战略要点。清军却限制于作战基地和后进保障，既无法作同样的机动，又难于打击日本本土。
通讯
朝鲜有两条电报线，北线为中国修造，由仁川至汉城经平壤过义州，入中国东北，连接于北洋。南线为日本修造，由汉城至釜山，由海线通日本。表明上是平分秋色。但前述局势的发展迅速打破了双方之间微妙的平衡。由于日军先入汉城，这就等于控制了朝鲜通讯网的心脏。六月二十二日，日军攻占中国驻朝电报局，平壤以南讯息全断，牙山叶志超部彻底成为孤军。“须俟大军到平（壤），兵进一步，线通一步，方能守护”。
后勤
当时入朝清军的后勤基地有二：一为天津，一为奉天。交通线则有四条：一由大沽海运经旅顺、大孤山至大东沟；一由大沽海运至营口，再转陆路至九连城；一由天津以铁路运至山海关，再由陆路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一由奉天陆路至九连城。所有四条线过鸭绿江后汇为一路，经义州-宣州-定州-安州陆路至平壤。
换句话说，在朝鲜境内，平壤守军等于“只有一条陆路联络线。且其一部接近海岸，故在平（壤）（清军）诸将深感其危险。”
同样糟糕的是，中国用银，朝鲜使用本地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每两仅易制钱七百有奇”，仅相当于国内购买力的一半。“所有添营、购械、转运各费不可胜计，与内地用兵情形迥异。战事既开，利钝迟速，均难预期。而各项开支，刻难停缓。”以至于大战在即，李鸿章不仅要忙着部署军事，还要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以平衡物价。
上述两点合在一起，就是李鸿章的一句话，“悬师远征，道路险艰，转运之费尤巨。”
当然，清军也有清军的优势。
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最足以自豪的就是李鸿章倾25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系统。这一系统，以（天）津（塘）沽、旅（顺）大（连）、威海三大要点为依托，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
所以李鸿章才说：“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舰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当然，这两个军港也不是没有缺陷。以威海论，本来还该有第四期工程，即加强后方的对陆防御。但由于财政制肘，未能兴办。旅顺的情形也大体相仿，这样一来，两港对海防御虽然固若金汤，可陆上的后方安全却成了他们的阿克琉斯脚踵。不过，只要北洋水师在，日军不敢作两栖登陆，北洋沿海就是金汤铁城。
这个独特的战场决定了李鸿章所能选择的战略。
李鸿章的方略是，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不是和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主力会战，而是依托北洋海防工事，作攻势防御。即战略上避战，取守势，战术上伺机巡游渤、黄海，威胁日军海上运输线。这样日军忌惮北洋水师，在取得制海权前，不敢轻易在三个半岛的侧后登陆，清军就可以逐步动员全国陆上力量，与之作正面的持久消耗。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概括，就叫“保船制敌”。保船就是保住海上有生力量，取老子“控而不发”的智慧，威慑日军的软肋。然后将战争导入持久战的轨道。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实力有限，连年扩军，负债累累，其土货多销往中国。只要中国将经济战与军事上的持久战相结合，“檄行各（海）关，暂停日本通商，日货不准进口。”这样日本虽有快船快炮，却已无用武之地。
那么，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对不对呢？敌人的档案记录，最有权威性。
日军计划
就在七月初五，日本大本营敲定了他们酝酿已久的“作战大方针”。
日军的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先派第五师团出朝鲜，以之牵制清军。在国内以陆海军守备要地，并作出征准备。此间，我舰队进而扫荡敌之水师，尽力取得黄海及渤海制海权。”
第二期作战则根据第一期中制海权争夺结果的不同，细分为以下三种选择：
甲方案：若能完全掌握制海权，“则逐步输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
乙方案：鉴于“清国四个水师之舰艇，其只数及吨数均凌驾于我海军”，北洋水师尚有我所没有的铁甲巨舰，故“胜败只数遽难逆料。”如我未能控制渤海湾，但敌亦不能取得我近海制海权时，“我则陆续派陆军进入朝鲜，击退敌军，以达扶植韩国独立之目的。”即主要依赖陆战争取一个有限的战争目的。
丙方案：“若我海战不利，制海权全归敌有，我则唯有尽可能援助（在朝之）第五师团”，尽可能维持朝鲜的据点，牵制清军，同时“在国内整饬防卫”，准备登陆作战。
很显然，日军利在速战。其陆战的进退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所以关键就在海战能否速战速决。
李鸿章的“保船制敌”虽然看似消极，却正针对日军的战略而发。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是较早弄清李鸿章战略意图的日本人，也是较早认清其危害性的日本人。
情报传到东京，日方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日本经过23年的维新努力，尤其是近十年的对清备战，手中的剑已是非常锋利，无奈经济实力有限，所以日本要力争速决。要速决，首先要争得黄海的制海权。不然，因为战场地貌特殊，一切兵力输送、后勤转运、后路掩护均无从谈起，真要是让陆军从朝鲜半岛在原始的后勤线上向北京作陆路推进，必然要打成持久战。
针对李鸿章的战略，宗方小太郎建议，日方只需派军舰“突入渤海海口”，作一个武装游行，快来快走，不与交战，北洋水师自会舍弃北洋防御体系，走向大洋，到时日方便可寻机与之“一决雌雄”。这里，宗方对光绪及其背后的激进派们的心理无疑把握得很清楚。
日本海军几次入渤海湾游击，果然令清国君臣情绪失控，群臣对北洋水师交相弹劾，光绪龙颜大怒，连下严旨，逼北洋水师出战，甚至闹到要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革职拿问的地步。全靠了李鸿章的力保，才改为“戴罪自效”。
但是，让日军无奈的是，无论他们如何挑衅，也无论光绪如何连发严旨，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严密掌控下，就是不给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会战的机会。而从海上，日军根本无法突破李鸿章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海防工事。如此一旦拖到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届时，日军不仅完全无法在直隶平原登陆，在朝鲜的作战也大为困难。
有鉴于此，日本大本营在七月十四日（8月14号）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次序。
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增派第三师团提前入朝，与已经在汉城集结的第五师团会合，组编为第一军，由明治维新的元老山县有朋任军长，兵分三路北上，合围平壤。寄希望于陆军能在清军完成战略动员前，重创入朝清军。并争取在陆战中寻求扑捉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的机会。
其陆上攻击计划可以说是照搬毛奇之外线战略，可是，在朝鲜却并无铁路可供日本快速运兵。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利用了朝鲜半岛特殊的地形，以海运代替了铁路。在南线日军自汉城分三路北上的同时，再海运一支奇兵，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迂回到平壤北面背击清军，完成四面合围之势。
此招可谓狠辣。在朝鲜这样一个狭长而多山的半岛战场上，海权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从汉到隋唐对朝鲜的东征，再到明朝的抗日援朝，胜利者无不是能控制海洋者。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不也还是要靠仁川登陆翻盘吗？除非守方能以绝对优势的陆军填满东西海岸，不然很难对付海权力量的两栖闪击。而朝鲜战争初期的北朝鲜军恰恰没有这个优势兵力，光绪二十年的叶志超同样没有。
日本大本营指导战争的灵活与高效，皆非大清可比。但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毕竟还处于初创期，甲午战争是参谋本部成立后策划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
所以其军事行动的保密性还有很多问题。事实上，早在六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就得到了日军有在元山登陆，袭击入朝军后路的消息，但一开始他并未重视这个情报。因为大清国有太多比作战层面更高更困难的问题，等着他提意见呢。
进退两难
丰岛偷袭后，李鸿章的元老级幕僚周馥向李建议：“日本蓄谋已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国耶？必筹足兵饷三年，而与之持，或稍有济。其要有四：一、勿与日本决裂。彼挑战急，我宁忍受，得和且和。二、除原有劲旅整备外，宜速募兵三万，驻直隶，精练之，以待东发，仍速招三万以为续备。三、斯役用淮军居多，两淮宿将，今惟刘省三爵抚在，宜急起用。四、水陆宜节节速筹转运，奏请重借国债应之。待四事备齐，将逾年矣。日人如必不和，则出师扼鸭绿江以待。”
为什么周馥强调“勿与日本决裂”呢？因为大清的近代化军火主要依赖外购，自光绪十七年“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至开战，清军再未储积军火，日本却反是。一旦正式宣战，西洋列强援引中立法，大清不仅买军火难，运军火更难。只要走漏半点风声，日本人在沿途运货船停泊的任何一个港口提出外交抗议，当地政府就有权截扣军火。好不容易联系到智利愿意售舰，不幸又因日本的外交干涉而破产。军火价格更是一涨再涨，不厚积财力，是无法长期作战的。
但事实上这四件事，李鸿章一件也干不成。
首先，第一条“忍字诀”就过不了舆论和太后、皇上、帝师的关。
第二条是要用大把银子的，户部本来就闹钱荒，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又耗费无度，去哪搞钱？李鸿章在六月初四倒是曾上书中央，称如果不能再增加20到30营陆军，募集200到300两白银的军费，对日作战很难展开。虽然第二天中枢就决定由户部和海军衙门各负责筹集150万军费，可是却再没了落实的下文。
第三条又头疼，刘铭传死活不出山，李鸿章拿他什么办法？
第四条大借外债更难以获得批准。因为若前所述，太后早在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就明发懿旨：“主战”但“不准借洋债”。讽刺的是，此前为了颐和园工程大清曾多次巧立名目地借外债。总之，可以借外债修园林，不可以借外债打日本。也算是大清特色的和平主义了。
于是，周馥进一步指出：“是必败！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当思曲终奏雅。”
这已等于是暗示李鸿章要么急流勇退，要么赶紧为他日的失败预留后路，但这又不符合李鸿章的性格。果然，李鸿章既没有多解释，更没有申请退休，而是继续硬撑。
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对清国宣战诏书。
七月初四（8月4日），李鸿章开始向旅顺与山东的新募军发放北洋库存的精锐武器。全国各省水陆军亦随之进入戒备状态。
七月初五（8月5日），上谕令户部、内务府与北洋大臣速修战备，并决定将西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部分费用紧急挪作军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