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在大清国土上泛滥成灾
鸦片啊鸦片，为什么大清人民就那么爱您呢？
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但只卖了十一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如果赔本则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即使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了……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地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种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三百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五十艘快船六千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其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不成，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了：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一千两百五十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四百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两百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一千五百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两千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做睡觉时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增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
我发现，中国某些学者在涉及这些层面时都小心冀冀，有些学者干脆违背市场规律，说什么鸦片与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决定供应的。这种怪论之所以能出来，我估计跟学者的移情有关。也就是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爱新觉罗家的后代了。这些后代估计没看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续记》。书中主人公鲁滨逊在续记里已经是商人身份了，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狠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笛福这个小说家，做过生意，办过报纸，住过监狱，做过记者。正是生意破产后，他才拿起了笔，而且做生意的时候只去过欧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来过中国。
但是，他的小说里已经反映天朝人民喜欢鸦片——需求决定供应了，所以在笛福笔下，中国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然可悲了，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由此证明：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鸦片来自于罂粟，而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儿，至今众说纷纭。好多人偏向于认定它原产地在希腊。不管在哪儿吧，但首产地不在天朝，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花朵惊人的美丽，果实惊人的丑陋——坚硬的黑色小球球。谁也想不到，这丑陋的果实，却能迷醉掉整个天朝！
人类最初发现罂粟的医学价值的，是公元前5世纪、西方医学祖师、希腊人郗保克拉底斯。制造鸦片的罂粟，中国唐代（7世纪）的文献中就出现过。至于划破罂粟壳提取纯的浆汁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最早见于王玺1488年的《医林集要》中，他做过二十年的甘肃总督。马士猜测，在那里他同回教徒接触，可能学到了阿拉伯的鸦片工艺和制造技术。16世纪，李挺的《医学入门》中也描述了同样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在他的书中，给鸦片起名叫“阿芙蓉”，据说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阿拉伯语中的鸦片一词音译过来的。于是，中国对鸦片有了两种称呼，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叫鸦片，从阿拉伯语过来的，叫阿芙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鸦片，这个让天朝大触霉头的药品，倒堪称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而交流的桥梁，仍然是全世界文明的使者——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同时，不经意间把鸦片传到了中国。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阿拉伯人作任何的道德谴责。因为长期以来，鸦片在中国，只是药铺里默默无闻的一种药材。一句话，人家传播过来的是切菜刀，你要愣用它杀人或者自杀，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澳门的葡萄牙人于1589年出具的一份《陆饷货物税则例》显示，那时的鸦片是作为药材进口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时。”据说有人化验过万历（1573年~1620年在位）皇帝的骨头，发现里面有吗啡，证明他是吃鸦片的。有人考证过，这个传说大半属假，但即使是真的，也顶多是一种个案。总之，鸦片养在药铺人未识，几百年里，它并没有成为中国百姓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因为鸦片很臭，特别是某些晒制的办法让鸦片有一种尿液发酵后的味道。这种味道，挡住了不少人。因为不管是像服金丹那样直接吞食，还是和以他药煎汤服饮，没有点喜欢喝尿、或者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意儿的，所以，鸦片还不致成为公害。直到一种绝妙的吸食方法传遍神州大地，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躺在烟榻上拿着烟枪就着烟灯吞云吐雾、赛过活神仙的那种场景。
这种享受的极致，也就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发明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不但把鸦片的尿骚味给逼跑了，反而让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
我分析，吸食法在中国，应该有个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其一，初级阶段是水管吸食法。即于水中溶入鸦片吸之，有说此种吸食方法乃波斯人发明的，有说是印度人发明的。如何传入中国，有两种说法。一说，荷兰人从它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带到了台湾，台湾又传到了大陆。一说，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印度时带回的战利品之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为止，人家印度人食用鸦片的方法仍然是将鸦片放在饮料中，或者直接吞服，因此发明吸食方法的屎盆子似乎不能扣在人家印度人的头上！
其二，中级阶段是就灯吸食法的发明。也是两种说法：一说，李圭的《鸦片事略》中记载，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看李圭的意思，就灯吸食，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具体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一说，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年间，粤东巨富家一个小寡妇，为守节做了尼姑。但由于寂寞与苦闷，小寡妇瘫痪了，娘家亲戚多为巨富，一亲友乃是十三行行商，给小寡妇送来了下列小东西：西洋人玩的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舞会上的玻璃灯一具，还有一盒鸦片膏。小尼姑闲来无事，点着灯，用头上的簪子挑了鸦片膏在灯上烧，又用竹棍点了鸦片膏顶破玻璃瓶就着灯烧……就这么玩来玩去，竟然玩出了名堂：她闻到了香味，发明了烟枪吸食方法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多日吸食，她的瘫痪竟然好了。于是，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一里传十里，十里传百里。如果大家经历过现代社会的地龙热和三株口服液热，对这种故事在神州大地上的传播速度与传播幅度的惊人，当是心里有数的。
我觉得，就灯吸食方法可能在康熙年代就有了，但并不普及，一般百姓也并不接受它，而小尼姑就灯吸食鸦片治好了瘫痪才是天朝鸦片一下子风行起来的最佳广告。吸食鸦片竟然能治病？太好了。想想中国人吧，从张角的符水治病，到现代气功大师的“功夫茶”，历来看不起病的中国人，最喜欢信这些邪了。
其三，高级阶段：烟枪吸食法。谁是第一个发明烟枪的，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天朝人民在有关鸦片的营销观念、工艺制作和情趣享受方面发挥到了极致状态：专门制作鸦片膏的作坊出来了；烟灯很快有了名牌的，比如太谷灯与胶州灯；烟枪更是品种繁多，既有供给穷人的工艺简单实用的陶竹制品，又有供给富人的工艺复杂的镶金镶银制品；烟榻比贵妃牌沙发也差不到哪里去，旁边还立个点烟的男妾或者女妾，吸烟大爷烟二奶们千姿百态，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这种境况，跟天朝在整个国际上的状态与形象倒是比较符合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典型的S！
据天朝一个烟鬼交代，吸烟后是如此地舒服：“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大清政府作为牧羊主，当然喜欢愚民了，但仅限于心智上，如果羊群们傻乐的时候，把身体弄弱了，他们就不乐意了。咋办是好呢？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天朝的统治者当然不傻，他们认为外国人传过来的第一大公害乃是精神鸦片——天主教，首先禁的当然也是它。1729年，雍正发现光禁天主教不行，鸦片也是公害呢，遂颁布了禁烟命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这是天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据说，此时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不超过两百箱。
1780年，由于吸食鸦片者日增，乾隆重申天朝禁烟法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真龙天子想不到，他越禁，鸦片的进口反而越厉害。
1796年，嘉庆帝也开始禁烟了，态度不能说不坚决，力度不能说没加大。但结果不理想：鸦片贸易由公开转入地下；鸦片价格上涨，由原先的每箱两百元增加到五六百元；鸦片贸易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进口一千八百一十四箱，1798年至1799年增加到年平均四千一百一十三箱。1800年，鸦片进口达到四千五百七十箱。嘉庆无奈，第二次下发红头文件，禁止鸦片输入、吸食，同时禁止内地栽种罂粟。1809年，嘉庆政府又想出一主意，第三次下发文件，勒令公行保商出具甘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马士对甘结本身的评价是：“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不更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
1810年，清政府在北京逮住一个烟贩。嘉庆帝为此又第四次下发“红头文件”，命相关部门与官吏不得把此文件视作空头文件：“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1811年，嘉庆帝下发第五个“红头文件”。这次他明白鸦片进入内地可能与官吏人等脱不开干系，困此文件重在惩治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文件一下，反而成了天朝官吏发财的法律凭据了。一句话，皇帝禁得越严，烟贩贿赂官员们越欢，官员们捞钱也就越多。
1813年，嘉庆得知侍卫及官吏中也有烟君子，便下了第六个文件，重治吸食者：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1820年，嘉庆死，道光继位。可怜的道光继承下来的江山被马士概括为“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千疮百孔的帝国”。
概括得太对了，天朝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