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时人的评价。道光也算一个时人吧，他眼中，真正的弛禁派只有一个，那就是许乃济，这一点可在他处分许乃济的谕旨中看到。其他时人，一个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一个是林则徐的幕友梁廷枏。魏源所有的着作中根本没提出过“弛禁派”的存在。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黄爵滋上奏后，“诏令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此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梁廷枏在他的《夷氛闻记》中说：许乃济弛禁主张遭到大臣们批驳后，“举朝无继言者”。道光皇上认为没有弛禁派，林则徐的朋友和幕友也认为没有弛禁派，现代的学者，却认定琦善就是弛禁派的代表人物，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学者中，有一个典型代表，值得一提。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学者萧致治。
他说：“以往史学界多以对待黄爵滋意见的态度为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严禁派与弛禁派，并把这场讨论描绘成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一场激烈斗争。笔者也曾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但在1984年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时，已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这不是一场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激烈斗争，而是一次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按我的感觉，不需通看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只要看一遍讨论中的那二十九份奏折，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最后，看弛禁与琦善的经济利益是否相关。有些史者言里言外透漏出，弛禁派与鸦片交易有牵连，暗示琦善可能从中得到某些利益。这种认识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才能成立——琦善或其家属下海经商了，具体来讲，不是开着烟馆，就是做着鸦片贩子。因为弛禁只可以让鸦片贩子与开烟馆者得利，因为他们用不着偷偷摸摸，更用不着贿赂相关官员了，交易成本降低，顾客增多，利润空间增大。问题是那时候的天朝官员，也比较与时俱进，大家正集体瞧不起商人呢。琦善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吏，不至于让小舅子和二奶们沦落到下海去做所谓的生意、操所谓的末业，做孟子所谓的“贱人”。而天朝官员要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唯一的办法却是政府有严禁政策。一句话，如果鸦片不是停留在走私与违禁的状态，天朝官员何由勒索敲诈，何由收受贿赂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设天朝当时的政策规定，娼妓业是不合法的，这时有人提倡娼妓合法化，那么反对它合法化最坚决的，肯定是大清的警察与官吏啊。因为少了一宗大型的、持续性的罚款来源啊！这一点，国际友人马士都发现了，他说：广东官吏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科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总之，琦善如果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至少应该是个严禁派才对。问题是，作为天朝大吏，并不直接盘查商人，得利也仅是负责具体工作的那些小吏。一句话，弛禁，作为直隶总督，琦善一分利益没有（除非英国鸦片贩子一次性给他大堆英镑，可是琦善当时不至于先进到明白英镑相当于现在的美元）；严禁，那贿赂也供不到直隶总督琦善跟前。这就好比，摆地摊的人只需贿赂城管而不用贿赂省长是一个道理！
现在，道光皇上下决心要严禁了，他手下的天朝大吏们也都表态同意，君臣如此“上下同心”，那么下一步就该采取措施严打了，道光会让谁做他的严打将军呢？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
大辩论前后，严打成效最大的，是两广总督邓廷桢，手腕也比较狠。严打成效排第二的，乃直隶总督琦善。琦善上奏汇报的时候说，这些拿获的鸦片都是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且从广东运来的。琦善奏折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838年11月8日，可能正是由于他“鸦片来自广东”这句话以及邓廷桢那边的动静，让道光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去。他选的是林则徐，宣林则徐进京的时间是11月9日。
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到京。从27日开始，八天之内，道光连续八次召见，一天一次。第三天召见，道光问林则徐会不会骑马，然后准他紫禁城内骑马。连林则徐自己在日记中都说：“外僚得此，尤异数也”。第四天召见，林则徐骑马进内苑，据说道光都觉得好玩儿，特意跑过去观看林则徐骑马的镜头。林则徐是南方汉人，还是读书人，骑马的可怜小样儿虽然在后人的史作中可能被夸张为雄伟英岸，但在道光这个8岁时射箭即遭到皇爷爷乾隆爱抚、成人后又机智解决“禁门之变”、尚未完全脱掉满洲男儿气概的皇上眼里，可能就是哆嗦加忽悠了。否则道光不会在此次召见时那么富有人性地特谕林则徐：“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第五天召见的时候，林则徐便乘椅子轿而来，且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八次召见，皇帝皆着人“上毡垫”，所以林则徐的膝盖可能跪得不疼。当朝大吏，谁攀上过此等轰炸式的捆绑化宠幸？时人评价为：“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据说穆彰阿同志都吃醋了：“枢相也为之动色”。据时人猜测，这里面既有同僚之醋，还有满汉之醋。
据说这就意味着，林则徐的命运堪忧了：“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道光这个历史上着名的小气鬼，对林则徐这个汉人这么大方，说明他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林则徐身上了。当一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成了国家命运的赌注和全体百姓的希望时，当一个官员的仕途安危沉浮与同僚的醋意有关时，那么，不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有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百姓有问题。因为，世上没有救世主，自身安全都主宰不了的封建官员更不是救世主。所以，天朝的前途不妙啊！
除了醋坊情事，我更关心的是，君臣两个见面八次，每次都嘀咕了那么长时间，到底嘀咕了些什么呢？很遗憾，史无记载。道光不像维多利亚那样，有写日记的习惯与爱好；林则徐虽然有着厚厚的日记，但只记见面时间和次数，根本不记谈话内容，估计都属国家机密吧。问题是这种嘀咕，永远没有解密的时候，因为官方没有记载啊。天朝不像英国那样，直接给大臣下个训令，虽然它的训令可能是前后矛盾的，但毕竟有个字据啊。堂堂的天朝，把国家大事搞成乡妇市婆那般咬耳朵的水准，影响大国形象不说，它还影响大国命运啊。搞得现在我们这些搞历史的，动不动就得用猜测作辅助。从有关奏稿与信札中，能发现君臣两个嘀咕过的有：对道光的任命，林则徐觉得事关重大，不好办，一再推辞，但道光不准；林则徐向道光请示给英国国王传檄的事，道光同意，但表示，檄文必得经自己阅后再行檄发；林则徐向道光建议加强海防；道光帝把言官们陈奏广东鸦片问题的四个折子转给林则徐，让他到广东查办。至于道光给林则徐的训令精神，从君臣两个的折子及上谕的字缝里，茅海建先生猜出了这么一条精神：“鸦片务须断绝，边衅决不可开。”这要求可是一个高难度动作。道光点将点上了林则徐，对林则徐来讲，幸也，或是不幸也？
马士对道光禁烟的评价是：“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他的诚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凭着皇帝权力的应用，严刑峻罚的任意施行，以及一种镇压政策的采用，默从禁令可以暂时在局部地区得到实施——只要镇压不停止而且在那些地区可以物色到一位忠实而热诚的官员来承旨奉行的话”。
林则徐就是马士所谓的“忠实而热诚的官员”。忠实而热诚的官员出现了，天朝就有救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