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英方就不愿意与伊里布谈判，伊里布一死，他们马上自己点将，提出要和耆英谈判，如果耆英不来广东，他们就到南京找耆英，登门谈判。道光一听吓坏了，赶紧于4月6日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谈判。伊里布是个国际盲、经济盲，耆英当然也是。7月22日双方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简则）》在香港公布，英方的主要收获有两项：
一是获得领事裁判权。什么叫领事裁判权呢？它是一种扩大的治外法权。所谓的治外法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在他国所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它是互惠的。领事裁判权则是把这种特权和豁免扩大到在该国所有的侨民，也就是说，他们不管干了什么，不受当地法院审判，只受本国领事裁判。此款后遗症很多。导致民夷纠纷逐年增多，清政府焦头烂额。
二是固定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值百抽五，国际上最低的税率，且税率固定，清政府无权更改。还有，免征子口税。
10月8日，耆英与英方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粘附善后条款》，习惯被人称作《虎门条约》。英方获得的权益大致如下：
一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英国可以一体均沾。后来的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涉中互相援引此例，可把清政府坑苦了。
二是英人可以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这么一租就坏了菜了，英国租中国的地，都搞成了永久租。于是租地变成了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它既是洋人的天堂，又成了中国造反家及革命党的政治避难所。
《南京条约》之后，耆英独自签了这么两个小条约，长期与“鬼”打交道，也与“鬼”之间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让费正清都看不习惯了，说耆英对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等等。
我查到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小信，全文如下：“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
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
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这封信已经有些酸了，没想到还有更酸的，耆英给璞鼎查写的另一书信，被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称作为“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
不过别骂耆英，人家是装的。他从一开始就给道光汇报说，他这是在驯兽呢：“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摄其心胆。”驯兽也行，特别是耆英后来的折子中，一提到英夷必说人家是“犬羊之性”，但是这些骂人的话不能让兽们知道，这既是国家机密，也是耆英的个人隐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打不过英夷了，再次启用耆英和谈。老头子来到天津，夷人们却拿出广州失陷之后搜索到的档案，当面朗诵那些耆英背后骂夷人的句子，并且声明从此不跟耆英见面。
老先生羞得无地自容，跟另两个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一商量，夷务我也管不了了，我回京吧。是羞啊，背后骂人家是畜牲，明面上却上赶着给人家做亲家，做干爹，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做外交官不能这么虚伪不是？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在自己父皇时代的主抚，这下更有理了，认为他不待谕旨，辜负皇恩，私自回京，自找速死，命僧格林沁逮拿进京，且命惠亲王会同王公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肃顺上折说绞监候太便宜他了，他要是不等绞刑就死到了监狱里，弄了一个全尸，如何是好？最后咸丰开恩，命他自尽。时为1858年。
中美《望厦条约》
眼看着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美国先是眼红。美国总统泰勒派遣顾盛以特使及全权公使的名义来华。1844年2月24日，顾盛来到澳门。
美国国务卿致顾盛的信里，有着如此交待：“你应在一切场合中都要主张并坚持本国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中国人往往把从别国来到帝国的人，说成是向皇帝的进贡者。这种观念可能是因为英国历次使节的阔绰排场而养成的。关于你的使节，如果中国有这一类的想法，你必须立刻声明你不是来进贡的，但不必大吹大擂，也毋庸责备他人；你的政府并不向任何人进贡，也不期待任何人向他进贡；即使作为礼物的话，你的政府既不送礼也不受礼”。
训令虽然这么说，但是据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记载，美国还是准备了些礼品的。为了不至于让清方误以为美国是在向它进贡，总统泰勒亲自制定了给大清皇帝的礼单，计有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海陆军战术、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等。
顾盛刚到广州时，听说耆英一个月后才能到达广州，就安心等待。但是对于两广总督程裔采对自己的怠慢表示气愤。他致两广总督程裔采的信，看起来就是恐吓：“我只能实告阁下，中国要培养好感，维持和平，不是这样做法。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政府官员的权利而起。倘使中国政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面前，仍然因袭那些已带给它如许灾祸的陈腐的习惯，我们只有把它看作中国招引并盼望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战争的证据。这样的结果，合众国将会衷心感到遗憾。我们并无任何企图要瓜分中国的领土。我们的公民在中国一向保持公正与谨严的态度。”
看来程总督在投降、卖国方面不是行家里手，最后还得耆英出面。按西方人的评价，耆英是他们眼里品级最高且最值得尊敬的天朝大吏了。不知是耆英的那些“情书”使然，还是宴席上他往对方嘴里投掷糖饯梅子的功夫使然，抑或是签订条约时的痛快使然。总之，他在西方人眼中，评价颇高。待耆英到位后，顾盛先献出了礼物——那些模型和书籍，“并婉转表示，像这类的知识将来对于中国会是有价值的。
可是耆英表示中国业已获得和平保障，很客气地辞谢了”。
不要礼物也罢，顾盛不会因为中方不要礼物而降低自己的要求，他向耆英提出两点：第一，俺要北上进京，亲自见你们的皇帝，把俺总统的要求呈献给大皇帝御览。第二，如若不让俺们满意，英国公使璞鼎查的旧样，俺们也可以模仿，则中国人民就会再次遭遇兵灾。
耆英一听吓坏了，战争，那是不能再打了。让他们进京见皇帝，更是不敢想象的事，夷人见大清国皇上，都不入乡随俗三跪九叩了，多伤国体，多跌俺大皇上的份儿啊。那怎么办？答应人家的条件呗。所以对耆英来讲，不发生战争，不让夷人见到皇帝就是胜利，至于顾盛提出的条款，倒不用仔细看了。双方于1844年7月3日在澳门界栅外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除了取得英国在《南京条约》里的诸项权益外，美国还有所突破与创新，影响大的共计有：
一是中国人从此可以给外国人做教习，外国人可以随便采购中国的书籍。
二是自条约签订之日起的十二年后，得重新考虑修约。
三是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南京条约》里英国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刑事范围内。《望厦条约》里的领事裁判权则既包括刑事案件，还包括民事案件。并将此项规定扩大到其他国外侨。
四是协定关税方面，《南京条约》里只说“秉公议定”，《望厦条约》里则规定，“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五是英国条约里，英国领事有保证关税征收与取缔走私的责任，美国领事则在条约里解脱了这种责任。
美国人太聪明了，所以《望厦条约》成了中外关系的范本，后来的法国，干脆抄袭了中美《望厦条约》。
事后，顾盛得意地向国务院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中法《黄埔条约》
英国与天朝打仗的当口，法国就没闲着。1841年法国政府派真盛意前来中国调查。
1842年6月，英军进攻吴淞口之际，法国来了两艘战舰，作壁上观。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举行签字仪式的时候，法舰舰长谢西尔要求登上“皋华丽”号做客，虽然受到的接待很不客气，但是这种虚心学习殖民老大哥英国的态度值得肯定。谢西尔还给当时的两广总督祁贡提建议，说英国不是好人，建议大清政府派人到法国学习修船铸炮，以备防剿，但被婉拒。
1844年8月14日，法国公使拉萼尼来到中国澳门，随行八艘军舰，明显是来吓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这时最不经吓。耆英出面接见拉萼尼。后来他向道光皇上汇报说：
拉萼尼对咱倒是挺恭顺的，此来所为何事，他并无一语，问他，他也不愿意吐露。
问一个常住澳门的美国人，说是专来与咱和好的。再派人打听，有说是来与中国结约，共打英国的；有说想去天津，求见皇上呢；有说想请求咱弛禁天主教的；有以为他们是想效法英国，故意找事，想占虎门的；有说，想求皇帝恩准进京，在原先的西洋堂住下呢……总之，传闻不一，真假难分。该国贸易不多，但很强悍，一下子来了八艘兵船。
耆英的汇报，也是在吓皇上。一吓即管用，于是，双方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事后，耆英向道光汇报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美）二夷新例，字难免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
耆英此话不错，但仅仅如此，法国是不会满意的，他们还有自己的小算盘。
算盘一：中法双方互派公使，互通消息，互相协助。这个算盘被耆英严肃地否定了。
算盘二：给中国皇帝进贡天文学家。对此，耆英的手下、中方代表黄恩彤回答如下：“我国人才辈出，推步精详”，用不着你们的天文学家。也给人家否了。
算盘三：游说中方，希望中方派遣使臣前去法国学习船炮技术和水战之法。拉萼尼说，英国那么厉害，都是学的俺法国，中国“重文轻武，更不讲求水战”，如果中国派人前往法国学习船炮技术，“以中国人之聪明，不出三年，可尽其妙”。对此，黄恩彤回答说，俺们近来造的船炮，与西方已经一个水准了，再说，水战之法，惟在因地制宜，也不是你们法国所能教的。如果这个弄成了，中国的洋务运动提前二十年，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都值得怀疑了。可惜咱也给否了。
没有办法，拉萼尼最后向耆英摊了底牌，如果仅仅取得与英美同样的权益，那他这一趟就白来了，回去没法向自己的政府交待。他认为，法国人来中国做生意的，寥寥无几。这样吧，天主教弛禁吧。否则他就要进京见皇帝去，并在虎门修筑兵营，或者派遣法国的天文学家进京给道光皇上打工去。总之，你们不能什么都给俺否掉。
据费正清说，耆英被逼无奈，含着眼泪跟法国公使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
可怜的耆英，装开小可怜儿了，但他还是代法国公使请求道光了，时间是1844年11月11日，他上奏说：天主教是前明利玛窦传入中国的，愚民被惑入教，在所难免。不过二百余年，并未找事，与白莲、八卦等中国特色的邪教毕竟不同，皇上能不能格外施恩，将中外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一体免罪？如此变通，夷情得以驯伏，免生枝节云云。
道光听了，朱批：着如所议。
所谓弛禁的具体内容，就是允许中国人加入天主教，允许外国人前来中国传教。
拉萼尼乘胜追击，认为所谓的弛禁有名无实，要求清政府发还雍正时期没收的天主教产。1846年，道光发出了上谕，要求：凡是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其原旧房屋剩存者，审查确实，还给该处奉教之人。各省地方官，如对天主教徒而并不为非者查拿，处分！就这样，洋教重新打进中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