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中“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字里行间，表现出不少民主、平等——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也有种桃花源的美好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多的，则是这些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打破现有规则的压迫，尽显开天辟地的英雄主义豪情。
在《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
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着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所有的这些造反的英雄，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内心的渴望。在古代的正统价值观上，这些暴民“聚而成匪”，打家劫舍，以暴力的手段不劳而获，但农民造反仍然反复发生，毛泽东从民主的视角解读这种现象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把《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作者碍于历史局限性无法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出来。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毛泽东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毛泽东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三、《水浒传》是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巨着
从“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在中国反复频繁地发生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来说，《水浒传》这部小说，似乎成了革命者的圣经，也时刻与“造反”相关。那么，《水浒传》是确实有着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的一部书，还是它只是一部独特的侠义小说，但因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爱好，从而被夸大了呢？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部书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水浒传》在元末即已成书，明初始出版发行并大面积流通，明代是一个典型的由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朝代。然而，当明室衰微，腐败横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再次威胁政权，《水浒传》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贻害人心的邪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灾连年，官逼民反。自连续三年遭受干旱，中原地区遍生蝗蝻，粮食数年失收，人民无衣无食，生活窘迫，惨不忍睹。“十四年，旱荒大饥，民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明廷先后派张国维、周遇吉、黄得功、刘泽清等督师围剿，将李青山众人歼灭几尽，李败走他乡，后被齐翌龙在费县箕山擒获。
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崇祯皇帝深以为然，他认为李自成的起义也是源于《水浒传》，于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兵部郎中龚彝迅速贯彻执行，并制定出一系列查禁《水浒传》的方法。
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按拟合就行，为此：
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前通告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
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严饬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务使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期于窟窕肃清，萑苻屏迹，施行。
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郎中龚彝
与明初因“荒诞怪异”的理由禁《剪灯新话》截然不同，明末禁《水浒传》的主要原因便是要整肃思想为维护中央政权，防止有人利用通俗小说里的情节，揭竿起义威胁政权。总之，禁书是手段，而维持所谓“大统”是目的。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也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封杀《水浒传》的政策，请看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钞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但是此时，《水浒传》在中华大地已流传数百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乾隆皇帝此令，难以行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大户人家，乡绅富豪，以及识文断字者所藏的各种版本不计其数，仍在各种渠道中绵延不绝地流传。
到了咸丰年间，乾隆皇帝的禁令已成了一纸空文，《水浒传》在坊间公开流传，无人忌惮。不过，咸丰皇帝的《靖奸宄》再次严厉封杀《水浒传》，其中就提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
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仍当饬各属，勿令吏胥借端滋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