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干部选任和政府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干部、人才是政府工作的主体。周恩来在长期的政府管理工作中坚持任人唯贤，选贤任能的干部路线，坚持不拘一格选拔重用人才的方针，重视培养和提高干部素质，关心、信任和大胆使用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无从实施。”他认为，人才只有被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特别注重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任用，在重要的建设工程项目中认真听取科学家的分析和建议。他在进行中央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时一贯主张举贤任能，用人不疑，从不任人唯亲。他对干部和人才的重视与尊重，以及他对干部的严格选拔和法制化、人性化的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事任用管理思想，可视为我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源泉。
由于政府管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行政环境复杂多变，这就需要政府管理者不仅在知人善任方面有丰富经验，还需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周恩来一贯强调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重视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科研院所等基层单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决策的过程，是当代政府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政府在做出行政决策时尤其需要避免单凭主观经验做决策的现象。周恩来的科学管理理念，避免了政府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政府管理的科学性的前提和基础之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实现民主化的管理。周恩来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总是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不同的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充分表明了其行政决策过程中的民主特色。周恩来特别欣赏“协商”二字，他认为中国的党际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使执政党和政府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各阶层通过“平等协商”的议事规则来解决各种政务和事务，促进各党派、团体、界别和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协商的重点不在于事后表决，而在于事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讨论。需要对协商问题做出决议时，应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周恩来在筹建人民政协的过程中曾指出：“每一个议案事先都经过酝酿，这是特别值得说明的。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
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和政协工作中倡导的民主协商精神对我们今天政府民主决策，建立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指导意义，这种处理政务的方式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解决冲突的方式。协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
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在大的问题上求得共识，这就需要包容妥协。我们今日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坚持“平等议事、民主协商”的原则，其中就蕴含的合作、参与、协商、包容与妥协的精神，可使社会通过充分协商处理一切公共事务，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
五、加强监督，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
周恩来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对于国家政权当中机关领导干部最容易犯的官僚主义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而且“管理机构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来越发展。”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周恩来就在政务院中设立了高于部级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由民主党领导人谭平山任主任，旨在加强党外人士对国家干部的监督。
1954年新一届政府组成时，监察委员会被取消，设立了监察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监察厅（局），各县（市）建立了监察局，基本形成了一整套行政监察体系。同时，行政监察系统开始实行“垂直领导”原则，并逐步推行“事先监督”的方式，使我国行政监察工作开始向正规化、法制化方向迈进。
国家行政监察机构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政府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有权进行直接监督。然而从195８年起，受极左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国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推行“事先监督”的做法被错误指责为“脱离党的领导”。1959第二届全国人大撤销了司法部与监察部，当时认为，监察部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国家机关负责，并且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做好。
因此，监察部亦无单独设立之必要。今后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工作，一律由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进行。此后，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由执政党的监察机构承担，党政不分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并不符合周恩来的真正主张，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从政府行政过程和现代管理理论来分析，周恩来当初希望通过设置专门监察机构、制定实施法律法规，邀请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监督政府工作的思想主张和初步实践无疑是正确的。在今日，以加强权力监督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遏制腐败已成为共识。中共中央已明确提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年周恩来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措施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如何在新形势下去建立健全执政党和政府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如何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我们探索未来加强政府权力监督的新思路，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遏制腐败的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多元互动，将政府自我行政监督与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系统的监督有效协调起来，从而实现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的相融互补、良性互动，以及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关于行政监督的初步实践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正确思想启发我们在新形势下思考和设计一套设置合理、执行有力、多元互动、协调有序的有更大威慑力和影响力的新的监督体系。在新的监督体系中，首先是政府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的自我监督职能必须强化，特别要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其次要加强法律和人民民主监督的功能，要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在法制化、民主化的轨道上行使，完善和创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监督、各界代表、新闻媒体监督的途径和机制；再次还要考虑通过法规制度的手段具体划分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权限、责任、范围、功能和作用等方面，明确各种监督主体在权力监督系统中的地位，真正做到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权责相符。最后要继续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继续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让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更畅通，以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他在长达２６年领导和管理政府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政府管理思想，并初步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周恩来的杰出思想不仅对于新中国中央行政体制的创立和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政府机构设置，不断完善其干部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央行政体制的初创和良好运行，在长期领导政府工作中形成了优秀的工作作风和独具特色的行政风格，他以高超的行政智慧和卓越的行政实践为后世的政府管理者树立了楷模。周恩来杰出的政府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为当今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今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依然具有高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