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局势十分复杂，各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情况危急。一方面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主张杀蒋以揭竿起义，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两派对立，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何应钦等亲日派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之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感到进退两难。
周恩来到西安后，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张、杨及东北军的内部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时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急匆匆由南京赶赴西安与周恩来进行面谈，于是一场舌辩宋美龄的交锋开始了。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起飞到西安。
23日，周恩来和宋氏兄妹进行了晤谈。
宋美龄早就听说过周恩来，而今相对而坐，分明觉出这位共产党的副主席气质不凡。但她表面上不愿放下第一夫人的架势，仍然冷冷地说道：“这次委员长不幸蒙难西安，据说是贵党背后策划的……”
周恩来目光严峻，语音虽不高却刚正逼人地回答说：“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事情非常明白，这次西安事变完全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张、杨二将军哭诉无门，忍无可忍，顺应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这不愉快的事情能发生吗？至于说是我党背后策划的，有什么根据呢？
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周恩来运用两句精练的比喻道出事变的个中原因给对方以严厉驳斥；运用假设、反问，变守为攻，置对方于尴尬境地；无疑而问，连连进攻，使辩驳充满了逻辑上的内在张力和动势感，最后蕴藉语言蓄势，回扣前言“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从正面予以强有力的一击，戛然而止，气势颇为雄劲、恢宏，进一步加重了驳斥的力量。
宋美龄不甘下风：“西安方面明明是劫持领袖。历史早就有过这样类似的事件。”
“历史上的叛乱，不外是两条：一为金钱，二为权位。你们到西安来，张、杨二位将军向你们要过权还是钱啊？”周恩来的口气仍然平和地说。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严正地指出：“南京污蔑西安兵谏是‘叛乱’，显示他们在历史知识方面愚妄、浅薄，甚至无知。”
宋子文连忙站起来打圆场：“那是何应钦、戴季陶他们吵吵的。我们的想法和他们的不尽一致。”
宋美龄尴尬之际，又生一计，企图以势压人：“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有点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难道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卵击石，除自取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宋子文生怕她把关系搞僵，给释放蒋介石增加困难，忙阻止道：“你和周先生谈这些干什么？”宋美龄并非头脑发热、信口开河，她知道西北的军事实力与南京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欲以武力相威胁。她不顾宋子文的劝阻，板着脸说：“我想周先生知道这些情况是不无好处的！”
周恩来右手轻弹着沙发，坦然一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你又大吵大闹，制止出兵。这些做法，究竟谁是真心救蒋先生呢？”周恩来不紧不慢地问道。
周恩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已是全局在胸。深知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的矛盾及宋美龄与何应钦之间的纠葛，于是周恩来对宋的发难来了个顺水推舟，利用其矛盾，迂回出击，扼制其猛烈攻势，而使对方气势顿减，进攻失利。
宋美龄被周恩来问得张口结舌，半天答不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何应钦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很聪明。他的讨伐呀，轰炸呀，无非是想逼死蒋介石取而代之，作为继蒋的第一人，倘若逼不死则可以落个救蒋第一功。南京这种戏中戏的复杂情况，我想，蒋夫人，你一定比我更清楚，更明白。”周恩来进一步为其挑明，点其要害，揭其矛盾，釜底抽薪，打乱对方的心理准备，削弱对方的心理优势。宋美龄立时脸色煞白。
周恩来不容其反驳地接着说道：“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现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鉴，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那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了。”周恩来在削弱了对方的攻势之后，话锋一收，直逼对方营下，运用假设和对比手法，正面驳击，为其敲响警钟，最后把“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之语完璧归赵，轻松还给对方。
宋子文害怕再争执下去，达不到所来的真正目的，于是慌忙插言缓和气氛说：“周先生的谈话，使我深受教益。此次委座被扣西安，周先生为大局着想，四方奔走，始保其安全，我等无不感激涕零！即使愚妹，刚才在车上说起周先生的用心，还是深表感激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就好说了。为国家民族生存，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一语“如果”假设巧妙，含蓄适度，一石二鸟，不显山不露水蕴藉言外之意，婉言道出对方语言之虚伪，并期待真诚合作。接着周恩来又说：“蒋夫人，我们到这里来，原是求同的，而不是立异的，是么？”
“是这样，是求同的。”宋美龄忙说：“不过还有一事不明，不知当问不当问？”
此时，她已没有了刚才傲气十足的夫人派头了。
周恩来和气地说：“请讲无妨。”
“贵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公然宣称，像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是你们的死对头。
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难道……”
周恩来笑了笑说：“我把夫人的话，不妨挑破了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党想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宋美龄用外交辞令说：“我敬佩阁下惊人的坦率。”
周恩来听罢哈哈笑了，他满含感情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什么是我们求同的基础呢？那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着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当亡国奴！”讲到这里，周恩来站起来，庄严激昂地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时刻，我们中国共产党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的！”
周恩来以民族利益为重，话语短促高昂，激情洋溢，措辞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情理相融，感人至深；运用设问，一问一答，语气强烈，升华题意，使对方思想共振，情感共鸣而达到感染对方、说服对方的理想境界。
宋子文在一旁心里禁不住感叹：“周先生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怪不得张、杨二位将军对他推崇备至。”
宋氏兄妹至此心里已经踏实，连忙站起来，微微弯腰说：“周先生，请原谅我们刚才的冒昧。”
“没有什么，话不说不明嘛。”周恩来轻轻一句，了结了刚才紧张的争执。
周恩来接着说：“……听说上海市场的公债价格在12日后曾跌4元停板，紧接着又回升起来。至今保持着事变前的水平。宋先生，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哦！这是英美朋友帮助的结果。”宋子文回答，心里又惊又疑。周恩来怎么会如此谙熟经济行情呢？老于政治的宋子文终于清醒，周恩来全局在胸，一言一语，都紧扣主题。英美为什么需要蒋介石呢？因为如果让何应钦取蒋代之，到时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就会侵犯英美在华的利益。宋氏兄妹冒险赴西安会谈，也是这个原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眼下蒋先生并不认他们的账！他一意孤行，甘愿受南京亲日派的摆布了！”周恩来说。
宋美龄又拿出夫人的气派坚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
周恩来欲擒故纵，感叹道：“蒋夫人，恐怕……”
宋美龄打着包票说：“这一点请你放心！”
周恩来说：“那就拜托夫人了。”
至此，一场智慧角力下的会谈结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可能。
周恩来凭借其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高明的策略，犀利的语言及炽烈的情感，在舌辩中力挫宋氏兄妹之嚣张气焰，使会谈取得显着成效。说服宋氏兄妹，对推动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起了积极作用。
先发制人
“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先发制人，为北平和谈抢占先机。
在谈判、说服工作中，争取主动是取得胜利、达到目的的根本手段，而先发制人是争取主动的一种基本方法。在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周恩来便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为北平和谈抢占了先机。
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胜利，国民党政府已敲响了灭亡的丧钟，蒋介石开始玩弄起假和平这一着棋来。1949年元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免遭侵害，实现真正的和平，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形势的迅速发展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李宗仁虽然表示了对和谈的“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蒋介石让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防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仍然同意接待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的胜利已定，用战斗方式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但是，和平需要双方的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
怎样发展和平的可能性又坚持我党的利益呢？这对周恩来的沟通艺术又是一大考验。
南京方面确定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在蒋介石下野之后是西北军政公署长官，20多年来一直痴心于和平。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有深刻的了解，为此，他曾从兰州给蒋介石写了长篇上书，力劝蒋介石改革，以挽救国民党，而蒋介石的敷衍令他失望。此次作为和谈首席代表，他深知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胜算很小。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兵败求和已属不利，还想要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申明的八项原则已清楚地表明了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却作划江而治的打算，岂不是南辕北辙、痴心妄想！但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他的一些好友也以大义来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双方又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他自己也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和谈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但如果自己拒绝李宗仁的邀请，置身事外，对人民、对国家也不是应有的态度。最后，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他还是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月20日飞回南京。
在飞赴北平之前，他觉得有必要去溪口见一见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因为他认识到蒋介石虽然名义上引退，但事实上却还是在溪口指挥一切，与各地各方面的电话、电报联系一直保持不断，而各处的高级将领前来请示汇报的也是络绎不绝。和谈若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谈好协议也没用。于是3月29日，他和屈武一起飞到溪口。
4月1日上午，张治中一行乘上飞往北平的飞机。
在飞机上，有人问：“这次我们代表团到北平，中共方面谁会来接？”有人说：“起码是北平市长叶剑英。”有人说：“重庆谈判时，文白（张治中的字）将军两次去延安送毛泽东，这次到北平，周恩来会到机场迎接，因为周恩来是中共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首席代表接首席代表理所当然。”
张治中口里没说，心中却想：周恩来应该会来迎接的，因为自己与他已多次打交道，了解周恩来的待人做事风格。
但一下飞机，看到来迎接的人寥寥无几，代表团就感到不满。经介绍，才知道来的人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代表都没有去，规格之低，使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心中很是不快，尤其是代表团下榻处门口还贴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更使人摸不着头脑。
国共两党各派出高级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作为国民党的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率团来北平，理应受到相应的礼遇——那就是周恩来应当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到机场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