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苏三国代表的客观、公平、合理的建议在会议中引起了骚动和议论。美国代表团慌了，忙利用会间休息时间召集“十六国”和韩国代表密谋了一番。因此，当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外交代表，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菲律宾的外交代表都相继发言拒绝南日外务相和莫洛托夫的建议。
会议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此时坐在台下的周恩来正密切注视着会议进行的每一细节，他全神贯注地倾听所有发言，特别是留意每位发言者的语气和脸部表情。他已明确地意识到会议已面临着破裂的边缘，如果不切实际地幻想达到自己最美好的意愿，就可能使这次有关朝鲜问题的会议一无所获地结束，这是中国等国家所不愿看到的。一定要想办法力求取得效果。虽然不能达成一个像样的协议，但至少应当创造进一步达成协议或以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争得人心。
周恩来这样考虑着，进一步分析着对方的情况。他发现，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并非铁板一块，它们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虽然在发言中态度表面强硬，但也可以从其语气和表情中看到有的代表言不由衷，而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是这种情况的代表。他在发言中说：“不接受莫洛托夫的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他根本不理会美国代表史密斯朝他皱眉头，接着毫无表情地宣读了所谓的“十六国宣言”。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切，洞悉了这其中的奥妙，在思考了一会儿后，决定以“后发制人”的战术来推动这次会议，至少以此争取人心，分化对方。于是，他以平缓的语调说道：“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
说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会场，他没有继续顺着惯性对美国等其他国家进行猛烈抨击，而是话锋陡然一转，说道：“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
此话一出，原来扭过头的外交代表、绷紧面孔的外交代表、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的外交代表都睁大了眼睛，看看周恩来能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此时周恩来语调缓慢，然而十分有力地说道：“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两句话的协议草案？刚才还稍微有些骚动的会场突然静了下来。如果前面代表们被周恩来的“和解”精神所吸引的话，那么此时他们则是被周恩来惊人的智慧、大胆的设想所折服，他们都在等待着周恩来的“两句话协议草案”的问世。
这时只听周恩来一字一顿地说道：
“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两句话协议草案”已经说完了，会场仍然静得出奇，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代表犹如仍在“梦”中，两眼紧盯着周恩来，不吱声，那目光有惊讶、有感动、有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继而会场中涌起一阵骚动和窃窃的私议。
周恩来停顿了一会儿，声音提高了许多，加重了语气说道：“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谁都能感觉得到，他最后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这就是说，谁不同意甚至阻挠这个建议的话，谁就会在国际上留下极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种后发制人的说服艺术立即使濒于破裂的会议出现生机，会场也出现了生机。
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我支持周恩来先生的建议。”
接下来的精彩对话，让周恩来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谈判艺术，使原来站在美国那边的那些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站出来解释说：“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朝鲜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斯巴克先生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做出判断。”
斯巴克继续解释说：“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先生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他一讲完，周恩来立刻站起来说：“如果说‘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这个合情合理的、低调诚恳的请求，显然打动了与会的许多代表，而且是很难反驳的。
斯巴克听后，只好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在一片嘈杂声中，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代表一反会议开始时的立场，表示支持周恩来的建议。担任会议主席的美国的“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此时也不理会美国代表的暗示，在对周恩来讲话频频点头后，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先生的建议成为会议的一致意见。”
艾登的话刚说完，韩国代表急眼了，喊起来了：“我反对，我反对比利时代表的发言。”
但他没有敢喊反对周恩来的“建议”。他一边喊一边又到处寻找美国代表的位置，气急败坏中忘了美国代表就坐在自己的附近。
此时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嘴唇嚅动着，但别人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他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尴尬的境地：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同意，则违反美国政府使会议破裂的指令；表示反对，则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
在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一边擦着前额，一边转身和本国代表低语了几句，最后干咳一声，终于硬着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话音刚落，会场又出现一阵骚动。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狼狈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站起来作了发言。他以缓慢而沉重的语调说：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
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和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本着争取人心的原则，周恩来在困难的情况下，潇洒地将右手一举说：“我要求将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虽然日内瓦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由于美国的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这个讨论是有收获的。在讨论中，周恩来成功地运用“后发制人”的沟通艺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
周恩来的“后发制人”的艺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正如莫洛托夫针对一位说他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的美国人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以让促让
“我们不反对缅甸政府作友好的埋怨。”以让步促让步，消除“蚂蚁”对“大象”的恐惧，成功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
外交活动往往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它的谜底是什么呢？当年丘吉尔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说过：“我无法向你预言俄国的行动，它是无法捉摸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谜底，这个谜底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这种理解是很有见地的。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外交家如何充分施展自己的谈判艺术，在外交谈判中如何既解决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矛盾、分歧，又能更好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周恩来的确是能够使两者完美地得以实现的行家里手。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曾运用了多种沟通艺术做到了这一点，而其中“以让步促让步”的沟通艺术更耐人寻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面临着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其中较为突出而十分复杂的一项，就是同周边邻国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问题。而与这些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的突破口便是中缅之间的边境问题。
当时中缅边界分歧较大的问题主要是：1941年线的处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主权归属，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局面的处置，以及北段未定界的划法。中方舆论普遍认为，应当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而缅方则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留下的既成事实。
周恩来认为，要避免在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较好地解决中缅之间的边界分歧，必须坚持互谅互让的精神，在谈判中以让步促让步。
但是，缅方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对中国既存有戒心，又极为恐惧。
对此，周恩来洞察得十分清楚。于是，在中缅之间广泛地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周恩来充分地施展了他以让步促让步的沟通艺术，消除了对方的恐惧。
1954年，周恩来在出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提出访问缅甸，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主动提出访问要求，这对缅甸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当然有些受宠若惊，当即邀请他作为国宾正式访问。
6月28日，周恩来抵达仰光。
对周恩来的第一次访问，当时的缅甸总理吴努对如何接待这样一位世界着名的政治家思想上不免有些顾虑：既怕接待上的失礼，又怕谈话时失言而引起麻烦。所以，第一次和周恩来会谈时，吴努十分拘谨，他谨慎地谈到了中缅两国之间的一些被他称为“不愉快的事情”。
对此，周恩来非常宽容大度地说：“我们不反对缅甸政府作友好的埋怨，我们也愿作友好的答复，辨明是非。”
接着，周恩来解释说：“刚才吴努总理谈到的许多具体事情，有许多是传说，有许多是误会。”
他对吴努谈到的缅甸华侨问题、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问题、缅甸共产党问题等一一讲明了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然后说：“我们愿意看到缅甸独立，有自由选择绝大多数人民赞成的制度，并愿意与缅甸合作，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不应该由于传闻和误会而使我们两国之间产生隔阂；相反地，应该消除误会。”
他举出了一个很有力的反证：“我想缅甸政府也会承认，敌视中国的李弥部队企图在缅甸边境建立军事基地并接受美国援助，而中国政府却认为这些军队既然在缅甸境内，因此就等待缅甸政府采取步骤来消灭这些军队。我们从未在文件中或是公开地说过令人不愉快的话，而是采取了容忍和等待的态度，在国际关系中很少看到如此友善的态度。我们知道缅甸政府的困难，因此采取等待的态度，这说明我们对缅甸采取了很大的尊重和忍耐。这一切说明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基础的，我们应该继续加强这种友好关系。”
周恩来诚恳而有理有据的一席话使吴努受到很大的震动，并深深地为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魅力所折服。
吴努心想，既然周恩来丝毫没有大国总理的架子，完全以平等协商的态度交谈，我还有什么要顾虑的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心里的话也掏出来了。
他谈到了蚂蚁对大象的恐惧，他说：“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甸政府一直怀疑中国政府有领土野心，为此甚感恐惧，而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主义大国，缅甸内部又出现了共产党，中国是否会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甸共产党推翻现政府呢？”
接下来，他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转而他又说：“自信蚂蚁虽小，也会爬到大象的鼻孔里，咬其柔软部分，使大象感到麻烦不安！”
对此，周恩来并没有埋怨吴努的说法，而是耐心地加以分析。
他诚恳地说：“我首先感谢缅甸在联合国中支持中国。缅甸在拒绝接受美援、反对美国在缅甸建立军事基地等方面都做得很不错。在基本精神方面，我们之间的意见大部分是相同的。可以直率地告诉吴努总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愿意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至于说领土，中国的地方已经很大，人口已经很多。我们的立国政策就是要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
针对吴努的担心，他还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共产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革命不能靠输出的，靠输出必败。”
周恩来的一席话，消除了吴努的疑虑。
周恩来进一步坦诚地说：“经过更多的接触以后缅甸会了解，中国虽然大、人口多，但是是很容易相处的。今后如果两国关系发生什么困难，马上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彼此都注意了，就不会发生使对方误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