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经过反复研究明确地概括成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周恩来从分析形势入手，一步一步深入到新四军干部群众的心里，很快抓住了新四军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得到新四军广大干部的赞同，项英表面上也没有反对。
周恩来到新四军的另一个任务，是要说服项英和叶挺改善关系。
叶挺自任军长以后，为筹建和壮大新四军而奔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新四军副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书记、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却没有能尊重和团结叶挺军长。项英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某些弱点，尤其是他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形成了他同叶挺之间的矛盾。
项、叶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上。叶挺坚决支持陈毅等人的意见，主张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向敌后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而项英对执行中央的方针始终犹豫不决，对挺进敌后持消极态度。
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而叶挺认为可行。
4月18日，项英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想撇开叶挺而由他自己同蒋介石打交道。他说，同蒋介石交涉，由叶挺办，不能解决问题。“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毛泽东却同意叶挺的意见，批示：不妨出南陵。
项、叶矛盾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团结问题。新四军来自8个省13个地区，从延安连续派来了几批干部，叶挺也带来了一批干部，大家的经历不同、出身不同，因而不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因此，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是当时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而怎样团结和尊重叶挺，则是团结全军上下共同奋斗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早已打了招呼，特别嘱咐他与叶挺搞好关系。
对毛泽东的劝告，项英并没有听进去，因而他同叶挺的关系也没有多少改善，他对叶挺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连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使叶挺未能真正发挥军长的作用。
对于叶挺的某些生活作风，项英也看不惯，嫌他“洋”。工人出身的项英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但缺乏灵活性的领导人，他比较艰苦朴素，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但叶挺在海外逗留过，穿着比较讲究些，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爱好，喜欢照相，常常带根“司的克”（手杖），等等。对于这些无关大局的生活琐事，项英则过于苛求和指责，使叶挺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于1938年12月从浙江金华出发，绕道香港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新四军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要求调动工作。
叶挺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辞职是不得已的举动。但他的辞职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蒋介石便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周恩来充分认识到这些，他对叶挺说：“你离开新四军会给新四军造成不良影响，蒋介石很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元。无论哪一种都对新四军不利。所以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另外，我会向中央说明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你以后在新四军的工作能有效进行；同时，我们还会做项英的工作。”
周恩来说到做到，他马上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
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
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各项意见，并说：“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周恩来的话语诚恳、入情入理；周恩来的行动，迅速、恰到好处。
巧妙的说服加上适当的措施，使沟通的效果更加明显，也更加巩固，叶挺不好再推托了。
但是，周恩来知道，项英和叶挺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叶挺，而在项英，所以要搞好他们之间的团结，关键要做好项英的工作。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
来到皖南后，周恩来又与项英恳谈，他严肃地批评了项英：“你要同叶挺搞好团结，叶挺这样的人你不团结，你想团结谁？叶挺是个军事家、军事人才，闻名世界。这样的人当军长你不要，你要什么人？他是员猛将、虎将、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
在周恩来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过去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叶挺的军长作用，以后一定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沟通工作也就明显奏效了。在这之后，项英对叶挺的态度有所好转，关系也有所改善，比较尊重叶挺了，军部参谋处也搬到叶挺住处。在3月份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叶挺作了《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以后，叶挺亲自指挥了几次着名的战斗，打了几次大胜仗。
言近旨远
“你想想，一个革命者，不学文化行吗？”在周恩来的耐心启发下，邱南章开始了学习。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九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由浅入深，言近旨远。
芸芸众生中，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种思想，每个人认识事物的角度、领悟事物真谛的层次也千差万别，所以在说服别人时，讲道理也应该有层次。少了层次会让人感到道理离得很远，接受不了。
周恩来在与对方沟通时，总是能从浅显的道理入手，循序渐进，慢慢地让对方理解和接受深奥的道理。
一天，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批改一篇文章的周恩来对警卫副官邱南章说：
“你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现在就要使劲地学习呀。不光要学会读书写字，还要钻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邱南章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不以为然地说：“写文章，搞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的事，我们这样的人，学会拿枪打仗就行了。”
“这种说法我可不同意。南章同志，你说朱老总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这里搞统一战线，都是为了什么呢？”周恩来严肃地说。
“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邱南章马上回答说。
周恩来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铅笔，赞成地说：“对呀！我们不仅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的新中国。”
这时，邱南章走近周恩来，认真地说：“周副主席，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新中国，你再也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没日没夜地忙了吧？”
周恩来笑了，摇摇头说：“那时要做的事情，也许比现在还多。”
邱南章进一步问：“周副主席，到那时候，你干什么呢？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
周恩来深情地说：“那就看革命的需要了。我也许在一个学校里当历史教师。
你呢，正年轻力壮，也许搞工业，也许到咱们长征走过的草地去办农场，搞机械化和电气化，总而言之，那时就更需要文化知识了。列宁同志很早以前就说过：
‘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你想想，一个革命者，不学文化行吗？”
在周恩来的耐心启发下，邱南章终于明白了学习的意义，但他仍旧为难地说：“周副主席，现在又不进学校，怎么学呢？”
周恩来说：“学文化不见得非进学校不可，在工作中也可以学嘛。像你吧，识字不多，就多看书报，有不认识的字别放过去，问别人或查字典，一天认1个，一年就是360多个。”
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热情鼓励给了邱南章莫大的力量。从那以后，邱南章带领警卫班的战士们一有空就认真学习，并坚持每天练习写日记。周恩来很支持战士们学习，看到战士们在学习上有了进步，心里很是高兴。有时，他边看战士们写的字，边夸奖说：“好！写得好！大有进步。这样下去，不久就成知识分子啦！”
尊重对方
在与富尔的谈判中，周恩来采取了平等协商、尊重对方选择、坚持原则又不强加于人的方法，从而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十是压服。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尊重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