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一种运用智慧来增进与他人关系的艺术。幽默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良药。它能使语言生辉，使交际气氛迅速轻松、活泼起来，从而避免争吵。幽默能使他人更喜欢你、更信任你，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更有意义。周恩来常常巧妙地展现和运用自己的幽默，使沟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旁敲侧击
“笑谈却敌倚岩廊，一杖居然横渡江。”面对一批文人，周恩来并没有过多地说大道理，而是和他们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但更多的人因此而抗日。
旁敲侧击，也是周恩来经常用到的说服艺术。
有时候，你的沟通对象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他什么大道理都懂，也许就是心里有一道坎过不去，这时候就不需要你过多地讲大道理，只需要旁敲侧击，让他对你信服，他也就会自然地接受你的主张。
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出席了在府山越王台举行的火炬晚会。晚会是为欢迎周恩来并请他作报告而举行的，场面盛大，参加的人员各方面的都有。会上举行了抗日队伍检阅，参加的有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青营。
会上，先由当时绍兴专员贺扬灵致词，继而各界代表发言，有表示欢迎的，有发表抗日救国主张的，也有提出问题的。会上，向周恩来提出的问题约有三四十个，其中有善意询问的，也有故意责难的。
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说，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时局和抗日前途，讲了全面抗战、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人民抗战必胜，前途光明。”
他在讲话中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分五六类作答，对其中一些故意责难和无理挑剔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驳斥。
当时杭嘉湖地区已经沦陷，青年们纷纷向尚未沦陷的绍兴汇集，叫做“向祖国运动”。周恩来热情地赞扬说：“青年们的爱国抗日热情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殷切地希望青年们做抗日的先锋，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振兴祖国在世界之东。”
他的演说充满着革命的魅力，那雄浑的气派，坚定的信念，热情的激励，严密的逻辑，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力量，连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地找各方人士恳谈抗日，所谈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包括国际形势、抗日前途、中国的命运和远景、学术和政治，还谈到了卢梭、马克思和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等，但重点是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周恩来说：“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
周恩来还说：“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
当谈到孙中山把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时，《战旗》记者曹天风表示对蒋介石长期搞训政有所不满。这时周恩来指出：“照孙先生的意思，训政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长期搞训政就犯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
现在不能再把人民看做刘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
当讲到权力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
当谈到有人非议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时，周恩来指出：“真理越辩越明确，真理总要战胜谬误，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
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
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
曹天风一时回答不出来。
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
曹天风当时对搞政治已有些厌倦了，所以说：“学术比政治重要，学术在先，因此，我认为要建立新学派代替党派。”
周恩来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所以他并不一味附和，而是说：“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
在谈到如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强调归纳法，必先有归纳而后有演绎，顺序是归纳-演绎-归纳，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要是不随时随地归纳，不断增加新知识和新结论，光从老原则出发分析问题，光讲演绎法，那就把理论僵化了，就会看错问题。学问要能入能出，不入不深，不出不广。学有三度——高度、深度、广度，它们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缺一不好。”
在火炬晚会后的一天，周恩来在曹天风等人的陪同下去东湖、快阁等地游览。在游览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了解农村情况，另一方面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路上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绍兴的政治、经济以及市民、农民的生活情况和各阶层的抗日情绪。在东湖，周恩来遇到樵夫、渔夫、挑担者，便与之谈家常，娓娓不倦，关心民生的情景令陪同的人感动。
周恩来还对陪同的人说：“我们在前方有英勇抗敌的战士，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痛恨敌人的人民，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土，足以发动人民，建立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我们不仅可以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中华。”
周恩来的一言一行给了陪同人员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曹天风当即写诗云：“笑谈却敌倚岩廊，一杖居然横渡江。”
周恩来为了团结抗战，在一切话题中都渗透着教育人、说服人，这种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真是令人悦服，令人倾倒。一路上周恩来还和陪同人员谈了许多有关理论、历史、人物及现状方面的内容。周恩来谈得很生动、精辟，见解独到，知识渊博，使大家听了真有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
谈到鲁迅时，周恩来说：“鲁迅的笔锋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所向披靡，海内无敌。鲁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要继承鲁迅的文风。”
曹天风则问：“鲁迅的文风、笔调新社会是否适用呢？”
周恩来说：“要是鲁迅笔调到新社会不适用了，那么文法中的讽喻格到那时就要取消了；新社会也会有缺点，也可以用讽喻笔法的。”他还说，“鲁迅的《阿Q正传》揭露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我们要挖掉这些劣根性。”
在谈到大禹时，周恩来说：“大禹在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它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途中，他们还谈起白居易、柳宗元、陆游、苏东坡、贺知章和秋瑾，周恩来说：“白居易、柳宗元写的是暴露文学，写得不错；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诗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对秋瑾的思想和人品，周恩来评价很高：“秋瑾是个新的女性。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充分表达了秋瑾对封建黑暗统治的不满，对吃人礼教的反抗，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当时，曹天风吟了“又是秋风起时节，杀人声里不逢君”的凭吊诗。周恩来听了说：“现在杀人声里的刽子手是谁？岂止外国侵略者？！”
曹天风又吟诵起了贺知章“欲向君王乞鉴湖”的诗句，并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也要像贺知章一样，隐居鉴湖不闻政事了。”
周恩来说：“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
在这里，面对一批文人，周恩来并没有过多地说大道理，而是和他们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谈锋、敏锐的思想，无不让曹天风等人折服。在不知不觉中，曹天风等人便接受了周恩来的看法。
举重若轻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面对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周恩来在诗情画意中轻松自如地化解了各方的矛盾。
如果对方有高度的戒备心，那就切忌陷入紧张严肃的氛围，最好是举重若轻，以轻松自如的态度来与对方沟通。
贵州的茅台酒与山西的汾酒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两大名酒，但是这两大名酒一直为“谁为先”、“谁师谁徒”争论不休。
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曾争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脑瓜子一转，说：“天下名酒是一家，何必分你师我徒，只要好喝就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两大名酒的“师徒”争执风波又起，一直争到周恩来那儿。
周恩来深知其中的奥妙。
在1963年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两家的酒师都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你们两家的酒师都来了，你们都各自讲出酒的香型和传统工艺，让大家来评一评，怎么样？”
两家的酒师十分高兴，自豪地做了介绍。
周恩来听后又征求了在座其他人的意见，最后说道：“琼浆玉液，南北一方；名甲天下，茅台为先；若论先后，数我长江。”这就是说，若论香型，酿造方法，它们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一南一北根本不存在师与徒的关系。若论先后，长江为先。同是长江的子孙，同受长江的哺育，争什么先后高低！
周恩来一席话，在场的人个个听了心悦诚服。
1954年，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塞交通，常常造成事故。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有些人则强烈要求保留。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深知这些牌楼的历史文物价值，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做决定。周恩来青年时代爱好写诗，他先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后指出：“‘保留派’留恋‘夕阳’，而没有考虑城市交通建设的需要。”主张拆除的人认为得胜了。但周恩来话锋一转，接着说：“‘夕阳’毕竟‘好’，不能对不起后代子孙，应当有选择地移植保存。”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对被认为有艺术价值并值得保存的共八个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最后，这件事解决得使各方都很满意。
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的第十五章《长沙大火》中，将责任推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他“贪图功名，梦想建奇功而青史留名”。
1958年《洪波曲》再版，此时张治中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
他看了《长沙大火》一章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郭沫若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气呼呼地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叙述了这场大火的原委，指出是蒋介石“焦土政策”的电令所致，自己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被动的，而且多年来一直为此而深感内疚，认为郭沫若不分谁主谁从，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了！信中还写道：
“你这位久负盛名的有权威的作家，如果作品失真将影响其价值。”另外，“你与我在政府中共事已十年之久，如果我是你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人，你认为合适么？”
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后，他对这两位好友的纠葛十分关心，劝架的任务非他莫属啊！他立即派人走访、调查，核实原刊、原书，掌握了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后便出面调解。
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沫若兄，根据我的调查，我觉得你对长沙大火的起因分析有不当之处，你是不是可以将个别字句、段落改一改啊？”
他把调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拿给郭沫若看。知错就改，郭沫若是个胸怀宽广的人，他马上表示：“没问题。”
周恩来又找到张治中：“文白兄，你信中的措辞也太厉害了。郭沫若同志也不是故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只是对有的历史情况了解不够，才有这样的误会。
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他会对个别的字句和段落进行修改的，你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了，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呢？周恩来循循善诱，向双方做了如此解释，郭沫若和张治中这两位性格倔强的人顿释前嫌，和好如初。
委婉达意
“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根据不同情况，运用委婉表达技巧，征服对手。
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内容不便、不能或不想直说，怎么办呢？周恩来在处理和回答这类问题时，常常会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地运用具有多义性、隐含性的语言，恰到好处地运用委婉表达技巧征服对手，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