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顿了顿，两道浓眉扬了扬：“月亮有阳面又有阴面，天下事无不具有两重性。坦白地讲，张将军仗义行事，激于义愤，没有审慎地考虑后果。你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抓起来的，方式上这样做是否容易让人误解为搞军事阴谋？”
听到“军事阴谋”几个字，张学良一下子脸色都变了，声调也有些冷峻：“我张学良为公而举，绝非为私而动，天理、国法，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能称作‘军事阴谋’吗？”
周恩来并不着急，而是缓缓地说：“事变出以公心，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也正因为我们是朋友，彼此最了解，言谈便无所忌讳。我把事情从另一方面点透，为的是寻求最妥当的解决方法。”
张学良的愠怒之色渐渐退去了，他全神注视着周恩来。只听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突然袭击，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
各方面的反应就像暴风雨一样非常猛烈，在这种条件下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
张学良有些困惑地坐下来，把茶杯递到周恩来面前：“愿闻其详！”
“西安事变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
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若是后一个局面，那我张学良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周恩来站起身来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听到这儿，张学良笑了，他以深情的目光审视着周恩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会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国民党十年“剿共”，血海深仇，谁能想到共产党会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以德报怨呢？自己虽然也说过要释放蒋介石的话，但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义气，是拿不出更高明的主张的一步退路罢了。周恩来耐心细致、深刻地剖析了全局，使他在彷徨、朦胧之中感到了主心骨之所在。他浑身一阵轻松站了起来：“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很尊重的，‘兵谏’是天下大事，既然连你们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好说。”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止园拜会杨虎城。
因为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的友谊关系，所以进门坐定之后，周恩来向杨虎城说明了昨夜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后十分惊奇，因为他原来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10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绝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心事重重地说道：“我是个粗人，文化不高，见识浅陋。至于发动‘兵谏’，我杨虎城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你们的意见一致，我没有话说。”
周恩来看得出，杨虎城是有心里话，不便直言。他主动靠近一些，诚恳地说：“虎城兄，这次事变是你和张将军共同发动的，你二人为主，我为客。至于蒋介石的为人，你比我更了解。有什么高见，还望直言。”
周恩来的谦和可亲和从容不迫，终于让杨虎城道出了心中的烦恼：“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都斗不过他。贵党和他对敌，长期分庭抗礼，对蒋可战可和；而我和张副司令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我要是处在杨主任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周恩来十分体谅地说，“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认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他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
张、杨两位将军十分钦佩周恩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可是他们的部队里，还有不少人想不通。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武装闹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
周恩来决定亲自去说服他们。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周恩来到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大声说：“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
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来。
“可是杀了他以后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南京方面会怎样？日本人会怎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会怎样？各位想过吗？”
大家答不上来。
周恩来接着启发他们：“这次捉住蒋介石，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捉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呢，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他长时间的耐心解释和分析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大叫大嚷的那个暴躁的军官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
真是血海深仇哇！还是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
说完，他站起来双脚一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西安各派最终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途径终于打开了。
入情入理
“如果硬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的和平局面。”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平等对话，使矛盾重重的东北军两派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我们常说：“通情达理。”不论大小道理，都有“情”贯穿始终。入情入理的沟通最能让对方解开疙瘩，抚平情绪，认清方向。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周恩来不过是张学良、杨虎城请来的客人，他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但他却成功地施展自己超群的沟通艺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耐心细致的分析，使得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友军最终都在他的意见基础上达成统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于1936年12月25日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离开西安时，他留下手令，由杨虎城代理其西北“剿总”副司令职务；又指示东北军各军、师长，他离陕之后万一发生变故，听从杨虎城和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指挥。
蒋介石一回南京马上变脸，下令军事法庭将张学良判处0年徒刑，然后再自己下令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与此同时，调集中央军，分路向陕西挺进。后慑于西安方面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的团结一致，蒋介石于1月9日派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方案：东北军调往甘肃，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乙方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十七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这两个方案都回避了西安三方释放张学良的一致要求。
杨虎城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商量，相比之下甲方案稍有利，决定接受甲方案。
但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却坚决反对，他们都是张学良一手栽培的，对张学良怀有朴素的感情，主张当务之急，就是救张学良出险。他们自下而上地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甚至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引起了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杨虎城虽担忧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又担心中央军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这样，少壮派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决定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
1937年1月27日晚间，他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苗剑秋、应德田、孙铭九等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会谈。
一进来少壮派便先发制人，孙铭九抢先表示：“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你们代表团怎么看？”
周恩来说：“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我们现在不坚持，退兵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应德田马上反对，他慷慨激昂地说：“东北军不同于红军，它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这是我们东北军的特殊性。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在，这个团体失去中心，可能很快走向分歧、涣散、瓦解。在这危急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接着，他又说明张学良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而且说杨主任也是这么看的。
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更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初衷，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
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他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激愤的少壮派什么都听不进去。在少壮派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当即做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绝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到会的40多个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名。
1月30日夜间，杨虎城召集西安三方首脑会议，以统一各方对南京方面的态度，参加者有杨虎城，周恩来，东北军中属元老派的高级将领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第一军军长何柱国，少壮派代表应德田、何镜华列席旁听。会议决定和平解决。
少壮派原以为这次会议会做出打仗的决定，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们十分气愤，大骂王以哲、何柱国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提出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
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公馆里才没有被害。
这天是1937年2月2日，史称“二二事件”。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与王以哲交厚的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原在东线防御中央军，听说王以哲被杀后，愤而撤离防地，命令回师西安讨伐少壮派，其中先头部队一个团迅速进兵至临潼，声言要砍了凶手的头、挖了凶手的心，祭奠王军长。元老派还捕杀了部分少壮派军官。
整个形势剑拔弩张。
这个时候，周恩来的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又大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怎么办？杨虎城望着这帮给他闯祸的少壮派将领气哼哼地说：“你们自己说怎么办？让我拿你们怎么办！”
“我们闯了大祸，恳请周先生周旋，拉我们一把。”孙铭九哀求周恩来。
周恩来一脸严肃，两眼喷火，“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
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接着，周恩来又把声音放缓了些：“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化解兄弟间的对峙，以防酿成更严重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