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纹鉴定的不可靠性。
本案唯一指向被告人的证据即两个指纹，A县公安局对该指纹进行鉴定后，在A公刑技痕（2003）第59号手印鉴定书中写道：“2003年11月24日，将上述两枚指纹送省厅指纹中心进行分别比对，其中现场指纹编号为330624010200311000609，经检索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捺印指纹条形码为00137392。经人工复核检验，现场指纹与王某左手环指纹相似，二者纹线流向一致，特征反映稳定。所找到的十六个细节特征位置、形态、方向、距离、相隔线数及各个细节特征间的相互关系均相一致，反映了二者本质的同一性，二者认定同一。”在A公刑技痕（2003）第42号手印鉴定书中写道：“其中现场指纹编号为330624010200311000610，经检索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捺印指纹条形码为00137392。经人工复核检验，现场指纹与王某左手小指纹型相似，二者纹线流向一致，特征反映稳定。所找到的十四个细节特征位置、形态、方向、距离、相隔线数及各个细节特征问的相互关系均相一致，反映了二者本质的同一性，二者认定同一。”由此可见，现场指纹与王某的指纹只能得出两者“相似”的结论，而《鉴定》认定“同一”，显然不具真实性和科学性。虽然在鉴定中对14～16个细节特征部位进行了对比，但是要区别两个指纹，哪怕有再多的相似处，只要有一点细微的差别，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指纹。因此，不能说这两个指纹就是王某留下的，只能说与王某的指纹很相似。
虽然该两个指纹是通过计算机比对得出的，由于计算机处理指纹时，只是涉及了指纹的一些有限信息，而且比对算法并不是精确匹配，其结果也不能保证100％准确。指纹识别系统的特定应用的衡量标志是识别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拒判率和误判率。拒判率越高，误判率越低；反之，拒判率越低，则误判率越高。我们不知道鉴定部门的比对采用了何种拒判率和误判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误判率不可能为零，即不可能没有，它必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指纹识别系统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执法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指纹鉴定时，必须要遵循“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即无罪推定的原则）否定之，只有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并与其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2002年1月，美国一位联邦法官作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裁决：指纹鉴定不是科学。美国最高法院对证据的解释，显现出了指纹鉴定的一些缺陷。造成“指纹鉴定”不可靠性的原因有三：
其一，论点无据。高尔顿所说的"640亿人中才能找到一对特征完全相同的指纹”，一直没有得到科学数据的有力支持，亦即为无论据支持的论点，而无论据支持的论点是无法成为正确的论点的。
其二，客观限制。在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印记通常不完整，是一些指纹片段。
其三，主观限制。绝大多数在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印记是“模糊的”，需要用化学方法进行处理或用紫外线进行辐射后才有可能辨认，与资料库中清晰印记相比准确性有多高就得打个问号。在美国，指纹鉴定的平均出错率高达20％。因为“指纹鉴定”是“求同鉴定”（即多少代表点的相同），如本案各选了14个和16个代表点，这“求同鉴定”是不具绝对“排他性”的，别说只有14点和16点相同，就是有更多点相同，亦不具绝对排他性，只有“求异鉴定”才具有绝对“排他性”，两个指纹只要有一处不同，就必定不是同一个人。而本案是用“求同鉴定”的，是不具绝对“排他性”的。因此，指纹鉴定并非万无一失，它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2.即使指纹鉴定可靠也无法认定王某盗窃。
即使该指纹鉴定可靠，它只能证明王某接触过该鞋盒，而无法证明王某进行过盗窃行为。虽然证人俞某某、吴某某称，顾客无法直接接触到鞋盒，因此公诉机关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被告人王某无法接触到鞋盒，只能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接触到鞋盒。那么非正常的情况下是否就是指盗窃的情况呢？其一，两者显然不能画等号。其二，侦查机关推定王某非正常接触也是无据的。而“推定”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因此本案单凭两个指纹，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是无法认定王某盗窃的。
3.本案疑点重重。
（1）王某经营鞋庄十年，生意不错，从未有过违法行为，家中有妻有女，生活安定，王某为何要盗窃？本案缺乏作案动机条件。
（2）在现场提取了指纹十枚，为何仅两枚送往鉴定？其余的八枚为何不作鉴定？
（3）如果确系王某盗窃，为何在现场只留下两个指纹？试想，如果王某带着手套作案，应当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而如果他没戴手套作案，那么现场应当到处都是他的指纹，也不会只留下两个指纹，而且还是最不容易留下指纹的环指和小指。
（4）所谓“捉贼捉赃”，赃物和赃款的去向，是盗窃案中必须证明的内容，也是证明其犯罪的有力证据。而本案中，如此整卡车的赃物竞不知去向。
（5）要盗窃如此巨额财产，又属异地作案，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王某是如何进行踩点，又是如何在不会开车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完成该项复杂的盗窃的？对于这些问题，公诉机关都没有作出回答，而这些在本案中都是起码应当弄清楚的问题。
（6）控方举证中的王某的陈述与其妻的证据相互印证，控方未有任何否定的证据。王某在供述中始终如一地陈述自己未进行过盗窃，从未到过A地；他的妻子的证言与他的陈述相互印证，也证明了他从未去过A地，也不会开车。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明王某到过A地的证据以否定王某王某妻互相印证的证据。
（7）指纹只在可移动物上，为何固定处没有指纹，本案没有现场固定物上的痕迹证据：如门上、墙上没有指纹，就连较大件的可移动物——如货架上也没有所谓王某的指纹，地面上也没有所谓王某的鞋印。而众所周知，皮鞋盒是极易携带的东西，它可以在作案时被留下指纹，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被接触到留下指纹，因此，只有在固定物门、墙、地面等不可移动处留下痕迹，才能确证王某到过现场，到过A地。光凭这鞋盒上留有两个所谓王某的指纹是不足以证明王到过A地、到过现场的。
（8）我方提供的《流水账本》记载了王某所开的鞋庄每天卖出皮鞋的流水账，该账是每天记录的，具有连贯性和真实性，且大部分是王某所记，它证明了王某天天都在鞋庄从事经营活动，其中2003年11月8日的卖鞋“流水账”也是王某所记。不信，可作笔迹鉴定。王某又无“分身术”，怎么可能他人在B地，又能到A地作案呢？因此，足证王某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盗窃。
（9）根据买买提的证言，案发当天晚上12点多，他看到三个年轻人在皮尔卡丹专卖店门口坐着，是坐在台阶上抽烟聊天的，具体讲些什么听不清楚，到了凌晨1点多，他们还没走。这三个年轻人是非常可疑的，侦查机关查了没有？是如何排除的？
综合上述情况，仅凭两个指纹，认定王某犯盗窃罪，显属证据不足。我国《刑诉法》规定，在没有被告人认罪陈述的情况下，证据必须确实充分，才能定罪，本案没有被告人认罪的陈述，其他证据又只有两个指纹，证据显然不足，依法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
（三）本案侦查不到位，辩方提供证据线索，建议法院查核，以便查明案情
被告人有无作案时间，对一个盗窃案来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调查内容。可是，综观控方所举的证据，均未很好调查王某于案发当天及当晚做什么，只是笼统地查问：到过A地没有？当王某反复肯定未到过A地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理应到B地向其邻居及有关人员调查，查证王某案发当天及当晚的去向，可是，本案侦查机关除只把王妻叫到B地孝丰镇派出所询问取证之外，根本就未向B地当地邻居等有关人员调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为了不枉不纵，查清王某有无作案时间的问题，我们向贵院提供5份调查线索材料。为保证反映线索的保密性，故我们当庭不宣读这些线索的证明人的姓名和内容，直接交呈贵院，请贵院定夺。
审理判决
在庭审后，辩方通过努力，获得了一些线索，证明王某有可能在C地接触过该鞋盒。辩方迅速将该线索提供给检察院，检察院在调查后，基本确认了这一事实，从而解开了谜团。检察院向法院撤回了起诉，法院裁定同意检察院撤诉。
经典评析
在本案中，王某究竟有否实施盗窃行为，成为本案的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主观方面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王某具有实施盗窃的主观故意，本案是一个“零口供”案子，王某始终明确表示自己从未去过案发地；同时，我们也向法院提供了有关线索，证明王某在案发当天还在店里卖皮鞋，而他要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相距四小时车程的异地偷回一卡车的皮鞋和衣物，第二天又照常卖皮鞋，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从客观方面来说，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某实施了盗窃行为，控方认为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鞋盒上的两个指纹，但是，凭这两个指纹能否对王某定罪呢？显然不能，因为鞋盒是一个流动物，有机会接触鞋盒的人，不一定就是实施盗窃行为的人，控方试图证明在该鞋卖出之前，除店员外，他人无法接触到该鞋盒，这种证明本身是存在漏洞的，而且后来，我们又向控方提供了有利的线索，证明了王某正是在去进货时，遇到了也去进货的被害人，无意中接触了该鞋盒，从而解开了这个“指纹”之谜。
在盗窃案审理中，只要有指纹鉴定证明涉及指纹与送检指纹“同一”，几乎都被定罪，何况本案还有测谎证明：被告人对案件情况知之甚深，可谓是“双保险”，定罪无疑。
可是，经两辩护人辩护，控方不得不撤回起诉并又退侦一个月后，通知其家属对被告人“取保候审”，最后又解除了取保候审。这种起诉后的“撤诉”、“退侦”、“通知”、“解除”实为“无罪”的代名词，但又给侦控机关以台阶下，或许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