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据报道，浙江某高校为提高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专门设立奖金，只要被报纸报道就能得奖。从地方到中央，不同等级的报纸明码标价，如当地的《现代金报》每三百字可获三百元，而《人民日报》每二百字可获四千元。虽然报道没有提及字数与奖金的关系，或者这些只是获得的最低指标，但可以肯定，如能在报纸上得到长篇报道，一定会按字数或篇幅另发大笔奖金。而这还是该校评选“十佳团队”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要是没有报道，评选中就可能名落孙山。而一旦得到报道，不仅评佳有望，还可获得数目不菲的奖金。怪不得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不仅主动向报社提供新闻稿，还打电话催问，或者亲自向记者编辑做公关。而该报记者办公室接待的要求报道的学生已不下十人，其他报社、电视台等媒体都有类似情况。
这种做法当然会招来舆论的批评，我也不赞成学校这样做。但根源还在于上有所好——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过于看重媒体上的报道，特别是主流媒体、高级别媒体（这是我临时杜撰的词，却符合国情）上出现的文字、照片或影像。有了这些，不仅评奖选优有望，说不定还能加官进爵，自下而上，皆大欢喜。再说，所发奖金（还有津贴、采访费、课题费等不同名目）用的也是公费，何乐而不为？
其实，一种做法形成惯例，成为潮流，都是由上而下的，等影响到大学生，或扩大到社会各方面，往往已近余波。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这种做法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有了。
有一次我与中央某报记者去南方某县采访，县委书记和各级领导亲自陪同，热情接待，临别时还向我们每人赠送了一笔“采访费”。书记容不得我推却，说：“某报一个版面，花几十万也不一定上得了，你们来采访报道，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今年我们县在省里的地位肯定能提高。”据说，能否得到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媒体的报道，是对县级及县以下党政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
连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不能免俗。我当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每年的考核或每次接受评估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必须收集的内容。而如果不主动提供资料或吸引媒体报道，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往往很难引起媒体的兴趣。例如，某次会议如果要电视台报道，必须有省市常委级的领导出席。而有了这样的报道，主管部门才会重视。就是一本书、一篇论文，要申报奖项时也得附上公开发表的书评。如有权威刊物、中央媒体上发表的肯定性评论，不仅获奖无忧，还有望得高奖、大奖。
我在央视做的节目播出后，几乎都会收到不同的公司寄来的订货单，通知我已备好光盘，只要付款数百元即可寄来。有的还备有一纸证明，写明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至某时某分在央视某频道某栏目出场。开始我颇不以为然——谁会花这笔钱去买自己的录像，还要什么证明？后来才听说，有的高校已规定在央视出场的赏格，最高一级可以相当于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或相当于获省部级一等奖。要真能如此，区区数百元何足道哉！与其到时口说无凭，还不如预备光盘和证书。
最近还在热议抗震英雄学生免试进大学一事，此事件的主角，据说至少也是沾了报道的光。因为他的“事迹”被别人写了报道，并写得有声有色，而另一位被同学公认够格的学生却只有填得不够规范的表格。尽管上报时只要求填写表格，但一篇额外附上的报道（姑且肯定都是事实）却使主角身价倍增，报道的威力由此可见。
看来，只要“上好”不改变，下面的做法只有“甚焉”，肯定会越来越过分。浙江某高校的领导如不这样做，必定会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但他们这样做了，其他学校要胜出，只能别出奇兵，或许会提高价码，或许会全面配套。总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改变风气，还得从源头做起。
2009年5月2日
蜜月过后是烦恼
去年陈丹青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认为陈丹青与清华大学都有教训要吸取（载2005年3月30日《新京报》）。今天读了《新京报》有关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杨杰被免职一事的详细报道，又产生了同样的看法。
近几年间，为了迅速提升本校的学术地位，填补学科或专业空白，或想取得重大突破，或要与兄弟单位一决高低，或企图跻身国际一流水准，或者就是为了达到某一不便明说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已经或正在引进“一流”“顶尖”人才——从院士、国内外名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学科评议组成员，到学术新星、海归博士、青年才俊，给予的地位有副校长、院长、实验室主任、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导，至少也是教授或过渡性的副教授，提供的条件则有数以百万以至千万计的科研经费、数万至百万的津贴或年薪、专用实验室、专车、秘书、助手、几房几厅的住房或购房津贴、安家费，甚至还包括家属子女的工作安排、代付对方的违约金、重制档案以及常人连想也想不到的优待，但对他们的期望或给他们订下的“军令状”、硬指标也迫切而具体——成为院士、获得国家大奖、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国际一流或国内领先、在《自然》（Nature）或《科学》（Science）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若干篇文章，至少也要建成博士点，就差没有列入获得诺贝尔奖了（或许也有而未公开）。而人才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弄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或许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当真，或许他们以为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总而言之，他们或接受了任命，或领取了薪水与津贴，或签订了协议。于是双方进入了蜜月时期，媒体的报道更使这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前程似锦。
此时即使有不识时务的“方舟子”们质疑或揭发，双方都会不予理睬，或者直截了当发表“辟谣声明”。例如，2004年9月，当杨杰应聘就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时，校方曾在《解放日报》宣称是从全球招聘来的“掌门人”，并将引进“世界水平的团队”，在相关报道中称他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终身教授”。方舟子因没有从该校的网站上查到这位终身教授，并且只查到发表过两篇论文，因而在网上发难。现在事实证明，一方面杨杰在英文的履历表中只填写了“Tenuretrack”（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称，并的确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另一方面他也将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由1998年误填为1993年。如果当初校方或杨杰本人正面回应方舟子，所谓杨杰“伪造履历”的真相早已大白，完全不必在一年多后再翻老账。但处于蜜月中的校方和杨杰都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直到最近杨杰本人才在布告栏中公布自己的资料。
现在杨杰被校方免职了，双方的说法却大相径庭。校方说他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却说另有隐情。校方认为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布有关情况，我们自然应该尊重校方的权利。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更不应随意指责哪一方。但从双方的分歧来看，不禁要问一下：难道蜜月竟是建立在双方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吗？校方聘任他、宣传他的时候，究竟有多少把握？而杨杰应聘时，对自己的责、权、利究竟是否明确？万一一方爽约，另一方又能采取什么措施？
但愿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例，但愿蜜月之后不是烦恼，否则不仅伤害了双方，还使中国的高校蒙羞，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2006年5月18日
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风不正
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其他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利益，以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或帮助他人获得学术成果、学术声誉、学术地位或其他与学术有关的利益。
学术失范是指违背学术道德，故意不遵守学术规范，在学术活动中存在剽窃、抄袭、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学术评价时不实事求是，任意拔高或贬低，或敷衍塞责，草率从事。
学风不正是指在学术和教学活动中不讲求学术道德，不了解或不遵守学术规范，不顾学术质量，只求数量和等级，迎合长官意志，追求商业利益，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党同伐异，或随意拔高，或刻意苛求。
学术腐败必然导致学术失范与学风不正，而学术失范与学风不正给学术腐败以可乘之机。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学风不正的结果必定是学术失范。
一、近年来的状况
近年来，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学术失范与学风不正也泛滥成灾，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连大学生也深受其害。
就近年而言，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与学术腐败与学术失范行为有牵连的人涉及单位多，分布范围广，其中有的位高望重，有的握有实权，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及副校长、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院长、特聘教授、省部级官员、厅局级干部、市长（县级）等，也包括普通教师、研究人员、博士生、硕士生。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和统计，这些仅指见于公开报道及被主要网站披露者，熟悉情况的人士认为，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由于公开报道受到诸多限制和干扰，对具体事实及涉及的人物大多语焉不详，结果往往避重受轻，不了了之，被查明事实并受到严肃处理的人很少。
以各种手段剽窃学术成果，情节严重。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存在不同程度抄袭现象的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只有少数或相当明显的被发现，而相当大一部分未被公开揭露。除了采取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等局部抄袭的手法外，甚至整段、整篇地抄袭，将外文译成中文后据为己有。还有的抄袭他人论文后译为外文在国外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在网上下载他人的著作、论文、调查报告、数据、报道中的内容后作为本人的成果，引用他人成果却故意不注明出处，采用他人成果却伪注为出于本人并不存在的论著。
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中弄虚作假，如篡改、编造、杜撰实验记录、调查报告、相关数据。在实验数据中造假的现象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如最近被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撤销的七十篇论文都出于某大学两位讲师之手，并已持续多年。如不重复实验过程，这类造假数据往往无法发现。因有些论文发表于重要刊物，这些假数据已被引用，或被当作某种指标，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学术评估、成果鉴定、评奖等过程任意夸大甚至捏造所取得的成绩或学术地位，贬低或无视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或已达到的水平，滥用“世界一流”“国内领先”“学科前沿”“填补空白”“创新”“首次”等评价，虚报成绩、夸大效果、扩大范围、拼凑数字、玩弄概念的现象相当普遍。一般情况下，相关部门或机构都未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被评估或鉴定对象作全面的考察和答辩，甚至在必要的程序也未进行的情况下就通过预先准备好的结论，有些评语（包括匿名书评）竟完全出于作者之手，全部通过、普遍优秀的结果经常出现。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普遍存在舞弊现象，包括泄漏考题或范围、考场秩序混乱、用各种手段夹带抄袭、用先进的无线传输工具作弊、用“枪手”替考等。每年高考都会出现舞弊案件，有些县级考点的严重舞弊事件骇人听闻，结果却不了了之。
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和著作的字数，一味强调刊物的等级特别是国际影响力，将一些通行的检索标准当成唯一的学术指标。在学术繁荣的背后，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大量论著都是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毫无发表的价值，从未被查阅或引用。为了达到在某些刊物发表论文的目的，不少作者及作者所在的机构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如不惜放弃主要作者的身份，拉名人或国际知名学者做第一作者；以物质或精神利益拉拢刊物编辑或评阅人；或结成利益同盟，互相吹捧抬升，封杀异己。因研究生完成学业、完成项目或晋升职称需要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一些被列为“核心刊物”的杂志不仅收取营赢利性的高额“版面费”，还无限制地出版“增刊”“专刊”，甚至已经形成利益产业链。
研究生培养片面追求数量和不切实际的质量。有的导师招收数十上百的博士生，又没有配备充足的辅助导师，根本起不到指导作用，连学生的论文也一字不看。不少导师自己也不懂学术规范，有的甚至“以身作则”，伙同或利用学生抄袭舞弊。一些学校利用已经争取到的“一级学科授予权”盲目扩大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学位授予点、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根本不具备基本条件和指导能力，培养的博士生名不副实，质量低劣。各校多数规定了博士生、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若干篇论文，有的还规定必须发表于核心甚至权威刊物，超出了多数研究生的能力。部分导师为帮学生过关，只能为学生的论文署名。研究生在论文中抄袭剽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如一位刚上任的最年轻县级市长就被揭发其硕士论文有抄袭之嫌。随着研究生数量的激增，现有刊物的数量和版面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由此产生各种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