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使命
袁劲梅
一、沙丘
西内布拉斯加在美国西部。
西内布拉斯加的北面，是沙丘。但是，“沙丘”是一个太小的名称。一千一万个沙丘加在一起，也不能符合我说的“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中文不分单复数，凡指多数，我们在名词代词后面加“们”或加“群”。可是，就算把这些表示复数或众多的词用上，把“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叫作“沙丘们”或“沙丘群”，也通通不对。词不达意。
也许，中文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词来描述“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也许，人的任何语言都没有合适的词来描述“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我早就听说过“Sandhills（沙丘）”这个英文词了，可一直也没动心思去看一看，因为，从来没把这个“沙丘”当回事儿。海，我见过；沙漠，我也见过。“沙丘”能是什么呢？海滩上的沙堆？沙漠里的沙山？
结果，都不是。在这个秋天，我终于去了“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我去，是因为“鸭子”使命。我这么说，大概谁也不会懂我在说些什么。要不，就是以为我是到沙丘中间的某个湖泊去研究野生动物了。对不起，不是。关于“鸭子”，我下面再说几句，听起来可能要更离谱：我去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不是去研究野生动物，是去寻找一段发生在中国的“鸭子”故事。或者，叫美国的“鸭子”故事也行。等我把故事讲完了，我们最后再定名字。
这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我们的教科书里没写。所以我们的许多孩子都不知道，这不怪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会长大，还会走到世界上去，我就想：也许，我应该把我发现的这段历史告诉他们。
我说的这段历史里，当然有英雄。但我想说的，不光是某个或某一些英雄的英勇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我想说的是一种人生，或者说一代人的人生。我会说到一个美国英雄，典型的、敢以个人勇气面对世界的美国英雄。但他却不是美国大片里的英雄，是真人。他的形象，也许不符合任何一个中国人假设的或见到过的英雄形象。但他却符合他的时代、他的土地、他的伙伴们，他真是让人喜欢。当我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刚从玉米地里回来的老农民，头发全白了，皮肤是太阳的颜色。他九十二岁，刚做过肺部手术，还带着小小的氧气盒子，飞快地吃完了一大碗牛肉炖豆腐。准确地说——只吃牛肉，豆腐全不吃。他的孙媳妇艾米问他：“您还能开联合收割机吗？”他一直没说话，这时，头一抬，咧嘴一笑：“当然。这还用问？”好像他的孙媳妇问了个很滑稽的问题。从他那一笑，我明白了，开联合收割机的人，吃豆腐，不过瘾。
这时候，我很后悔，怎么请他到这家日本餐馆来吃饭呢？那牛肉切得太小太细。每份菜里不是豆腐就是鱼子。那是吃情调的，请文人和姑娘吃还差不多。在“沙丘”上过生活的男人，无论往哪儿一站，脸上都写着“西部”，身上都写着“牛仔”，和年龄没有关系。吃豆腐？笑话。
说到豆腐和大“沙丘”的不相配，我还得细细说说“沙丘”。我说的这位西部英雄，家就在“沙丘”中的一个小镇，盟军镇。我是从认识“沙丘”开始，认识到他的品格，从而认识到他那一代人的品格。其实，在去他家的这一路上，我就想一件事：如何告诉所有没有见过西内布拉斯加“沙丘”的人，这个“有始者，有未始者，有有未始者，有有有未始者……”的“沙丘”，原来在这里！
在这里，最丰富的语言要目瞪口呆，最古老的词句要失声。想用语言来定义“沙丘”，是白费功夫，还是用你的想象力吧。别把土地想象成一片片田野，想象成梯田也不对，把土地想象成生命——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全身是发达肌肉的宏大生命。土地再也不能叫土地了，叫太平洋、叫百慕大、叫大道流行、叫宇宙大化。土地翻起巨浪，哪里的大洋大海浪最大，哪里就带上一点儿我说的“沙丘”的灵气。从此别在这里说“天”“地”“人”。“人”在这幅图画中，没有位置。天和地就够了。连天都是陪衬，“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比天大。
把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扯直了，当横坐标，再指一架风车做纵坐标。直冲蓝天，正三百英尺是浪尖；俯视湿地，负三百英尺是浪谷。把横坐标想象成从古到今，到未来，无限长；把纵坐标想象成从地狱到今生，再到天堂，无限长。这样的坐标系还是要被“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撑破了。在沙丘一片无尽头的浪尖上，找一个，爬到上面站一站。你脚下，就是生命。它们的呼吸立刻就打湿了你的鞋。每一个“水”分子都在动。更准确地说，每一个“土地”分子，每一个“沙”分子都在动。生命在“沙”里，把“上善若水”改成“上善若沙”就对了。“沙丘”，海浪一样起伏的曲线下，是一片水，一片无边无际的地下湖。大自然把一个大湖藏在“沙丘”下亿万年，什么样的沙还不都能养活了？只是那个地下湖与“鸭子”无关。我要说的“鸭子”故事可以从“沙丘”开始，但是，它跑到中国去了。再稍等一会儿，我讲完“沙丘”就会讲。
现在，你想象吧：在“沙丘”上开联合收割机的人，是怎么活的。先想象一个书法家，大笔一挥，在一大张宣纸上写下“天行健”；再想象一个西部牛仔，用一座小山那样大的联合收割机当“笔”，大笔一挥，在无边无际的“沙丘”上写下“天行健”。能有这样的想象，就有点儿接近我说的这位英雄人物的人生了。认识他，是认识一种传统，也是认识一批英雄。在一个光活着、却缺乏生命的时代，他走过来，说：“我九十二岁，名字叫泰德·那卡奇（Tad Nagaki）。”
泰德·那卡奇一年又一年开着联合收割机，那张他用来写“大字”的大纸，有一千英亩大（四百零四万六千点八六平方米或六千零七十亩）。对土地的面积，我没有多少理解能力。这一千英亩或六千零七十亩有多大，我想象不出来。我小时候在中国江南看到过三亩水田，三亩掉进六千零七十亩，就真成了一滴水。那三亩水田，是分给某大学下放到乡下的哲学系和中文系教授们插秧用的。教授们用一根线，从地这头拉到地那头，沿着线把稻秧一根一根插下去。一点儿一点儿往前爬，永远也插不完。我们小孩子，就站在田埂上，非常同情地给他们唱插秧歌。三亩，在我对土地大小的理解中，就已经像天那么大了。六千零七十亩是多大呀！单单敢一个人面对这么大一片土地，就已经是英雄了。
因为沙丘下有那个了不起的地下湖，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就和哪里的都不一样。它水草丰茂，沙丘看上去并不是沙的颜色。夏天，沙丘是多维立体的绿色，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秋天，沙丘是多维立体的金色，上下起伏的余弦曲线。在沙丘上的空间，也因此变成色彩变化的多维弯曲空间。夏天，蓝色的空间，扭成一朵巨大的、无形的喇叭花，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说“早上好”；秋天，金色的空间长成一颗酸甜的、剥开金皮的大橘子，到处都是维生素C的味道。
泰德·那卡奇家的几头黑色奶牛在弯曲的空间里，被挤压成扁扁的几片黑剪纸，或立着，或卧着。它们是游到沙滩上来的小蝌蚪，一根细细的黑尾巴，来回摆，优哉游哉。连它们的姿态都像竹林七贤，没有时间概念。
泰德·那卡奇也有竹林七贤的姿态。吃过晚饭，坐在露台上，面对他六千零七十亩的大农场，看着他大手笔下长出的新玉米，那一万亿行整整齐齐、绿头绿脸绿飘带的童子军，在风中头向一边倒，笑出很响的沙沙声。泰德·那卡奇脸上就会有这种竹林七贤的神色。泰德的孙子雷恩并不认为他的爷爷有可能沾多少东方文化的光，他强调了几次说：“我爷爷是美国人。地地道道。西部牛仔。”
二、八只鸟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讲泰德·那卡奇和“鸭子”使命了。先说一下泰德·那卡奇的名字：那卡奇是姓，是Nagaki的音译。这个姓可以还原成日本字，泰德的名字应该叫泰德·永木。他姓永木，泰德·那卡奇是第二代美籍日裔。
再说“鸭子”使命。和“鸭子”一起，同样应该被记住的还有其他几种鸟：“喜鹊”“火烈鸟”“红衣主教鸟”“麻雀”“鹌鹑”“和平鸽”“大乌鸦”。这八种鸟是八个使命，二战时八个用鸟名为代号的军事使命，除了“鹌鹑”和“大乌鸦”使命，其他全发生在中国。泰德·那卡奇参加了“鸭子”使命。这使他和中国联系起来，使西内布拉斯加“沙丘”里的故事，成了中国孩子也应该知道的故事。
这是一个好故事，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故事很偶然。盟军镇有个小小的军事博物馆，我决定进去看一眼，也算是到过了盟军镇。一进门，看见墙上有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Mill，1806—1873年）的一首诗，开头两句，用大红字写着：
战争是丑恶的东西，
但是还有比它更丑恶的东西。
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丑恶？诗里说：践踏别人的自由。
当人的自由没有了，“人”就不复存在。当人捍卫自由的时候，一个更美好的“自我”就在他身上诞生。约翰·米勒这么说。
在美国西部，在这片无边的大“沙丘”里，看到关于“自由”的诗句，似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我顺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再往下看，突然看到"China（中国）”这个字。在一个角落，在一篇美国“第一〇〇步兵大队，四四二连作战队”的报道中的第一段。我没有想到，在这天高地远的“沙丘”，还能发现和中国有关的故事。这篇报道挂在墙上，字很小，墙角还放了一个玻璃展柜，让我不能靠近。我就这么斜侧着身子，站在那篇文章前仔仔细细地读了二十分钟，把那篇文章读完了。这是一篇关于泰德·那卡奇和“鸭子”使命的报道。
也许，盟军镇有很多二战时期的英雄。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上，全是曲线。可是，就算没有一条直线，那些无边无际的“沙丘”，也是字正腔圆的好男人。这里的“沙丘”是二战时的伞兵训练基地。在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的成千上万空降兵，就是从“沙丘”里的盟军镇空军基地出去的。他们在这里受训的时候，突然间，蓝天上冒出了无数朵飞无定迹的半圆水母，白云一样飘向“沙丘”。绿色的“沙丘”和白色的降落伞像男人和男人那样拥抱，然后分开。白色的降落伞，就飞到了欧洲战场。有很多，永远没有回来。而“沙丘”却一如既往，以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存在于一个最普通的地方，沉着镇静地等着……在盟军镇，大概有很多很多伞兵在欧洲与法西斯作战的故事。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去寻找这些故事。
但是，现在，泰德·那卡奇和中国的故事是我最感兴趣、最想知道的故事。我问盟军镇博物馆的馆长：“这位泰德·那卡奇还在盟军镇吗？”馆长说：“当然。一个月前，我还在镇上的酒吧里看见他和镇上的老兵们聊天哩。盟军镇不大，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说：“我想见他，可以吗？”馆长立刻找电话号码，一边找，一边说：“当然可以，你还应该去找玛丽·帕利维特（Mary Previte），她是新泽西的议员，她找了五十二年，找到了泰德。你一定要看玛丽写的文章。”
这样，我见到了泰德·那卡奇，在前面说到的日本餐馆吃了饭。我也读了玛丽·帕利维特的文章，还读了凡我能找到的与“鸭子”使命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下面就是“鸭子”使命：
1945年7月，以公正、严格、实事求是闻名的威廉·皮尔斯上校（Col.William R. Peers），刚完成他在缅甸的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缩写OSS）一〇一独立支队的工作，准备回美国。却突然接到新命令，叫他到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二〇二独立支队去，做长江以南的日占区的敌后工作。到了中国才四个星期，皮尔斯上校突然又接到新命令：立刻到昆明报到。紧急。皮尔斯上校四十八小时没睡觉，日夜兼程赶到昆明。他听到的新消息是：日本要投降了。有情报传来，在华的日军有可能在投降交接完成之前，杀害在各地日军监狱里的联军战俘和犯人。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在华战区总司令魏特曼将军知道日军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他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大约有两万多名战俘和犯人被关押在数个日占区的监狱里。其中有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将领杜立特领导的十六架飞机首次轰炸东京时，不幸落在日占区而被捕的两架机组的飞行员们；也有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被捕的瓦克岛美军将军康宁汉（Commander W.S.Cunningham）；还有其他很多联军将领和士兵、中国抗日军人和游击队员，以及日本敌对国家的在华侨民。魏特曼将军以军事战略家著称，美军和日军在海上、天上和陆地上打了五年，从过去的经验中，他看出日本兵纪律严明，绝对服从上司，不怕死，但不善于应付突然变故。他仔细计划并布置了前面说到的八个以鸟为军事代号的使命，突然出动。由皮尔斯上校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