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先生曾两度来台湾访问。第一次是1990年应潘重规先生之邀来参加敦煌学会议，为时甚短。第二次是在1994—1995年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为访问学者，为期较长。其前不久，正逢欧阳健先生提出《石头记》为后人伪作之说。由于孟列夫先生和那时正好也在新竹“清华大学”讲学的李福清先生是首先发现“俄藏本”（当时称为“列藏本”），并做过详细研究的学者，笔者乃将欧阳先生的文章寄给他们，分别请教他们的看法。他们回信都不同意欧阳先生的说法。笔者还于十二月间拜访孟列夫先生，就相关问题详谈了一次。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开始算起，1995年是“中央大学”成立八十周年，有一系列校庆纪念活动。笔者受康来新教授之托，请孟列夫先生和李福清先生以“列藏本”的问题，作一专题演讲。协商的结果是由孟列夫先生主讲。当时孟列夫先生写了一篇长三千多字的“摘要”，于3月12日下午演讲，讲完之后李福清先生又作了些补充。然后，有几位听众陪孟列夫与李福清两位先生一同去拜访已八十八岁高龄的潘重规教授，笔者曾为他们留下了一帧三位最先仔细研究过“列藏本”原本的前辈学人合影。唯据笔者所知，孟列夫先生这篇演讲迄今未发表过。
之后，李福清先生再到台湾讲学。一年前（2007）与他会晤时始悉孟列夫先生已于2005年因癌症逝世，享年八十岁（1926—2005）。笔者乃找出他这篇遗作，介绍给红学界人士。并希望红学界能尊重他的意见，能一致使用“圣本”来称呼“列藏本”，以纪念这位和蔼可亲、卓然有成的异国汉学家。
孟列夫先生简历
据《俄罗斯汉学三百年》（156页）所载，孟列夫先生1926年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1947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就读，1952年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生班，1955年通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其后分配到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以迄去世。他一共发表汉学研究作品两百余种，其中包括十五部论著与译著。1995年他发给笔者的传真，为向听众介绍而简要列出其学术成就，原文如下：
红学研究
1. 《红楼梦》语体部分俄文译，载于：《红楼梦》（俄译）1—2册，1959年。
2.《新发现“红楼本”抄本》（与李福清共作），1964年（有日文、中文几次翻译）。
3.《列藏本〈石头记〉抄本》（与李福清共作），1986年，1987年（二版）。
4.《红楼梦》中诗体部分，俄文译序言（待版）。
近承李福清先生补充，孟列夫先生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为《京剧改革》，还有下列三种重要著作：
1. 《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63年。
2. 《报恩经变文〈双恩记〉》，1972年。
3. 《中国书史略》，2005年。
《关于欧阳健先生对于圣彼得堡藏〈石头记〉
抄本影印本序言的批评札记》
孟列夫先生1995年3月12日在台北市“中央大学”校友会馆原订的讲题是《关于圣彼得堡〈石头记〉抄本》，但他发给听众的“摘要”则是：《关于欧阳健先生对于圣彼得堡藏〈石头记〉抄本影印本序言的批评札记》。原稿1995年3月9日传真给笔者，现录其全文如下。唯其中有些明显的笔误，如“砚脂斋”（脂砚斋），“旋装”（线装），“亚洲博官”（亚洲博馆）和“问提”（问题）等数处已代改正。书名号也由原用的“”改成一般通用的《》，其余文句、语气悉从其手稿。至于有三处人名原系俄文，承台北淡江大学俄文系郭昕宜教授惠为解读，谨致谢忱。
关于欧阳健先生对于圣彼得堡藏《石头记》
抄本影印本序言的批评札记
孟列夫（俄罗斯，圣彼得堡）
一
1964年两个前苏联（今俄罗斯）汉学家，本人（L.N.Men -shikov，中文名孟列夫）和B.L.Riftin（中文名李福清）共作一部文章“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亚非人民》杂志，1964，第五期）。有几次中文译并在台湾与大陆，也有日本文译。可以明白，为什么此文章引起国际红学家的兴趣。其一，《红楼梦》是世界文库中最伟大作品之一。其二，此为《石头记》写本，而《石头记》八十回确定是曹雪芹自己写的，无疑是作家自己原来的本文初稿。中国古典文学上很少作家亲笔，《石头记》是例外。此小说初稿今发现十三本，每个有特色，依据这些抄本研究创造《红楼梦》的过程。其三，只有一部《石头记》初稿藏在外国，就是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科学院东方研究分所的抄本（下作“圣本”）。其四，圣本八十回中只有五、六两回缺少，差不多全文。其五，圣本有批记和出入与别本不一样。
来到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的专家，如小川环树（1964）、潘重规（1973）、陈庆浩等介绍此稿本，同意其高价值。以后发表自记的札记，订孟、李文章之译。最初注意稿本上的眉批、夹批，陈庆浩以诸批文进入他著作的批文研究，诸专家无疑是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稿本。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后，组织冯其庸先生为首的红学研究所，注意孟、李文章，（1985）来到圣彼得堡。来的是冯其庸，最老的红学家周汝昌，中华书局主编李侃三位专家，三天埋头苦干研究抄本，算了全部影印出版。此时除了孟、李文章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文科副教授庞英也发表有关圣本《石头记》的几篇文章，所以中国专家知道圣本特色比较深。孟、李两家作广大序言，而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石头记》列藏本（就是圣本）全文六册，1987年用线装式再出版。也以圣本出入的地方进入于“脂砚斋石头记校注”。早些，陈庆浩以圣本批文都进入于他编的《脂砚斋石头记批文研究》。可惜，孟、李共作的《圣本研究初探》至今出版不全，只五分之一。此因为研究太大，不能为影印序言，大部分删去。
二
上说的专家未怀疑，圣本是真的脂砚斋《石头记》初稿之一，而他们都自眼看抄本，与别的脂砚斋本对照。但是1994年欧阳健先生在南京发表《红楼新辨》。其第六节“列藏本辩证”，第九十九至一百一十页上忽然提起对于圣本颇多怀疑，特别说冯其庸、李侃、周汝昌三位专家，留在列宁格勒三天，未能确定此抄本特别和价值。他写：
有机会目验这一抄本的三位大陆学者似乎没有想到版本的鉴定。主要弄清他的真伪和年代 ； 对于一位外国学者作出的关于抄本系一百五十年前的旧物的判断，是否需要检验一下他的证据是否可靠有效，他的推论是否合理正确。一忘记了这一点，无疑放弃自己参与鉴定的权力。
欧阳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虽然很对，但是我正知道，他生气的话，对于冯、李、周三位先生，毫无正确，三位先生正访圣本只有三天，但是他们预先研究有关圣本孟、李、庞三人发表的资料，也看原抄本，而能确定，所写的是否正确。其次，三位专家最初目验孟、李、庞（加潘重规、陈庆浩两位先生）于文章通知的事实。三位都是高水平专家，他们三天时间中比另外的人会见好得多。那时他们的任务是确定此写本应该不应该影印。为了这种目的三天够了。
欧阳先生最重要的怀疑就是：在第一本（抄本全有三十五本）书包袝页上有无П. Курляндцевъ的名字。若相信他的话，描写此稿本的两人（孟、李）自己不知道这个。他说，庞英著的文章上没有这个名字，这都可笑，因为我们两人共作的文章上，抄本具体的叙录是我写的，而李福清写历史部分，所以我试试回答欧阳先生，这部分若有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