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出版始末，发人深思。阻力在“小资”，成功也在“小资”。一个“小资产阶级”问题，险些使这部好作品胎死腹中。而这本书的流行，靠的正是“一个小资味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杨沫基本是按照她的感情经历来写的。她没有去过延安，似乎没有受到《讲话》的严格训练。如果早一点领会《讲话》的精神，她敢不敢创作以“小资”为主人公的鸿篇巨制就是问题了。当然，这部小说今天还能再版，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还是因为“小资”。“小资”让它有可能跨越代沟，获得新一代人某种程度的共鸣。
2010年
《红旗谱》背后的稿费风波
以往对文学名著的研究与欣赏往往侧重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叙述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其实，在名著问世和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有许多读者意想不到的波澜，这虽然在作品里面看不到，却是作品命运的一部分。以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例，背后就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是河北蠡县人。他在中学时代经历和目睹了1930年的保定二师学潮和1932年的高蠡暴动。从战争年代到建国初期，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写下来，并且尝试了短篇和中篇小说。在他担任《武汉日报》社长时，通过老朋友田间，调进中央文学研究所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心里想的就是创作，当时所长丁玲也向大家交代，“梁斌同志是一面工作，一面写作”。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梁斌把支部工作推给了副书记徐刚。文学讲习所学员王慧敏回忆，梁斌“无论开会、参观、听报告或到食堂吃饭，一年四季腋下总是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深紫色的大皮包；甚至开会发言时，还用手按着皮包，像怕遗失似的。有时还见他从皮包里抽几片纸记上点什么，很快又把纸片放进皮包里。有的同学提出过意见，说梁斌同志对支部的工作管得少。直到1957年《红旗谱》问世后，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他那不离身的皮包的秘密——原来这部辉煌巨著的雏形，就在这个皮包里。”
梁斌的小说刚有初稿，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拉上编辑张羽，把初稿抱了回来。萧也牧敏锐地判断，这部小说气势不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编辑们也认为稿子基础不错，可以列入出版社重点书稿，但需要进一步修改。梁斌很受鼓舞，主动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河北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经过半年奋战，将《红旗谱》又改了一稿，交给中青社。中青社的编辑对书稿基本肯定，又提出两条意见，“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梁斌复信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为了节省梁斌跑路的时间，萧也牧1956年底专程去保定梁斌处审稿。看了稿子，他兴奋地说：“这是史诗。”当下和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文艺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知道萧也牧也是晋察冀根据地出身，对高蠡暴动和那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决定由他当责任编辑。萧也牧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建国初期因为轰动一时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严厉批判，才不得已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他呕心沥血，忍受剧烈的胃疼，为《红旗谱》思考修改方案，并对其文字加工润饰。他还拿着清样，找过几家刊物，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结果没有一家刊物愿意选登。梁斌实际上也遭遇了“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的困难”。《红旗谱》终于在1957年底出版了。以后的情况全变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一纸风行，一版再版，被评论界提到了“里程碑”的高度。千里马遇到伯乐，这部名作的诞生堪称顺利。
风波发生在成功以后。
当萧也牧再找梁斌要第二部稿子时，梁斌的稿子却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时梁斌已得大名，百花社开出了更高的稿费，把《播火记》连同《红旗谱》的版权一块儿拿走了。梁斌还埋怨萧也牧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
萧也牧不服气。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单位，这在当时是很高的稿费。一般标准千字才六元到十二元。《红旗谱》第一次印刷的稿费是四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这些革命作家当时都是收入高于平民的高级干部，月工资不过一百多元到两百多元。丁玲、田间、赵树理、马烽等作家50年代都在北京买过四合院，一处四合院当时才几千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向中央有关部门告了一状。当时的出版格局是全国一盘棋，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基本不存在商业竞争，加上实行计划经济，出版社也不在乎盈亏。两个出版社斡旋的结果是，百花社把正在排印中的《播火记》交给了中青社，同时归还了《红旗谱》的版权，中青社也同意赔偿百花社的损失。
中青社拿回了书稿，和梁斌发生了不愉快的萧也牧不便再当责编。《播火记》的艺术价值也没有达到《红旗谱》的高度。
同时，梁斌那边也惹上了麻烦。作家王林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谈道：梁斌争稿费的事，被中青社反映到中央。河北省委知道后很震怒。一般革命干部知道后也很震动。省委宣传部长远千里、省文化局长路一等领导为了保护梁斌过关，劝梁斌把已到手的稿费以党费的名义缴公。梁斌照此做了，但心里并不服气。梁斌说，全国作协邵荃麟和天津作协方纪都同情他。理由是稿费是国家批准的制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1962年，文艺政策一度宽松，远千里从省委机关党费中提取了几万元对梁斌进行了退赔。梁斌收下了。王林还谈道：四清运动中，文艺界革命群众对梁斌的大量稿费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种舆论，梁斌也感到压力，这时见到我，不仅说周扬到天津如何见到他，并且说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还带他见了陈伯达。他们家还挂有陈伯达的手迹。梁斌说：“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见陈伯达，正碰上万晓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那里汇报工作。我见他们有工作，就要回身出来。陈伯达同志故意大声问我：‘梁斌，你是有一百万元的存款吗？’我赶紧回身解释了一下，‘这几年一共得到了几万元稿费，因为家里负担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陈伯达同志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以为你是百万富翁呢，闹了半天才有几万元的稿费’！”“文革”中，稿费问题再次成为梁斌挨批的口实。
现在回头看，梁斌写出了名著，想多得些稿费也符合人之常情。但这场稿费风波反反复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从50年代末一直闹到“文革”，成了当时文艺政策乃至政治空气由松而紧，由紧而松，再由松而紧的一个缩影。
这场风波也深深地伤害了伯乐和千里马之间的感情。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黄伊讲，“粉碎‘四人帮’以后，梁斌听他讲述了萧也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不胜唏嘘，含着泪说：‘没有想到萧也牧比我还惨！我不该那样误解他呀’！”
2010年
《海瑞罢官》与郭沫若辞职
京剧《海瑞罢官》的独特历史地位，并非因其艺术成就之高，而是因为姚文元对它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个明代的官员，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正直刚毅、为政清廉，职位低下时敢于蔑视权贵，做了高官仍直言敢谏，冒死上疏。他抑制豪强，安抚百姓，以清官的美名流传于世。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毛泽东号召干部要有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转告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本是民盟左派，共产党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很快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看到后，又请吴晗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上演。1962年3月，江青看了这出戏，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想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没有得到响应，又去华东找人，得到上海市委领导支持。1965年3月，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张春桥，确认毛泽东支持此事，找来姚文元面见江青，并从复旦大学调来朱永嘉协助。他们的批判文章写了半年，七易其稿，毛泽东亲自看了三遍，上海市委决定在1965年11月10由《文汇报》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此，批判吴晗的鼓声一阵紧似一阵。此事也惊动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郭沫若曾于1960年观看川剧《大红袍》，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己爱民藐锯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并有注释：《大红袍》即《海瑞传》，海瑞号刚峰先生。明史传称海瑞主张恢复井田制，不得已则当限田，再不得已亦当均税。此人在当时颇得民心。
1961年2月，郭沫若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诗称赞海瑞：“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郭沫若这样评价海瑞，和史学界及民间的主流看法并无不同。但到1966年初，赞扬海瑞就等于为彭德怀翻案，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信，说：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收到这封信后，马上于1月31日下午4时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对郭沫若说，“信已收到，感到兹事体大，已将信送给定一同志，并请定一同志转中央。是否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使郭老感到有负担，请郭老告诉我们，以便努力改正。因为聂总在广州休养，我托聂总秘书将郭老信的内容转报了聂总。这时聂总秘书正由广州打电话来，要我将聂总的话转告郭老。聂总说，他得知郭老信的内容，感到有点惊讶。如果是科学院的同志工作中有缺点，对郭老尊重不够，望郭老不用客气提出来，务必改正。”
郭沫若对张劲夫说：“我写信决不是聂总和你说的原因，而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过去我也曾经提过，最近经过一再考虑，所以写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张劲夫说：“郭老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
郭沫若说：“我的问题是与吴晗不同，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不过我仍是感到问题不少。比如学雷锋、王杰，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问题上就不够言行一致。党对我这样重视，担任这么多职务，有时总感到不安，怕影响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担任更好。”
张劲夫说：“有些领导职务，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影响。”
郭沫若向张劲夫谈了历史学界几年来的情况，说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尹达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较清楚。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很复杂。他还把尹达的文稿《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及自己写的《批判海瑞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张劲夫和郭沫若商议，最近要开党委扩大会，郭沫若说因听觉不便，有些会不能参加，对会议文件一定要参加讨论。
郭沫若要求辞职，在高层激起了道道涟漪。
姚文元文章上纲高、火力猛、逻辑蛮横，不但让吴晗百口莫辩，也让郭沫若望而生畏。郭沫若提出辞职，正好成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向中央表达困惑的契机。
当时中央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下设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据龚育之回忆：
1月29日，许（立群）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