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人在书法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狂草发展不起来，后边有几点分析。我看了都同意。狂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翻腾。可见这是一篇好文章。它的观点对不对，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它能启发你、激发你，使你不得不考虑它提出的问题。这张报纸看过以后不知塞到哪儿去了。总之，我不是故意埋没这位作者的姓名。
记得这位作者的分析，好像多是在技术性问题上着眼。我认为这恐怕不是什么读书、研讨、造诣、学养、技巧等等的问题。我们只有成群结队的年轻美貌的所谓歌星，也主要是靠扭动身体。我们却没有令人着迷的足以载入史册的作曲家。我们只有数不尽的老小诗作者，老的是七个字一句，小的是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却没有一个能写出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的诗人。一曲音乐，一首诗歌，这东西瞒不了人，做不得假。这不是力气换来的，更不是钱换来的。它是天才的产物。狂草比着音乐和诗歌还要挑剔得多，它是非大天才不可。古语说：“义武之道不坠，在人。”狂草发展不起来，也可以说，在人，在没有天才。天才是什么，很难说。但是，它不是什么，倒可以说一说。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人制造的，不是你想让它产生，你盼望它产生，它就能产生的东西。天才不是蠢材的量的积累。一万个蠢材加到一起，还是蠢材。这就像一万个俗人加到一起，还是俗人，绝对顶不了一个雅人。如果硬找句明白话，说天才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等，至少也不是神秘的。对，完全对，我并没有说它是神秘的。就说条件，简直复杂得很。历史条件，首先是文化渊源，很难说清。社会条件就更难说了，爹、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教育制度、文化生活……可以说一箩筐。但是，纵然你把它们头头是道地都列举出来，那又有什么用呢？它不是数学能求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奇数，一个异数，一个想不到的变数，一个纯粹的偶然。现在科技发达，可以克隆一只羊，甚至可以克隆一个人，却永远造不出一个天才来。
我们只要进入抽象的名词概念之中，我们的话就只能是越说越空了。让我们撇开有关天才的云雾，回到现实中来，看看我们的生存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搞过一次全国草书展，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选登了十多件作品，给每人都定了这个草那个草，给林鹏定的是狂草。提到这些只是做个话头，以便引出我的狂言而已。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狂草。别人都比我写得好，也很狂气。我的字相比之下，呆板得很，为什么单单定我为狂草。有人告诉我说，狂草：要求规矩绳墨……这以后我才认真考虑什么叫狂草。张芝号称草圣，未闻有颠狂之名。后来，张颠、米颠……这就颠狂起来了。明朝徐渭擅狂草，后来真的疯了，死于疯病。明清之际的王铎、傅山是一个草书的高峰，虽然没有人说他们疯癫，他们却是真正的狂者。
我想这个狂字，应该也是分着一些层次的。孔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是狂的第一层，最低的一层，就是比较自信，比较骄傲，自高自大，等等。第二层是“老夫聊发少年狂”，那不是真狂，“聊发”而已。这就像喝酒，没醉硬说自己醉了。这“聊发”的狂是没醉。有人写字，末了题着“某某醉笔”，其实，何尝醉过。第三层是颠狂，就像米颠那样的人。注意是人。回答皇帝问话，竟敢说某名人是画字，某人是描字。皇帝问到他，他说：“臣是刷字。”他不但狂念可掬，而且滑稽得很。他看上皇帝的砚台了，便说：“此砚经臣濡染，再不堪陛下使用了，干脆送给臣吧。”皇帝笑一笑就答应了他。这是面对皇帝呀！我不知道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什么白痴领导，讲了一段四平八稳的谈话，我就拼命给他鼓掌。我是真诚的吗？但是我常常这样。就是最知己的朋友，也没有为此批评过我。这样的社会生活，迷惘、麻木，久闻而不知其臭。回想起来，我比白痴更白痴。我还算个书法家呢，居然有人定我的草书为狂草，老天爷呀！傅山说：“李白对皇帝如对常人，才称得个狂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狂者。这是一种品质，或叫做素质、气质，随便怎么说吧。总之，这种东西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已经很少很少了。或许在老一辈人身上，如梁漱溟、马寅初、熊十力等人的身上还有一些。他们过世以后，举眼望去，着实令人失望。到第四层，就是真的疯癫了，如徐渭一样。他是真正的天才。不过到这种真的病了的程度，那是极端痛苦的。病可不是装出来的。然而，历史上真正的天才，大多数都是神经病患者。他们骄傲成性，动辄放言高论，满嘴胡说八道，不近人情。更有甚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怪癖，受人鄙视，遭人厌弃。没有人真正认识他们的价值，更没有人愿意关心他们。他们活得连狗都不如。梵高在世时，连一张画都卖不了，生生地穷死了。“眼前一杯酒，何论身后名。”梵高死后名气大得很，那简直就是对社会历史的一种讽刺。讽刺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我们不觉得罢了。如果梵高生活在我们身旁，我们会怎么看待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历史上，“穷居陋巷”的士人们，“更衣而出，隔日而食”，“犹不忘百姓之病也”（《礼记·儒行》）。肥马轻裘，珍馐美肴的官僚们，到处都是，谁想到过这些挨饿的士人？他们出门碰上这种士人，都觉得晦气，恐怕要吐一下的。人生在世，一个狂字怎生了得？了不得。傅山有点狂气。那是因为他是个道士，他谁都瞧不起，谁都敢骂。“若到时无动静，那就到红土沟（寺院）去，喝碗大锅粥吧。”晚景凄凉，一言难尽。病症不是假装出来的，狂是能假装出来的吗？你想狂，就能狂吗？平常都是说，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谁敢？“文革”前，向党交心，持续多年，谁敢交心？交了心的都倒下去了。我们只说该说的话。其实，真正该说的也不敢说。我们只能说别人让我们说的话。嘴是我们的，话是人家的。我们经常是指黑道白，颠倒是非，满嘴瞎话，不顾廉耻，良心丧尽……庄子说：“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我们的性，早就易过多次了。我们在精神上早就是残疾人，早就不正常了，甚至可以说，它从来就没有正常过。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是只怕自己真的狂了，那太可怕了。有一个神经科的主任，姓李，20世纪60年代初，我问他如何预防神经病，他说，神经病是遗传，我才放了心。有人说：“你知道你是谁吗？”认识自己太难了。我一生中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足以形容我的恐惧心理。哪个无端挨整的人，没有想到过自杀？一而再，再而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现在说这，谁信？
我刻了一枚图章：“小子狂简。”这是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正因为我年轻时候非常骄傲，栽了一个大跟头，一撸到底，当了新战士。从此以后，我再不敢骄傲了。从前我瞧不起别人，后来，随便一个人都敢于公然表示对林鹏的藐视。有了老婆、孩子以后，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俗人。我爱我的老婆、孩子。我对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我见到他们就把什么都忘了。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恐怕我早就死了。我参加过三个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我认识的许多优秀青年葬身沙场，尸骨无归。其中有一个姓田的，山西怀仁县人，1951年在朝鲜牺牲了。到1998年，他们村的人们，还不知道他是烈士。这是一个团长尚且如此。再也没有比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残酷了。许多同学、战友被整死，被打死，还有更多的是“畏罪自杀”了。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是想说明什么？我是想说，我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大俗人。我能不变成俗人吗？谁都能领导我，我对谁都是唯唯诺诺。我晚上研读古代经典和世界名著，白天一上班，我就把学到的都放下了，完全是两张皮。这种两张皮的日子过了三十年。“文革”开始，我被抄家揪斗。我对一个亲戚说：“万一我有不测，请你照顾我的孩子。”他真不错，满口应承。他说：“那是自然，孩子没有罪。”这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就想，我有罪吗？我的罪是什么？想来想去，夜不能寐，大概我的罪就是参加了革命吧？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狂者进取……敢问如何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何以谓之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行不掩言，就是言过其实。嘐音哮，赵岐注曰：“嘐嘐，志大言大者也。”一句话没说好就抓进监狱，动辄劳改十年二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个狂妄自大，言过其实，眼高手低，大言不惭的嘐嘐然者，也找不到了。就是狂者，也不可得了，他们早就绝迹了。孔子曰：“乡愿者，德之贼也。”孟子说，乡愿是“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现在就连这种表面廉洁的乡愿，也找不到了。台湾的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老实说，全部政治都已外国化了。”（《中国史学名著》第150页）要说惨不忍睹，不会过分吧。马克思反复讲，社会生活条件和生活过程。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过程，能造就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最佩服马世晓和张鑫。马世晓大学毕业以后十年之间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工作。张鑫上大学时被抓了个反革命，下放湘西的深山里监督劳动达十五年之久。他们怎么能熬过来。相比之下，我比他们的情况好多了。我始终都有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所以，他们比我觉悟高，成就大。张鑫兄善草书，尤其马世晓兄，他是当今的草书大家。他才是真正的狂草。草书是书法中最难的。这也不是我说的，这话古来就有。“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要我说，狂草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这样说，也许有人不同意，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一定同意。
从前，领导曾批评我不听话。后来我极力学着听话，什么狗屁不通的话，我都得听。到我进入老年，回想过去，天哪！我未免太听话了吧。就说装洋蒜吧，硬装了四十多年哪！习惯成自然。恐怕它早已成了我当初绝没有想到的“自然”了。堂堂的林鹏，曾经是毛房的砖头，又臭又硬。但是，到老来，不堪回首。一切棱角都磨掉以后，我还是我吗？我内心尽量地将就俗人，只怕写出来的字他们不认识。忽然来个电话：“你的字谁也不认识呵，这有一堆人，谁也念不下来……”我怎么办？我想骂他们，我敢吗？动不动你就受到一个深入骨髓的讽刺：“您这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呀！”等等。言外之意，你完了。好在他们还没有对我明确表示厌弃。这大概是我的俗，救了我吧。我有时候就想发个狠，放开手脚。聂成文说，放开写。这话很对。怎么放开呢？不是讲规矩绳墨吗？裹了几十年的一双脚，真要放开，不是更难看吗？从前有过一件漫画作品，把人放在蛋壳里，后来把蛋壳打碎了，人却变成了圆形的。我们，早就是残疾人了。在精神上，没人能外。
我们的生活过程是这样的，怎么能写出真正的狂草？这不在什么功力之类。“义武之道未坠，在人。”这样的人在哪里？“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假若天才真的生出来了，有人爱护他们吗？不会厌弃他们吗？山岩石缝里长着一棵虬盘老松，好看极了！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它是怎么活下来的？恐怕是樵夫够不着它吧。当今社会，有权势的大斧够不着的地方吗？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谷梁传》曰：“十室之邑，可以逃罪；百室之邑，可以隐死。”总得有生存的空间，躲藏的地方，苟延残喘的余地……有吗？倚老卖老，敢说一半句凉话，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敢吗？我要养家糊口，我怕开除、怕下放、怕劳改……没有我不怕的。我没有见过皇帝。假若不幸我真的见了皇帝，我恐怕会尿了裤子吧。我怎么能做一个狂者？不是狂者，怎么能写出狂草？这道理很深吗？恐怕是很浅吧。正因为它太浅了，反而叫人说不清了。
如果再往下说，当然还有话，不过，狂言不宜过长。尧狂言，贤者择焉。我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叹气，莫名其妙地落泪……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大概是老年人的毛病吧。老年人的眼泪不值钱……我是保定人。保定解放五十周年，请我写一条字，最好是自作诗，我居然编出四句顺口溜：“万里长城万里情，万里征战一时雄。挨到暮年寻故地，泪不争气眼蒙[]。”人是很争气的了，只是眼泪不争气啊。狂言一则，读者指正。
2002年1月12日于蒙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