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道青红》中，最能代表晋商品格的人不是康家后人，而是戴夫人。她是作者在对晋商的尊敬中饱含赞美之意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戴夫人出身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通诗文，熟典籍，有学问，能算账，会武术，还喜欢亲自操厨艺、茶艺、花艺，尤对品茶更有深悟，并且容貌出众，待人和蔼，行止有度，为人低调，不骄不躁，可谓文武齐全、德艺双馨、品行俱佳。然而这还不能说明她的才干和品格。在恰克图闭市，丈夫滞留俄罗斯的危难时刻，戴夫人被康家众掌柜推举为康家及其生意的掌门人。她虽然是一介女流，却毫无畏惧，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一上任，便决定坚持往恰克图转运红茶，等待开市之后求得更大的发展。同时，调动人力，开辟内蒙古偏远地区的青茶市场，又支持儿子康仝霖开发湖北新茶山，经过严格的工序制作出品质出众的新红茶，大大节约了成本。为解决康家主人不能主事的问题，她从长远出发，接受娘家经验，在康仝霖和众掌柜的支持下，力主将康家的生意改为伙东制，使其商业经营模式更加完善，也引发了晋商改制的先潮。她虽然待人宽厚，但并不等于没有原则。在一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原则上，她即有坚守，又能通变，拿捏适当，处置恰如其分。特别是在蒙受兄嫂的诬陷后，削发明志，在不言不语中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显现出不折不弯的刚烈品性。她掌领康家生意，以女子之身亲走茶道，感动了众伙友，提振了人们对康家以及茶叶生意的信心。在千难万险的巡茶旅途中，她没有感到艰辛，而是为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一大愿望而诗意勃发。在太行山中，登上壁立千仞的绝顶，她慷慨吟诵辛稼轩的名作《沁园春》：“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一派豪情。在春潮初涨，冰河刚开的滔滔黄河中，她又吟咏辛词《声声慢》：“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是神州……”本来艰辛的旅途已成为饱赏大好河山的人生体验。在戴夫人的身上，集中了起码是晋商，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品质。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了我们的前人——晋商所具有的品性与情怀，并深深地敬仰之。
《茶道青红》是一部具备了哲理意味的小说。一方面，作者爬罗剔块，考证史实，给我们介绍了晋商的种种行状，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就使小说具有了一种逼人的真实。当然，它并没有局限在对史实的简单交代上，而是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之上，通过对晋商人事的叙述升华出做人做事的哲理。它是虚构的，但绝不是凭空靠个人的想象进行杜撰，而是依据自己对晋商及其时代的深刻认知进行的艺术创造。同时，它是小说，有故事，由于作者会抖包袱，使这故事充满了悬念，激发了读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阅读欲望；有人物，人人个性鲜明，绝不雷同；有情调，在有时由于考证而显得枯燥的文字中，会出现许多的空灵之态。他不急于交代情节，那样的话就成了关于晋商的故事。它是小说，是讲究品味和格调的文学，因而，作者常有闲来之笔，使自己的叙述荡出情节之外，进行点染铺陈，自然就有了浓郁的文化内涵和令人品评回味的东西。总之，这部小说是一部超越了对晋商人事叙述的具有人生哲理和社会文化意义的优秀之作。
2009年6月
女性精神世界的深刻再现
——读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
李骏虎的长篇小说新作《母系氏家》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好评。之前，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已在有关的文学杂志刊发，引起了关注。普遍的反映是，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一些论者甚至说是“一口气”读完的。这些评价应该说还是非常中肯的。首先是小说的语言，读之似行云流水，简洁明快，没有过多繁复的描写。其次是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致而准确。再次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生动，可以说个性非常鲜明，是活脱脱地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一个”。当然，这种“好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描写了一群“女性”的个人命运和她们的精神追求。但是，万不可以为这是一部好看的“通俗小说”。这样的话，就大大贬损了小说的价值。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作品，是一部透露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价值追求的小说。
仅仅从书名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为了用“女性”这样的具备“通俗”色彩的要素来吸引读者，而是包含了作者的深意的。正如小说的《楔》中所言：“人一往年纪上走，都有些中性化了，女人腰身变粗，男人嗓音变细。但也有大的方向，就是女人还像女人，男人也开始像了女人，当爷和爹的越来越婆婆妈妈，当家的就更加应该是祖母或者母亲或者儿媳妇了。至此，没了姓氏，没了先人，没了时光，没了男人，只有些还可说说的女人的传奇，欲说还休。”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把女性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重要性不在于女性是社会构成中相对于男性的“另一半”，而是作者认为，女性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人类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的核心。在母系社会终结后，男性虽然走上前台，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但是，人类的精神内核仍然保持在女性之中。男性是行动者和实施者，而女性，则是行动与实施的精神寄托。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尺度，并不是以男性的自由程度为准的，而是以女性的解放程度为标志的。即使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女性已经取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女性实际上仍处于挣脱各种束缚与羁绊，平等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的阶段。也就是说，今天的女性，从总体来看，仍然在为自己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与权利而努力。虽然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对女性的束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是，从社会结构和价值选择的层面来看，女性的解放仍然是一个艰难与漫长的过程。女性，比一般的男性除了要承受君权、父权、神权的制约外，还要承受夫权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成为一定地区人群或民族的心理积淀之后，其最终的改变要看女性的选择。这是因为，这种深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价值标准，其变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男性因为其相对于女性的社会优势，可以更多地与其他文化形态接触。而出于改变生活的实际利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进行实用性的价值选择。相对来说，女性比男性接触外在文化形态的机会与可能性要少，同时，女性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处于最内在的层面，也就是说，处于与社会生活联系较薄弱的层面，因而，其接受另一种文化就要比男性更加漫长。一种价值观一旦生成，其最后的改变要看女性是否改变了。比如，男女授受不亲，其最后的改变要看女性是否也放弃了这种选择。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最深刻的了解是要看女性的行为与价值选择。如此看来，我们就可能明白李骏虎之所以为自己的新作命名为“母系氏家”的原因。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揭示才能触摸到我们民族内心最深刻、最隐秘的世界。
简单地说，《母系氏家》描写了两代三位女性。分别是母亲“兰英”、儿媳“红芳”与女儿“秀娟”。同时，小说又分别以她们三个人为主分为三卷。这三卷各自独立，但是在情节上又一以贯之，构成一个整体。说各自独立，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的叙述都回到时间的原点，从头说起，只是在情节的选择中更侧重于某一个人。在对某一人物故事的交代中，自然也同时叙说了其他人的故事。因此，这种所谓的独立，只是一种相对的独立。说一以贯之，是说整部小说的时间进程是一致的，没有因为叙述主角的改变而使故事情节的时间断裂、重复，或者超前延伸。它随着故事情节的自然进程延续下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情节线。这种统一之下的独立，或者说把人物的独立与情节的统一融为一体的结构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的还不是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创新，而是说，作者之所以把人物与情节置于这样的结构中是有自己在内容与思想上的考虑的。我以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时间的连贯性寓意了一种时间的恒久性。也就是说，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女性，不论是谁，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因此，当作者为我们揭示了某一女性的精神世界时，实际上就代表了在某种恒定的文化形态下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二是以某一人物为主结构了独立的篇幅，只是要在更加丰富的人物场景中来展示女性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不论在不同的章节中描写的是什么样的女性，她们都从自己的人生中印证了相应的价值选择。这就使小说的深度大大加强。总起来说，就是这样的结构可以比较生动地表现不同的女性精神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致性。
小说中的三位女性性格各异，个性鲜明，但也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她们自身人生的缺憾中。婆婆兰英，年轻时是方圆多少村子里挑不出第二个好模样的闺女，可是命运弄人，偏偏嫁给了比土疙瘩多口气的矮子七星。在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后，兰英认定，嫁了个武大郎，是命，不能改变。但是老了以后还得靠儿孙撑脸面。只要把生什么样的娃娃、生什么人的种把握在自己手里，就把握了后半生，就不愁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不愁翻不过身来的那一天。因此，兰英背着人与乡秘书生了女儿秀娟，与土匪长盛生了儿子福元。这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兰英的这种“出墙”，不是为了生理意义上的“性”，也不是为了情感意义上的“爱”，更不是婚姻不如意时的破罐破摔，而是为了更好地传宗接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不能与“武大郎”生一窝蛤蟆老鼠，这辈子惹人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兰英的一生，都与她这种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生什么样的后代，与女人的地位、荣誉、命运是一致的。她是这样对自己的，也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女的。福元的媳妇红芳，泼辣、大方、吃苦，爱干活，少心计，但让兰英不满意的就是一直没有与儿子福元生下孩子。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因为不生育，红芳在兰英眼里就没地位，她对红芳的态度也特别恶劣。在知道了红芳不生育的原因是儿子有病后，兰英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自从福元查出问题，她就替儿子在红芳面前矮了一截”，而红芳在家里逐渐也有了当家的意思。有时红芳“脸色不好看”，兰英还要送上个笑脸，甚至想与红芳交交心，说说自己的过去，启发启发她。但最终碍于婆媳关系，说不出口，只好怪红芳“傻”“不开窍”。因为，“抱上孙子才是真本事”啊！红芳人生的缺憾不在自己，而在自己的丈夫。她在家中的地位不是由她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能否生儿子决定的。尽管就红芳而言，能否生育自己并没有主导权，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也因此而感到苦恼。女儿秀娟是村里最具有爱心的人，她爱干活，能容人，乐于助人。虽然并不多言，但内心透亮，明白大是大非。但是，秀娟又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因幼时撞见了自己母亲与土匪长盛的交往，从此一块心结一辈子也解不开。她有过短暂的朦胧的爱情，却因了一件意外的事使这美好的爱终结。情感上的波折使她对婚姻失去了信心。而这使她成为南无村的一个怪人，一个老姑娘。自己的母亲也心生怨恨，常口出恶言，认为秀娟不嫁人就是让自己活着不如死了。而其中潜在的内容是，秀娟不嫁人就不能生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尽管不论从长相、人品各个方面来看，秀娟都是很优秀的。但是，秀娟还没有跳出“生育”的限制，在精神上仍然要遭受不生育的痛苦。总之，在这三位女性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她们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方面的遗憾，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她们的人生历程、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