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客观造化的奇迹；而其存在的“意义”则是主观的人为赋予。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在“永劫回归”的世界里，人们才能感受到责任的重荷——因为历史将不断重演，我们必须慎而又慎地选择。然而“永劫回归”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一次性的消费品，转瞬即逝的人生亦然。“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在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中只能作一种选择，就意味着这种选择毫无道理可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无从衡量。由此看来，凡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而又固执的“意义”圈定，都不外是某种独断论式的臆语罢了。
如果说，生命意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客观的衡量标准，那只是因为“意义”是在主体的自我选择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它的存在无非是“意义”的感受者内在体验到的一种强烈程度不同的自我确认而已；而“意义”本身也无法凭借外在的客体因素提供的所谓“重要性”而得以“自明”。问题在于，作为昙花一现的生命，一个人是否值得为实现他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所谓单一的“意义”而竭力做片面的发展？是否值得仅仅为获得体验的某种深度而牺牲掉生命如同彩虹般徐徐展开本应享有的体验广度？意义果真是那么重要吗？加缪所说的，“生活若没有意义，则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正是基于对仅此一次的荒谬的生命深刻的悲剧性洞察。为了鼓舞人义无反顾地生活下去，他在谈到那种与醉心于质量的“圣人的伦理学”背道而驰的“数量的伦理学”时，曾留下过一句发人深省的格言：“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无独有偶，印度哲人奥修也主张，“要让生命以其所有的形式、色彩、度量来支配你。它是整个的彩虹，是所有的音符”。他说：“当你对生命有了某种态度，你将错过生命本身。生命是广袤无垠的，无法被任何态度所容纳，用某一个定义来界定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头脑的倾向往往将一个方面看成全部，当某一方面被看做全部时，你便失去了与生命的联系。”“最好不要给生命贴上标签，最好不要给它一个框架，最好让它没有结论，最好不要去规范它，不要去标定它，那样你便会获得更多美丽的经验，更宇宙性的体验。”奥修还提醒那些只关心在自我圈定的小块自留地里体验生命“意义”的人注意：“我们的感官不仅仅是门户，它们同样也是卫兵。只有百分之二的信息被允许进入，百分之九十八的信息被拒之门外，任何与你的人生观相抵触的东西都遭拒绝，而只有百分之二的信息渗入内心。”在他看来，只过百分之二的生活根本不算是在生活。他用一种震撼人心的语言向“那些愿意去死、而再生为甚至他们目前还无法想象的新存在的人”发问：“当一个人能过百分之一百的生活时，为什么要决定过百分之二的生活呢？”
西方科学家对动物所做的智力实验已经证明了，连黑猩猩这样聪明的灵长类通常都只能按一种功能来感受事物。那么作为人，就更应该有意识地防止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的关系简化甚至退化为一种单调贫乏的关系，从而对周围的世界抱有一种充分开放的、人性的回应态度——我想，这对文化人在写作内容和体裁方面的选择也同样适用。
1994年11月
哲学家皇帝的人生独白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读札
乍一看，这个题目纯属荒谬绝伦：哲学家的身份与皇帝的位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呢？
也难怪有人会疑惑。因为平心而论，哲学要求一种能冷静地置身其外、对万事万物乃至自我都要保持距离的审视的批判态度和理性的自省精神，皇位则要求人全身心地投入，而皇位的占有者就应该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抱充分自我肯定、绝对自以为是的态度；如果他不想被人杀掉或赶下台的话，他尤其不能对他周围现存的一切和他自己持一种怀疑的、甚至悲天悯人的态度，而要以绝对妄自尊大的自我中心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说，哲学家与皇帝是格格不入的，这两种人格的组合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了。至少，在中国，这种怪事还未曾发生过。《中国权智》一书的作者就正确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有人也许会插嘴说，太绝对了吧？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南唐李后主李煜不就是文人加皇帝的典型吗？可李煜文人品格的真正回归及其为后代词人开辟的新意境是在他做了宋囚之后，那时他的身份已不是皇帝了，所以不能算数，勉强说也只好算是滥竽充数。可见，“天朝大国，物产丰盈”也是有限度的。一个吟味悲哀的文人与皇帝尚且不能并存，遑论要道出人生真相的严肃的哲学家了。
但在西方文明史上，却还真有一位在哲学方面造诣极深、并留下一部彪炳史册的奇书的皇帝，以至于其皇帝身份倒像是业余兼职的了。这位著名哲学家就是信奉斯多亚派哲学的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
奥勒留自公元161年继承帝位，在位时间近二十年。那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洪水、地震、瘟疫、长期的战争和军事叛乱，使罗马人口锐减，贫困加深，经济日益衰落。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十年，他很少待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的。就是在这种鞍马劳顿中，奥勒留写下了《沉思录》，一部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
那是一个疲惫的时代，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也失去了任何希望的时代。古罗马帝国的元气正在销蚀。人们只知道奇迹不会出现而一切都已无可救药。没有任何人能力挽狂澜。奥勒留就是再有雄心和精力，也无法阻挡古罗马帝国的颓势。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是这样评价奥勒留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奴隶制的罪恶造成了极大的苦难，“经济制度也非常之坏；意大利已经日渐荒芜了，罗马居民要依赖着免费配给的外省粮食。一切主动权都集中在皇帝及其大臣的手中；在整个辽阔的帝国领域上，除了偶尔有叛变的将领之外，没有一个人在屈服以外还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人们都只能向过去去寻找最美好的时代了，他们觉得未来最好也不过是厌倦，而最坏则不免是恐怖。”由于对未来已不抱希望，所以人们活着除了为忍受而忍受外竟毫无办法。罗素写道：“在一个有希望的时代里，目前的大罪恶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想着罪恶是会过去的；但是在一个疲惫的时代里，就连真正的美好也都丧失掉它们的滋味了。”因此贯穿在奥勒留这部《沉思录》中最为明显的，是一种隐忍而无奈的恬淡和达观，以及对人在时间的流动中展开着的悲剧命运充满忧郁的深刻洞察。
正因为奥勒留对万事万物的短暂性和生命的转瞬即逝有一种悲哀的感受和穿透性的理解，所以他对荣誉、权力和享乐一类东西都看得很淡。他感慨说：“所有事物消失得多么快呀！在宇宙中是物体本身的消失，而在时间中是对它们的记忆的消失。这就是所有可感觉事物的性质，特别是那些伴有快乐的诱惑或骇人的痛苦的事物，或者是那些远播国外的虚浮名声的性质。它们是多么的无价值、可蔑视、肮脏、腐烂和易朽啊！”
在他看来，“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声名也迅速落入忘川。”他就好像西蒙娜·德·波伏瓦笔下的那个寿命无限的神话人物福斯卡一样，以一种非凡的视觉看见了所有存在过和将要存在、也势必会很快消失的事物，觉察到“从生到死的短暂以及在生之前和死之后的时间的无限深渊”，用一种不失人的尊严的高贵而平静的口吻提醒自己：“大地不久就要掩埋我们所有的人，然后这大地也会变化，从变化中产生的事物将继续永远变化，如此循环往复不已。因为如果一个人思考像那波浪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变化和变形，思考这种变化的迅速性，他将看不起这一切会衰朽的东西。”
他以一种足以跨越永恒时间之流的宇宙之神的气度来看待尘世的一切，用凝练的警句来表达生活中为常人所高度重视的名声一类东西的无谓：“有多少人在享受赫赫威名之后被人遗忘了，又有多少人在称颂别人的威名之后亦与世长辞。”“你忘记所有东西的时刻已经临近，你被所有人忘记的时刻也已经临近。”“再过一会儿，你就将合上你的眼，那为你上坟的人不久也要被人哀悼。”“时间要多么迅速地覆盖一切，而且它已经覆盖了多少东西啊！”作为地球上一个小角落里的居民，切记“不要像仿佛你将活一千年那样行动”，而要像“一个有死者一样去看待事物”。因为就算是“最长久的死后名声也是短暂的，甚至这名声也只是被可怜的一代代后人所持续，这些人也将快死去”。就像日常生活中语言的改变一样，“先前熟悉的词现在被废弃了，同样，那些过去名声赫赫的人的名字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忘却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变成仅仅一种传说，完全的忘记亦不久就要覆盖它们。我说的这些也适用于那些以各种奇异的方式引人注目的人，至于其余的人，一旦他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他们就死去了，没有人说起他们。总而言之，甚至一种永恒的纪念又是什么呢？只是一个虚无”。
奥勒留依靠一种恢弘的宇宙意识所赋予的力量来统驭他心理的平衡，以获得超越世俗烦恼的内心宁静：“环视星球的运动，仿佛你是和它们一起运行，不断地考虑元素的嬗递变化，因为这种思想将濯去尘世生命的污秽。”“注意你要对自己保证这一现在的时刻，因为那些宁愿追求死后名声的人没有想到：后来的人们将跟那些现在他们不记得了的人一样，两者都是有死的。那么以后这些人对你是否说这种或那种话，对你有这种或那种意见，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十分烦恼或悲伤时，想一下人的生命只是一瞬，我们都很快就要死去。”
一个人一旦具有了这种胸襟博大、高瞻远瞩的意识，心理视野就开阔多了，尘世的琐屑烦恼肯定也不至于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从《沉思录》的字里行间，我们根本找不到奥勒留对其皇帝身份的所谓认同感。因为作为哲学家，他在这部旷世奇书里，始终是以“人”的身份来思考人生，并对一己的生活和人类的生活始终保持了一种间离的心态和谦逊而又极其冷峻超拔的静观。这对一个身居皇位的人来说是极为难得的。罗素认为，奥勒留的“这部书表明了他感到自己的公共职责的负担沉重，并且还为一种极大的厌倦所苦恼着”，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判断。作为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位哲学家皇帝，身处乱世和颓势中又同时兼有双重身份的奥勒留，不能不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生活。尽管他总也摆脱不了想引退去一个宁静的乡村度过余生的愿望，但他直到死这一愿望也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