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里，陈德这个人，完全可以称之为“时代英雄”或弄潮儿。既然上帝已死，那么就没有什么行径是不被允许的。陈德早在部队时就深谙官场升迁之道，知道弄虚作假、做足表面文章对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性。他当年在营规模的攻防对抗演习中施展的小聪明只是遇到了刚正不阿的A集团军军长刘大炮，才换来了警告处分。若碰上了别的上司，这种邪门人才也许就会受到表扬，因为，来观看演习的不明底细的军区首长已被舞台表演式的军演折服了，这“给A军在大军区和各集团军首长那里为刘大炮挣足了面子，获得了全军区的优胜红旗”。陈德在军队中谋发展的进程受挫，似乎具有偶然性。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特别注意到主人公张勇与战友张剑念原来曾经战友一场的情分，一同去看守所看望已被关押起来的陈德的一段描写。此时后者已失去自由，但十分自信，竟放言用不了几年就能出来，并不无得意地把自己打算如何投监狱领导所好、把“那里尽快建成全国一流的模范监狱”以图东山再起的设想和盘托出。面对此种心态，张勇和张剑都觉得无言以对，“他们知道，他们回答不了陈德的问题”。当张勇困惑不解于陈德对自己的加害时，陈德又直陈他对利益高于友情的理解，倒像是张勇、张剑尚未经历过思想的开蒙似的。所以当陈德在看守所里与二张告别时，“陈德满怀信心地说：‘再见！’张勇和张剑只是挥了挥手，既没有说再见，也没有说不见，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是说，当他们携手将过去曾经生死与共的这位战友送进牢房后，竟发现这种结局极有可能是另一场人间喜剧的开始。这是《中国战友》不落俗套之处。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吉列斯比在《欧洲小说的演化》一书中写道：“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出现了一类反映伟大的探险和殖民化时代的作品。……莫尔于1516年让他笔下的现代探索者拉菲尔从阿美利哥·维斯普奇在150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中到达的那个遥远地点出发，最后发现了乌托邦岛国。1627年，培根仍可使他《新大西洋岛》中的本萨勒姆社会带上一种新世界新开端的魅力。然而到了17世纪末，殖民地对航海民族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因而描写理想岛国的文学主题受到了破坏，这一点往往反映出理性主义者对于被夸大了的人类美好前景所抱的怀疑态度。尤其在英国，而后在英美传统中，乌托邦式的幻梦成了道德和政治讽刺的素材。”引用这段看来与评论主题似乎无关的文字是想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反腐小说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先曾让人激动过的理想主题也受到了破坏，带有了某种荒谬感。而《中国战友》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反腐正面人物的歌颂就未尝不具有微妙的反讽意味了。
二
人的外在行为只涉及表象。文学的世界，更关注的是人的心灵。卡西尔说：“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因此，数学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说、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工具。……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在人欲横流、充满各种利益诱惑的今天，一尘不染的正面人物形象是很难树立起来的，因为人都在现实中生活，其内心不可能没有矛盾。对人的内心世界能触及到何种程度，对作家构成了一种挑战，也是决定人物形象是否丰满的重要因素。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小说是不是在刻意讲述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如何书写人物的情感波澜，特别是在面对钱财、美色时所承受的诱惑和经历的内心冲突、挣扎。前者为道德所关心，后者才是艺术的天地。在《中国战友》中，能看到正面人物自身的道德操守在他们的行为中所起的支配作用，却很少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们在各种巨大的诱惑前面临的真实考验。这是我在阅读中感到不满足的地方。
《中国战友》中，战友之情自然是重点被书写的。作为男性战友，张勇、张剑、陈德和刘洪力之间在军旅生涯中建立的感情，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但战友之情中的男女之情，才是小说情感描写的亮点。也正是战友之情中的男女之情，使得这种感情变得格外纠结缠绕。如省卫生厅副厅长兼省人民医院院长王茹平，省委组织部处长刘丽花两位女性，因为对张勇的爱慕而心存芥蒂，她们之间的关系小说写得富有张力，其心理刻画也较丰满，读后让人有了回味的余地。只是我个人感觉，王茹平对张勇的一往情深，过于纯情化和少女化了。这种爱，仍属于青春期的感情，是与其年龄、身份和阅历不相吻合的。
小说进入第十章后，情节开始紧张，如省人民医院急诊科里突然来了三个呈明显中毒症状的年轻人，随同而来的两个黑衣人却开始无端寻衅。按说，这些场面的描写，需要将对手的智力放在至少同级别的平台给予不瘟不火的处理较为适当，作者却采用了通俗文学的一般写法，让对手公然跳出来表演，使隐蔽复杂的斗争简单化、戏剧化和表面化了。小说后半部分，如王茹平跟踪女魔头“大姐”的过程，巧合过多，阅读上有失真之感。“大姐”奉陈德指使完成刺杀任务，在开枪击中了王茹平后脱身，陈德又在人防工事中将“大姐”灭口这一系列情节设置，则多少落入了一般侦探小说的窠臼。
在我看来，像陈德与“大姐”这类人物，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处于各种极端的心理振荡之中，是最有可能获得文学生命力的，但前提是其蜕变过程须得到充分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展示。我觉得陈德堕落的演变发展过程如能再加些铺垫，会是一个极富有教益的复杂人物形象，而小说中，这个形象显得单薄了一些。同样，“大姐”只呈现现在的样子而缺乏何以至此的交代，其形象就显得没血没肉，十分模糊，更像是作者笔下的一个道具和影子了。
2010年4月
深切的体察与理解
——评李锐短篇系列小说《厚土》的艺术追求
面对李锐的短篇系列小说《厚土》，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困难。我还是力图忠实于自己从阅读得到的真实感受，于是终于有些狼狈地发现，用一套概念体系来把握或转述《厚土》的内涵实在是一件徒劳的蠢事。因为它不仅仅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性认识，还包含着对生活本身诸多的微妙感受，更包含着对农民处境、农民命运的深切的体察和理解。作为一个包括了多种含义的综合体，《厚土》的内涵已经融化在一种只有经阅读才能体验到的沉重的、又是极难分析的整体印象之中了。每当理性试图抛开小说而用清晰的概念对它进行整理时，总不免为这种努力的格外吃力和捉襟见肘的片面性而烦恼。
幸好，我们并非只有一条独木桥可走。面对概念把握不了、至少是把握不全的《厚土》，评论大可不必越俎代庖，还是把它蕴涵的复杂情感留给作为审美活动的阅读过程去继续品味和沉思吧。我只想从李锐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所经历的变化入手，来探讨一下李锐在《厚土》中的艺术追求，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逼近《厚土》的内涵。
一
作为一个作家，李锐对表现当代的农村生活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兴趣。由于曾有过多年在贫瘠的吕梁山区插队的经历，因此李锐在走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出于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他更多地从一种良好的愿望出发，侧重于叙写山区农民对新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以及他们掌握自身命运的自豪。除个别作品写出了农民对新生活混沌懵懂的向往和追求很快就为依然如故、平静得如同沉睡般乏味的旧生活所平复的那种浅淡的悲哀外，从《霉霉的儿子》《指望》《丢失的长命锁》等多数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来看，尽管农民对新生活的渴望、追求和自豪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自身的历史烙印，仍是一个被反复吟唱的主题。在李锐笔下，农民对新生活的带有种种局限性的向往和追求，大多具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乡土风情的色彩；作者个人主观的意趣表现和行文的清新俊逸也给人以某种超脱农村现实土壤之上的愉人的幽默感。而农民困苦的现实生存处境在他的视野中还只是一个虚淡的远景。这就使李锐这些小说流露出一种文学青年常有的天真和诗情，尽管内中不乏对农民一般的表面心态特征惟妙惟肖的描摹，却还谈不上多少思想和艺术的深度。
随着文化“寻根热”的兴起，许多作家开始领悟到反思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因为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成为他所创造的文化的产物。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人与人的不同，进而一个民族和他民族的不同，在主张“寻根”的作家看来，关键并不在于生理上和人种上的种种区别，而在于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染。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与外界封闭传统的国度来说，特定民族文化传统对人的制约作用当然就更其明显了。即使在今天变迁很快的改革年代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变化乃至重构就整体而言，也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适应过程，有时甚至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反复性有深透的认识。于是，能否用受特定文化浸染的形式写出特定文化的浸染，被上升到一种有否民族文化意识的高度，出现了一批反思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作品。
在这股重新思考和评价民族文化的文学思潮中，李锐的艺术追求也在致力于达到一个新的深度。他的《晨雾——野岭三章》就是力图超越自己以往对农民表层心态的描述，进而从一个侧面去触及民族文化心理底蕴的一次尝试。
和以前那些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同，李锐对农民改变自身命运、追求新的生活理想所持有的热情信念已经开始为农民所处的文化困境的艺术思考所取代。在这个性爱悲剧的故事里，李锐不仅写了婆婆、儿媳和孙女一家三代女性对包办婚姻的反抗，而且写出了这种反抗有始无终、代代重演的不幸结局。为了追求真正的性爱，三代女性都曾不甘于服从旧的婚姻秩序，“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惊天巨澜”，但是传统的习惯早已养成了她们善良、软弱和服从的性格，而环境——我这样猜想——又不能赋予她们打破旧秩序、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和力量，尽管三代人的反抗方式各有不同，最终等待她们的却还是同样的命运。这里，文化的困境似乎表现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那发生在儿媳身上的“闹明房”的野蛮风俗对人心性的摧折，其实远不如稳定而有效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人反抗行为潜移默化的销蚀力和心理约束力更具有悲剧的色彩。我们从曾反抗过旧婚姻秩序、到终于成为这一秩序之维护者的婆婆身上，从隐忍着巨大的痛苦而终至于平复、“变成了铁山家的”的儿媳身上，甚至从私奔半途忽而失却了勇气折回火坑的那个孙女身上，都能看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染力在人心理上留下的斑斑印迹。
不难看出，为了便于表现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积淀的抽象思考，李锐在这篇小说里有意滤掉了社会历史方面的背景，而选择了远离当代生活、缺少变迁的荒僻野岭。在李锐笔下，农民的现实处境已经为表现方便的需要抽象化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困境。小说的批判意识无疑是冷峻的。但它的实质并不是对待传统的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一种“你别无选择”的文化决定论（反作用）。文化的困境之于农民，正像《晨雾》第三部分中那对暗夜私奔的年轻人“东奔西突，越走越慌乱，越走越绝望”、“怎么也走不出”去的那片神秘可怖的桦树林。这种自然环境的写意性渲染，是李锐对农家三代女性被封闭在同一怪圈似的文化困境内的一个转喻性的表现。
但是，由于《晨雾》略去难以摆脱的传统文化心理赖以存在的种种社会历史因素，单表它梦魇一般的魔力，这种农民面临的文化困境在决定他们命运方面就似乎给人以孤立地起决定作用的印象。其实，农民身上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并非生理遗传，而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处境造成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出的那样，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特别是社会经济状态，在决定人的意识方面起着决定的作用。事实上，经济的落后、生活的贫困和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应该是使传统习惯具有巨大影响的基本条件。可惜在《晨雾》中，这些基本条件被删除得过于干净。只把传统文化心理作孤立的、静态的、脱离社会基础的审视和表现，就不免有所偏颇了。这还是一种唯文化意识观照中的“农民处境”，而要达到对农民处境的真正理解，李锐还需拿出更成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