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是孙犁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从小说的整个艺术构思与话语组织来看，它又是一篇完全被诗意化了战争小说。它以战争为总体背景，写一次激烈的伏击战，但作者有意淡化战争的气氛，回避了通常那种硝烟弥漫的惨烈景象，甚至把双方激战和对抗过程也全然省略，三言两语之间如同神话一般便结束了战斗，夺取了胜利。读《荷花淀》时，人们似乎得不到什么战争体验，感受到的分明是一派诗意。不过，孙犁面对战争并非对丑视而不见，或者漠视、忽视它，而是无意去开掘它。他不愿忍受“邪恶”带来的情感压力，更不愿让其干扰他一往情深地专注于人物身心的善良和美好。所以，孙犁小说给我们展现更多的是那些散发着浓郁水乡气息的日常生活之态，如夫妻之间的私语、离合、思念乃至误会、龃龉，乡亲邻里的和谐。《荷花淀》不仅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而且还刻画了在美丽的白洋淀生活着的具有真善美品质的人物形象。比如，水生告诉妻子自己“第一个举手报了名”时，妻子没有热情鼓励，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嗔怪地说了一句“你总是很积极的”，非常真实细腻，于生活细微处折射出生活的本真之美。水生的女人勇敢、要强、乐观，同时又有着对丈夫坚贞深沉的爱情，可以说她把“传统妇女的美德与新时代解放妇女的新特征完美地融为一体”。但这一点不免带来相应的缺憾：“很难看到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束缚压迫的严重性，以及摆脱这种束缚和压迫的艰苦性。”
孙犁用散文诗的语言来写小说，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味。《荷花淀》中写劳动场面、战斗场景时，语言完全是诗化了的；写人物心理时，并非采用一般小说的叙事方式来表现，而是通过散文诗的绘画的笔法来描绘。文中并没怎么细致描述女人劳动，却一下子就变成了“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把劳动的场面诗化、美化了。战争场景也是极尽诗化语言，如女人们摇船进荷花淀的描写：“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像铜墙铁壁”“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起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对荷叶荷花的描写不但形象逼真，而且寄托着作者强烈的感情。
在解放区，还有一批影响较大的小说，如柳青的《种谷记》描写了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在实行减租减息斗争的基础上组织互助变工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情景。作品以集体种谷为主线，展现了各个阶级人物对待集体事业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分别代表两条道路的贫雇农和富裕中农的人物形象，有些是写得很出色的。特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农村的新人物，显示了比较熟练的艺术技巧。
欧阳山的《高干大》描写的是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村庄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忠于职守、忘我工作、扎根于群众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农村干部高生亮的形象，揭露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歌颂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具有较高的思想认识价值。
邵子南的《地雷阵》以李勇这一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广泛地写了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作品在叙述、描写方面，明显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特别是作品中插入不少快板和落子式的韵白，更适合群众的爱好，因而在当时广为流传，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反映了晋绥地区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小说描述了康家寨的农民由于党的领导、教育而坚决、勇敢地打击侵略者，刻画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武工队员武得民，机智勇敢的民兵中队长雷石柱，写得较为生动。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形象地说明了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以及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袁静和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是继《吕梁英雄传》之后又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显得更为成熟。小说以冀中白洋淀为背景，以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的成长为线索，表现了冀中人民抗战八年的斗争和敌我力量的消长，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人民的坚毅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牛大水、杨小梅和黑老蔡等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表现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过程。
三、诗歌与戏剧创作
解放区的诗歌，数民歌体叙事诗成就高、影响大。《讲话》发表以后，许多诗人在搜求整理民歌的基础上追求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风格，创作叙事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创造性地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及其他民歌的艺术形式，创作出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牵竞的《漳河水》是这方面的佳作。
李季（1922—1980），河南唐河人。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和陕北“三边”地区工作。《王贵与李香香》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基本线索，展现了1930年前后陕北“三边”地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生活图景。诗歌在“有情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这一中国民间传统戏曲、歌谣里常见的故事母题中融入了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把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悲欢离合与当时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让人们从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中感受到浓烈的时代气息，看到了劳动人民个人的命运与革命斗争血肉相连的关系。诗歌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格式和手法写成，较多地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比、兴手法，甚至大胆地化用“倍天游”的某些原句。同时，《王贵与李香香》在原有民歌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信天游”是一种抒情的民歌体式，通常两句为一节，每节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王贵与李香香》虽仍以两句为一节，但常常是数节表达一种情景或某一事件，将数百节“信天游”连缀成章，叙述一个长篇故事，大大扩展了“信天游”这一民歌体式表现生活的容量，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阮章竞（1914—2000），广东中山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创作有叙事诗《圈套》《漳河水》和歌剧《赤叶河》，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漳河水》真实地反映了太行山区三个劳动妇女在野蛮封建习俗下的痛苦遭遇和不幸命运，以及她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获得新生的过程。通过三个妇女不同的婚嫁遭遇，展现了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诗歌提出并回答了较《王贵与李香香》更为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妇女在政治上翻身以后，仍须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做坚决斗争，同时还必须实现相应的经济独立。这样，妇女的彻底解放才真正成为可能。《漳河水》也是采用民歌的表现形式，但不是采用单一的民歌体式，而是根据其表现对象和内容，选取了潭河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歌、小曲的形式，加以改造和利用，杂采成章。
张志民的《死不着》、田间的《赶车传》和李冰的《赵巧儿》也是学习民歌而创作的民歌体叙事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解放区还有一批诗人继承五四的诗歌传统，创作了许多自由体诗，如陈辉的诗集《十月的歌》、魏巍的诗集《黎明风景》、方冰的诗集《战斗的乡村》等。这些诗或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歌颂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精神；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礼赞新社会的光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解放区的戏剧，包括新歌剧、新编历史剧和话剧。解放区的新歌剧是在新秧歌剧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在新秧歌剧运动中，产生了《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一大批利用民间曲调创作的秧歌剧，它们具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批秧歌剧从剧本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到音乐歌词的写作，曲谱的创新，乐器的改进，表演的方法和演出的形式，都在原有的民间广泛流传的旧秧歌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大胆而细致地进行了改革，同时吸收了一些地方戏曲的优点。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1945年4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诞生了，成为我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白毛女》是根据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创作的。剧作通过贫苦农家女喜儿惨遭恶霸地主的迫害，家破人亡，逃进深山老林，头发变白，共产党八路军打倒地主，报仇雪恨的故事。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杨白劳和喜儿等人物形象。杨白劳是一个惨遭地主迫害、受苦受难而尚未觉醒的老农民形象。喜儿是剧中全力塑造的主人公，她是一个天真淳朴，勇敢追求幸福，富有反抗精神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白毛女》博采民歌、戏曲和外国歌剧之长，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戏曲也不同于西洋歌剧的民族新歌剧。尽管它还不够完备，却以它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为中国的新歌剧开辟了一条极富活力的道路。
《女英雄刘胡兰》，由战斗剧社集体创作，魏枫、刘莲池、朱丹、严寄洲、董小吾执笔编剧，于1948年春正式演出。该剧塑造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气概。剧本还根据观众的要求，增写了解放军枪决杀害刘胡兰凶手的场面，使作品在振奋鼓舞人心的氛围中结束。剧作通过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反映了解放区军民不惜牺牲迎接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精神，同时也刻画出垂死挣扎的反动派的凶残与罪恶。虽然剧本还比较粗糙，但仍然具有惊心动魄的强烈的鼓动性、激励性，起到了配合革命战争的现实功利作用。
《赤叶河》是阮章竞影响最大的作品。剧本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抗战胜利后太行山区农村的斗争生活。歌剧共分四部（幕），中间有一段“闲话”。前三部（幕）描写贫苦农民王大富一家的苦难史。第三部（幕）之后的“闲话”，插叙了抗日战争时期日蒋勾结统治下赤叶河的残破景象，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殷切盼望。第四部（幕）描写解放后王大富翻了身，王禾子重返家园，赤叶河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彻底消灭以吕承书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激烈斗争。《赤叶河》以山西民歌和说唱音乐为素材，许多歌词都是在民间歌谣基础上提炼的。全剧音乐通俗易懂，亲切动人，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是，作品的戏剧冲突较分散，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较少个性。
解放区对旧戏曲进行了改革，成就斐然。抗战期间出于宣传抗日的需要，各解放区对利用旧的戏曲形式均不乏尝试，不少剧团演出了以宣扬爱国精神、抵抗外侮反抗强暴为内容的旧戏曲，用以激励军民的斗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一些喜爱京剧（当时称为“平剧”）、热心戏曲改革者，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于是在1943年秋，出现了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中共中央党校和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编写，杨绍萱、齐燕铭执笔）。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受到了观众的赞扬和中央领导的肯定。毛泽东专门写信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表示祝贺，认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逼上梁山》是根据《水浒传》中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重新创作的。剧作凸显林冲人物形象的塑造，强化林冲与高俅的矛盾冲突，增写李铁等农民群众人物，拓展了剧作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表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主题，从而影射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激励民众积极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剧作突破并合理运用旧京剧的表演艺术形式，以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思想意旨为目标。在舞台布景与演出效果方面，增加了现代布景技术，强化了表演的感染力和演出效果。
此后出现的新编历史京剧《三打祝家庄》（延安平剧研究院集体创作，李锐、魏晨旭、任桂林执笔），也是取材于《水浒传》，根据梁山泊义军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编写的。剧作通过梁山泊义军攻打地主寨子祝家庄的三次战役的描写，表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里应外合、孤立敌人、争取胜利的军事思想。对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极具宣教的现实意义。
至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戏曲现代戏，影响较大的有陕甘宁边区的秦腔《血泪仇》（马健翎），《刘巧儿告状》（袁静）、晋冀鲁豫边区的现代京剧《荡家恨》（史若虚、江涛），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戏曲《小二黑结婚》（张万一）等。
解放区的话剧创作同新歌剧和新编历史剧相比成就不高、影响也不大。主要的作品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佛执笔）、《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李国瑞》（杜峰）、《红旗歌》（刘沧浪、鲁煤等集体创作）和《抓壮丁》（吴雪等集体创作）等。
2009年5月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思辨录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