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明显地追求一种诗意化的小说风格。在构思上常呈现出散文化的抒情结构，其作品情节大多比较简单，多以感情为导线一气呵成，只选择几个情节片段，而不讲究故事性。叙事中强调感情因素，往往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多变，而是将一个单纯的故事写得极有情致。小说往往不正面叙写战争的金戈铁马、战火硝烟，而是侧重写战争生活的侧面、片断，对细节进行抒情化的精细描写。《荷花淀》即是一篇优秀的、诗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创作还注重运用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抒情语言，可谓是以诗的语言写小说力求表现“美的极致”。不仅尽力挖掘正面人物内在的美，而且人物的动作、语言乃至环境都是美的。其小说语言呈现出精练优美、意蕴含蓄、富有情调的特点。
孙犁虽然具备了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流派代表作家的条件，但在40年代尚缺乏作为流派创作的整体的创作成绩。当然，当时在晋察冀边区与孙犁朝着同一审美方向努力的作家还有康濯、梁斌、方纪、王林、秦兆阳、李英儒、李满天等人。但是，荷花淀派的形成与这一流派创作成就的高峰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97年1月
“山药蛋派”论
“山药蛋派”是文艺界、学术界对山西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流派的命名。1950年代后期，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农村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看做一个文学流派。因他们都是山西土生土长或长期在山西工作生活的作家，被称为“山西派”，又因为他们在建国后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为《火花》，所以又称为“火花派”。而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人便以北方农村盛产的“山药蛋”来命名，谐谑地称做“山药蛋派”。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楼肇明和刘再复在长春召开的全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提交论文《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李国涛发表《且说“山药蛋派”》，该派重新引起文坛与学界的兴趣。1980年召开的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与会者初步展开对“山药蛋派”的探讨，并建议公开讨论。于是，《山西日报》于1980年5月至10月，开辟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专栏，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展开讨论。1981年和198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高捷作了“关于山药蛋派”的发言，并编选了《山药蛋派作品选》。黄修己、董大中等学者对赵树理的研究，也促使该流派研究向纵深发展。经过学术界持续几年的探究与研讨，大家基本上趋于共识，认可“山药蛋派”为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称呼虽不那么全面、高雅，却比其他名称更能抓住该流派的独特之处，且又生动、形象、通俗、幽默，遂成为文艺界、学术界认可的流派名称。
一、机遇与生成
“山药蛋派”的产生有它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代的召唤，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山药蛋派”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山药蛋派”产生并形成于40年代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这个流派的奠基人赵树理成长于太行山区。他早年的创作有旧体诗《打卦歌》、欧化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等。30年代初期发表的长诗《歌生》、中篇小说《有个人》、长篇小说《盘龙峪》等，基本上形成了通俗化、大众化的风格。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当时，他确实已有意识地提出以文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口号，立下“宏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1941年，赵树理到《抗战生活》编辑部工作，他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其成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人。他们以《抗战生活》为阵地，相继发表《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等文章，竭力倡导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但毕竟还没有形成大气候。直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潮。正如赵树理所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他的方向，“批准”了他关于文艺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主张。赵树理于1943年写出了《小二黑结婚》，彭德怀看了以后批示道：“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小说出版后不断再版，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小二黑结婚》便成为“山药蛋派”的奠基之作。此后，赵树理又陆续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地板》《孟祥英翻身》《福贵》《邪不压正》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李家庄变迁》和戏剧《邺宫图》《两个世界》《万象楼》等作品。周扬和陈荒煤分别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充分肯定赵树理的创作成就和提倡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远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和茅盾也热情洋溢地撰文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至此，赵树理终于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当时受到赵树理及“通俗化研究会”影响的作家还有太行区的刘江和太岳区的李古北。刘江于1941年12月奉调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他当时和赵树理、袁勃、华山、林火等作家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他们的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等特点，对他影响较大，他发表了《冬梅》《新仇旧恨》等少量作品。李古北于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1939年底，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和鲁艺学习。抗战胜利后被分配到太岳区翼城搞群众工作，期间创作短篇小说《未婚夫妇》《大柳庄记事》，后者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荣获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首次文教作品乙等奖。他的作品描写农村题材，通俗易懂，充满乡土气息。
“山药蛋派”的主力军是“晋绥作家群”。晋绥作家群是在晋绥边区文联领导下形成的作家创作群体，主要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五战友”，他们是晋绥边区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大都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回到晋绥边区，担任基层领导工作和宣传工作，参加革命工作，领导群众运动。他们在《讲话》精神指导和赵树理作品的影响下，得到晋绥文联亚马、卢梦以及周文等人的鼓励与支持，创作出了一批农民喜闻乐见的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40年代发表的作品有：马烽的《金宝娘》等十二篇小说，西戎的《喜事》等十篇小说，孙谦的《村东十亩地》等七篇小说，束为的《红契》等十篇小说，胡正的《碑》等四篇小说；马烽与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孙谦写有四部秧歌剧，西戎、孙谦与别人合作了一部戏剧《王德锁减租》，胡正与人合作一部戏剧《大家办合作》。其中，马烽创作的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西戎、孙谦、胡正分别与别人合写的戏剧《王德锁减租》和《大家办合作》等作品，分别获得1944年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在晋绥边区掀起“吕梁英雄热”，1946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在国统区也引起反响。
建国以后，赵树理和“五战友”，同李古北、刘江等人陆续回到山西，深入农村生活，创作出大批作品，形成壮大“山药蛋派”。对中国当代文坛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成熟与演进
50年代可以说是“山药蛋派”成熟的时期。建国初，“山药蛋派”主要作家一度分散各地，但很快又陆续回到山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作为创作基地，继续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自觉地以一个创作集体的面貌出现。为了给农民创造更精美的精神食粮，进行了不懈地探求。各人的风格更加成熟，在此基础上，“山药蛋派”的特色也更鲜明了。除了第一代作家之外，又涌现出像韩文洲、李逸民、义夫、杨茂林等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这一时期的“山药蛋派”作品，主要是描写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农村斗争和农民生活。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的阴暗面，鞭笞和批判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其中影响较大的小说有赵树理的《三里湾》《灵泉洞》《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马烽的《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西戎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灯芯绒》《赖大嫂》等，束为的《春秋图》《老长工》《好人田木瓜》《于得水饭碗》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等，李古北的《破案》《奇迹》等，刘江的《太行风云》《七里铺》等。
此时，“山药蛋派”部分作家还写了大量的戏剧、电影和曲艺作品。赵树理写有戏剧《三关排宴》《开渠》《十里店》等剧本和《石不烂赶车》《小经理》等曲艺作品。马烽、西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马烽创作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孙谦是本时期创作电影剧本多产的作家，写有《葡萄熟了的时候》《丰收》《陕北牧歌》《谁是被遗弃的人》等多部电影文学剧本。他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基本上形成了质朴自然、流畅和谐、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第二代作家追随老一代作家，发表过许多作品，韩文洲的《浸种记》，李逸民的《两个社长》、刘德怀的《地头打赌》、义夫的《两个李老头》、杨茂林的《新生社》，谢俊杰的《回乡记》等。1958年《文艺报》第11期推出《山西文艺特辑》，除对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韩文洲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总的评述外，又对《三年早知道》（马烽）、《姑娘的秘密》（西戎）、《老长工》（束为）、《伤疤的故事》（孙谦）、《长院奶奶》《兰帕记》（韩文洲）等单篇作品发表了专门的评论文章，这些有胆有识之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目，给“山药蛋派”作家带来了极大声誉。作家队伍的壮大，作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风格的愈趋鲜明，影响的扩大，说明“山药蛋派”已经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
“山药蛋派”是在一条坎坷的道路上发展壮大的。1959年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连续遭到一些社会舆论的责难。当年《文艺报》就《“锻炼锻炼”》开展了一场题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缘起于一篇指责文章，认为小说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在农村不占多数，农村干部的身上应体现党的化身，因此小说“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现实”，“诬蔑农村妇女和新干部”。在讨论作结时，王西彦撰文道：“文艺批评不能给人家戴帽子，挥棍子”，对于作者应当“按党的要求去编造理想即‘党的化身’呢？还是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呢？赵树理是走后一条道路的。”这场讨论否定了对赵树理作品的指责，维护了“山药蛋派”的创作原则。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推崇肯定了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创作，康濯在会上说：“赵树理的作品和人物总是使人感到是从浑厚的泥土中挖出，并历经时间磨炼而总是色泽不减。”邵荃麟说：“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大连会议前后，“山药蛋派”的创作出现兴盛现象，许多优秀作品就产生于此时。但到1964年，全国展开对“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强烈冲击着这个流派，而且这个流派处于错误理论指责的突出地位。在当时批判材料中认为：“赵树理同志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写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对马烽笔下的赵满囤，尤其西戎笔下的赖大嫂进行了集中批判。虽然这次批判挫损了这个流派的创作方向，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赵树理及其流派作家的创作成就和地位。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山药蛋派”作家则一起遭受“四人帮”批判、摧残、迫害，流派作品成了“黑线专政”的“罪证”。赵树理本人被迫害致死。由于这种“左”倾错误致使像“山药蛋派”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和声誉的文学流派，也很难生存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