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歌词运用石不烂父女俩扭秧歌时所唱的歌词，采取了触景生情，寄情予景的手法，鞭挞了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朱桂棠；歌颂了共产党，抒发了穷苦人民对救星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坚强信念。其实，这不仅是石不烂父女代表劳动人民来抒情言志，也是作家赵树理把欢呼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倾注在作品中。是作家用沸腾的热血谱写的一曲胜利的凯歌，歌颂党的赞歌。这样的唱词不仅能移人性情，令人陶醉，而且使人激越向上，真是痛快淋漓。这样大团圆的结局充分地显示了赵树理创作上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神韵与风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鼓书中还运用了一种特殊的叙述方法，就是运用时间的序列法来简练地叙述故事，交代情节。他在这篇鼓词中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充分地利用了“说书的嘴”要怎说能怎说，要多快有多快的特点。而且在整篇鼓书的时间安排上又非常谨严，通篇所叙述的时间并不长，从七月初四到八月十五。这里举几个用这种时间序列法叙述故事的例子：
其一：
初五晚上交了货，
初六日辞职得了工钱，
初七日起程回家去，
路上走了八九天。
这一日回到故乡天气晚，
正赶上七月十五月儿圆。
其二：
初五开过干部会，
初六日召集群众作宣传，
初七日成立农会筹备会，
各家各户去串联，
干部分成好几路，
一直作了八九天，
这一天农会开过成立会，
正赶上七月十五月儿圆。
其三：
初五日揭开地窖藏东西，
初六日千谋百计造谣言，
初七日差人收买穷佃户，
又送米来又送钱。
主仆们顾不了头来顾不住尾，
一直忙了十来天。
听人说十六日要开讲理会，
已经是七月十五月儿圆。
这三段唱词在时间上是重复的，都是“初五，初六，初七”怎么样，到七月十五日月儿圆。句数的多少和句式的结构也大致相同。但在内容方面却不同。第一段很简洁地叙述了石不烂非常急切地赶回了家乡。第二段写了村里农会和群众的活动情况。第三段写了朱桂棠积极行动，极力破坏土改运动的勾当。第二段、三段又是用对比的方法来写。奇怪的是作家把三方面的情况都安排在同一时间里。这就足见作家的艺术功力。这叫做“花开三朵，分别来表”，先把三方面的情况简洁地叙述后，最后在集中到一起，一枝花上开出了三朵花，三种人碰头了，矛盾激化了，故事推到了高潮。这样，说书人易记、好唱，听众也听得清楚明白，作家写起来方便。
利用时间序列法，作品中还有一例：
一更调成酒碟子，
二更里作出饭、菜、汤，
三更三点排开了座，
还不见老石来赏光。
等到了四更五更都打过，
一会儿天明出了太阳。
这里利用夜晚的更次变化，把朱桂棠为石不烂准备饭菜的情况叙述交代的既简洁又清楚。这种在唱词写作上利用时间序列的写法，更富有民族特点，独具一格，值得借鉴。此外，鼓词中唱词里还有“排句”和“垛句”手法的运用；“紧板”“慢板”和“甩板”等手法的运用，这里就不赘述了。赵树理能写出如此成功的鼓书，其一是他继承发展了传统鼓词中精华的部分，借鉴了“兄弟姊妹”艺术的技巧。其二是摒弃了传统鼓书中糟粕的部分。在形式上，主要是剔除了那些庸俗的、低级的、僵化的部分。赵树理彻底剔除了旧鼓书中不健康的东西。他历来最反对旧鼓书中的老套子，反对那种程式化。他在《石不烂赶车》中就去掉了词赞之类的东西，如“大风赞”“战场赞”“白马银枪赞”等；去掉了那种成套的古典诗词，如五言、七言诗和西江月之类的东西。还剔除了艺人所谓的“贯口”，比如说风大：“天上刮倒娘娘庙，地下刮倒阎王庙，刮得碌碡碰鸡蛋，鸡蛋碰碌碡……”过去鼓书中“水词”的成分很大，有时为了赚钱、吸引观众，不得不加很多无关紧要的“水词”，比如一个小姐下楼就能说好几个月。那些黄色下流的所谓“荤口”更是一扫而光。就是“扣子”的运用，赵树理从来都是为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服务于听众而设置的，从不舍本求末，滥用“扣子”，卖弄技巧。他从来不用什么所谓“虚扣”“暗扣”故弄玄虚。比如《石不烂赶车》中，上部的结尾就是如此。不用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或者“胜败怎样，人命关天，明天再说。”而是很自然地概括交代了下部书的内容。这些都体现了赵树理创作鼓书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点。
赵树理成功地把诗人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创作为鼓书《石不烂赶车》，并同他的其他曲艺作品一起对中国新曲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4年5月
《三里湾》与《花好月圆》之比较（译作）
描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党员作家最棘手的两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农村中的党组织和怎样反映农民的情况。赵树理创作的小说由于巧妙地处理了很敏感的农村问题，感动了他的支持者，因而在1946年他被极口称赞为作家的典范，到5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继续集中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他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农村中党内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农民中严重的保守思想。尽管《三里湾》受到广泛的称赞，但一些评论家却感到作家对他所批判的人物塑造得最生动最成功，因而再次引起非议。然而在1956年6月。文化要人周扬再次肯定《三里湾》的政治价值，在他看来作品是反映党在农村的路线的一个“优秀成果”。
《三里湾》的广泛影响，自然引起了电影改编者的兴趣。在1957年初，由相对而言不太知名的作家郭维把《三里湾》改编成电影剧本《花好月圆》。在那时候，曾经约束赵树理的政治挂帅的限制减弱了，从电影剧本和后来对电影的批判来看（这个电影本身无法得到）很明显作为改编者和制片人的郭维夸大和改写了小说中出现的三个主题，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焦点是农村中党组织的弱点，被传统思想束缚的农民的顽固性及青年农民朝三暮四的爱情故事，赵树理作品中社会主义的进步教育意义明显地削弱了。当“反右”运动使自由气氛结束时，郭维被打成“党内叛徒”。
在1957年6月，“反右”前夕，赵树理接受了《中国电影》记者的采访，赵树理谈了一些自己的保留意见，但给剧本以肯定：“它是一个好剧本……但给我的印象是好的，他为剧本的政治缺点作了辩护，在电影里娱乐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电影不必“像合作社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由于周扬的保护，赵树理躲过了因这个直言不讳的谈话而招致的指责。同时赵树理写了一篇温和的拥护的文章，对党的新的路线做了一个忠诚的表白，大意是在他领导的曲艺界，曲艺工作者必须更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另外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康濯、李准和沙汀在1957年1月至6月发表了有政治风险的小说，他们也由“反右”受到影响而后躲脱了处分。
“反右”以后，赵树理和另外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继续发表小说，当时这些小说在勉强认可的界限之内起了有效的作用，从1958年7月发表的《“锻炼锻炼”》到1964年1月发表的《卖烟叶》，赵树理始终如一地反对超乐观主义的观点，即农民们渴望戏剧性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大跃进的观点。在1964年9月赵树理和其他迷途的作家受到了温和的斥责，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小心谨慎的犹豫不定的农民的同情（集中在“中间人物”问题上）和他们强调阻碍改革的令人沮丧的障碍，如党自身的缺点（在遵循“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方面）。邵荃麟，一个在1957年反击“右派’的领导者，在文学领域仅次于周扬的人物，同时受到指责，因为他将小说中包含的类似看法提升到明确的理论高度，即文学应当集中揭露问题。受牵连的作家中有康濯、李准和沙汀。
邵荃麟和其余的作家都保留了行政职位，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他们也没有过早地受到批判，这些事实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透露出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材料提供了证据。那些材料暗示周扬支持比较开放的文学观点，至少在1956年和1961年是这样。尽管周扬的观点在文学受到干预的那些年月里模棱两可。但是，如果没有周扬的认可和心照不宣的赞同，赵树理和其他作家是不可能如此长期地逆风而行。
任凭政治气候风云变幻，赵树理的确始终保持了一个公正的立场，这是根据他的作品和讲演来断定的。他的创作总是有一个政治目的，但他认为写好的途径，在于从个人经历出发，而不是理论。他坚持认为，党直接干预创作是有害的。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他的小说在宣传党的现行政策方面日益变得模糊。这一点导致他1967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作家。赵树理的观点（至少在1958年— 1964年这段时间）和郭维的观点（在1957年）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女童子军到情意缠绵的姑娘
郭维的电影剧本《花好月圆》的确改变了赵树理的原作《三里湾》的一个重大主题。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对社会主义自信和拥护的“新人物”。这一点使人们容忍了小说的其他弊病，通过“发明家”年轻农民玉生和一个受过教育的能干的农家少女灵芝之间逐渐成长的爱情，反映出中国农村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这个伶俐和精力充沛的少女，对同村唯一伴随她上中学的小伙子有翼产生了明显的爱慕，结果证明，单单受过教育并不是幸福的保证，因为这个受过教育的小伙子缺乏意志去克服他的封建家庭环境。相比之下，不识字的青年“发明家”玉生却利用他所具有的那点知识为大家做有益的工作。这部小说的评论家们普遍地赞赏虔诚的少女和年轻的“发明家”之问的恋爱，它预示着光明的生活前景，即使在爱情上理智占了上风。他们尤其赞同灵芝在选择最佳丈夫方面的分析方法以及她对于封建意识和使人厌恶的生活的联想：
玉生家里是能干的爹、慈祥的妈、共产党员的哥哥、任劳任怨的嫂嫂；有翼家里是糊涂涂爹、常有理妈、铁算盘哥哥……玉生家……常做的事是谈村社大计、开会、试验，有冀家的院子里，做的事是关大门、圈黄狗……
灵芝得出了逻辑推理的结论（一位持异议的评论家将其比作一个喜欢挑剔的买主买一块布的过程）恰与她的直觉相吻合，她兴奋得难以入睡，天刚拂晓，她去试探玉生，玉生正在工作，她等了一个机会，大胆地问玉生说，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最终问道：“你爱我不了？”’
这个活跃的能干的灵芝在电影中被改动了。根据政治观点和理智选择她的爱人这段情节，被一个感情冲动的瞬间代替了，玉生的“俊俏、刚毅、朴实的面孔”的闪回镜头，引起“灵芝的兴奋、激动和少女的情欲”。对她来说，这两个小伙子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个性格和情感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就拿接下来的会面而言，在合作社办公室的最低限度的严肃的接触，变成了在浪漫的农村背景上的风流场面：
“灵芝同志！”玉生紧张地、困惑地走近灵芝，冲动地说道：“别跟我拐弯抹角！你说……”说着，玉生抱住灵芝，热情地等待回答。
“别！……”灵芝紧张起来，兴奋颤栗地半推半就地（她多少还带着少女初被男人拥抱的那种本能的恐惧）说道：“玉生！别……”
“灵芝！”玉生兴奋若狂地拥抱住灵芝，伸过头去就要接吻。
“玉生！不……我不……生气啦！”灵芝挣扎着用力推开玉生。
这是电影剧本描写到三对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时通常的声音，根据吉林大学一位化名为文韬的评论者的观点，摄影机的拍摄夸大了这种情调。他写道，电影一开场，“灰色和黄色的情调就很明显，摄影机的镜头从刚跑买卖回来的得意扬扬的堕落者范登高身上转到他的女儿身上，她正在河中洗头，观众看到的镜头是，“灵芝穿紧身衣，在河中梳洗头发，怕有翼看见秘密，急忙拿起上衣挡在胸前……”
另一个青年团员积极分子玉梅，类似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林黛玉。在小说中她是一个“强的女劳力”，在电影剧本中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害相思病的姑娘，总是徘徊在井边出神地想男人。在结尾处也有她的温和的性爱场景（和本分的诚实的农民满喜）。（译者注：满喜应为有翼）
在电影剧本里，对第三对恋爱者的处理也是如此。小俊被写成为刺激型的姑娘。这个在她因购买一件新红绒衣引起了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的“发明家”之间的一场吵闹的决定性场景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小俊穿着粉红绒衣，“紧箍着身子，曲线毕露，确实漂亮。”，小俊炫耀着她的体形以图在她的丈夫做模型时转移他的注意力。据文韬的说法，郭维承认他故意地让小俊去给观众一个“肉感”。赵树理意识到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但并没有因此削弱他对剧本的称赞。当《中国电影》记者来采访时，他告诉记者何坪：
不过有一个镜头。我没看清楚，好像是小俊穿起从范登高那里买来的红绒衣给玉生看。这个“镜头”在画面上很突出，这时候玉生正在专心一意地制洗场碌的模型。一个人的心只能专注一件事，突出了小俊的穿绒衣的动作，把观众的注意力牵到小俊身上去，是不是会不了解玉生这时的心情。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剧本，尽管它跟原小说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