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孙谦创作的反馈系统可以看到，每当正反馈期，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就发展，负反馈期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就出现“振荡”或停滞乃至破坏状态，由此得出，作家处理反馈信息（包括肯定的与否定的）必须从它与自己现实主义创作增减值的作用出发，而采取“同化”或“顺化”的作用。
要最佳处理反馈信息，必须强化主体意识，这样才能鉴别出反馈信息对自己创作历程发生的增减值的作用。
强化民本意识。深入农村生活，又超越农村生活；代言农民意识，又超越农民意识；增强自我意识，又超越自我意识。
强化创作意识。禁忌“图解政策”“配合任务”等背离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做法，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体系，也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并多注意它的开放性。
1987年1月5日
李束为文学创作论
李束为（1918—1995）原名束学礼，1918年出于山东省东平县。是“山药蛋派”老一代作家中唯一一位外省籍作家。幼时家境贫苦，小学毕业后到杂货铺当过学徒。1937年8月参加山西抗日少年先锋队；1938年初，这支部队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晋南襄汾一带活动，曾担任班长、侦察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决死二纵队司令部当警卫班班长；1940年调任吕梁剧团分队长、支部书记；同年冬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创作组学习；1943年初返回晋绥边区，到河曲县农会当干事，做民兵减租减息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1944年秋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当编辑，并负责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工作；1945年至1948年参加山西省临县的土改运动。期间，刻苦学习山西群众语言，边工作，边收集民谚、民歌，笔记了大量优美的地方方言土语。在这场土改运动中，使这位山东大汉，受到一次大众语的洗礼。
李束为从1943年开始创作到解放前夕，这一阶段他创作的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计有：《租佃之间》《谈判》《土地和他的主人》《老婆嘴退租》《红契》《放羊娃李三孩》《十年前后》《卖鸡》《第一次收获》等。此外，还有中篇小说《苦海求生记》（与邵挺军合作）、秧歌剧《财主请客》以及一些散文、通讯、速写等。
李束为40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一部分内容是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另一部分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租佃之间》和《红契》是晋绥边区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来出现的佳作。《租佃之间》叙述了堡子上村地主金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制造贫农之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达到他破坏减租减息的目的。地主金卯把原先租给佃农二小子的两块地暗中转租给佃农六十八，引起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农会及时召开会议，识破了地主的阴谋，迫使他按政府的法令重写租约。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促使减租减息运动顺利开展。作品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以金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破坏这一运动，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无论他们多么奸诈狡猾，都无法阻止这场运动进展。作品从佃农二小子身上，也看到这场运动中佃农既有保守胆小怕事的一面，同时又表现出了他们要求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愿望。《红契》叙述晋绥根据地曲营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地主胡丙仁表面上执行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暗地里却造谣惑众，进行破坏，他抓住农民软弱怕事的弱点，逼迫苗海其等几户农民退还给他红契。经过区干部老马和村干部的教育，苗海其等人认清了地主胡丙仁的真相，挺起腰杆进行斗争，取回了红契，并同地主进行彻底清算。《第一次收获》是束为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一篇较有影响的作品。这篇小说描写我从区上到县里去，顺路在何家庄小憩，看望了何来生老汉等几户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通过重点叙写我在何来生老汉家吃饭、谈话的经过，反映了根据地农村在进行土改以后第一次夏收喜悦的心情和对过去痛苦生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
李束为的短篇小说显然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典型地再现了解放区农民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他的作品并不去记述这伟大变革的全过程，而只是选取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的一些个别浪花，某些生活和斗争的片段，更生活化、形象化地反映出这场伟大变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地主狡猾奸诈、阳奉阴违、极尽破坏之能事描绘得淋漓尽致；农民从胆小怕事、落后保守的思想桎梏中解放的觉醒与抗争的艰难性和反复性得到深刻的揭示。从他的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革命现实主义深厚的功力。
表现农民的细微复杂的心态变化，从而反映中国农民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的心理发展轨迹，是李束为作品的一大特色。《租佃之间》的二小子曾揣着一把菜刀铤而走险，企图保住他的土地不被抢走，盲目的软弱的反抗结果，是丢下老母逃往他乡，但他仍不忘把对他已经没有意义的契约揣在怀里，仿佛这样就能把土地保住似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虚妄的自欺的心理安慰。《红契》更典型、深刻地表现了普通农民被土地束缚得麻木而难以觉醒的心态。
佃农苗海其在减租减息中表现出的怀疑、彷徨、战兢等心理，可看出被封建生产关系、土地制度愚弄着的中国农民，精神觉醒的艰难和曲折。同时也反映出这一类农民一旦觉醒后对土地翻身的迫切愿望及对地主斗争的坚决性。《第一次收获》中通过来生老汉夫妇的心理真切地反映出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
分了土地，不给地主交租子，就把病去了。土地成了自己的，身上轻的多了，动弹起来心劲格外大。
我们这里人常说，人一辈子有三勤：娶过婆姨一勤，养下孩子一勤，分家又一勤。以我说，分下土地最勤。
土改给农民带来的精神舒畅和心情的快活得到尽情地表述。真是“人世间的快乐开始走向贫农的窑洞里”。束为在作品中不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土地翻身、生活自主，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他们心理的变迂和精神觉醒与解放的过程，这是他作品深刻性之所在。
晋绥作家群的崛起促使山药蛋派逐步形成，并成为这个流派的中坚。束为在艺术上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他的短篇小说通俗、易懂，语言口语化、群众化，格调亲切、顺畅，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特色。他的作品的叙事方式并不注重故事的有头有尾，连贯衔接，而更多是描写场面，有一定的跳跃性。《租佃之间》二小子和地主金卯的“谈”，村里召开的“群众大会”，都是以场面来构成小说内容的。《第一次收获》也只是截取一次谈话和吃一顿饭的工夫反映土改给农民带来的伟大变革和他们得到的实惠。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通过整个事件的大过程去塑造，而是通过一些场面、细节、心理来完成的，虽然不免有些单薄，但人物形象较为厚实。这些特色显然受到俄国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束为的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显现出轻灵、自然、简练、含蓄的意蕴，成为晋绥作家群中的一员主将，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束为参与了山西文艺界的组建工作，并任山西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没有终止束为的文学创作。他在文艺园地辛勤耕耘，结出硕果。《春秋图》《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初升的太阳》《于得水饭碗》等短篇小说，又一次为作家赢得声誉。
曾荣获1951年山西文艺作品甲等奖的《春秋图》是李束为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这篇小说通过对王万成老汉怀疑农业新技术，不按科学要求温汤浸种，最终导致谷子减产的故事，反映了老一辈农民在接受农业新技术时艰难的思想变化过程。体现了解放初期农业生产力的变革及其对农民的影响。在结构上，这篇小说以王老汉看春秋图开始，又以看春秋图告终，首尾照应，紧凑完整，恰似一幅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春秋图，令读者赞叹不已。
与《春秋图》相比，《老长工》又别具风采。作品以老长工郭在生殴打社员受批评为线索，通过对打架原因及被打对象姜成金的交代，表现了当时农村干部中，少数人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自以为是，结果成了坏人的保护伞，给工作带来了损失的问题。在颂歌不断的形势下，作家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表明了他的敏锐洞察力和勇于探求生活真谛的胆略。
《好人田木瓜》写得非常动人，作品通过一个与世无争、胆小怕事的田木瓜形象，揭示了旧社会给这个“老好人”灵魂深处造成的严重创伤。当他替保管员照料库房时，发生队里会计偷盗集体粮食的事件，恰恰被他看见，是否向队里检举是对他的一次严峻考验。由于新生活的前进力量，最终冲破了这个“中间人物”思想深处的障碍。田木瓜意识深层的解冻，正是我们时代的力量促使这个人物的转变，具有深刻意义。
50年代的代表作品当推《于得水饭碗》。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忠于现实的严肃创作态度和维护农民权益的胆识。小说虽然描写了公社食堂。但实质是在揭露农村生活的贫困的真实情况，真实反映了农民的“不大称心”的思想情绪，老贫农于得水饿得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山药蛋被运走，他的偷盗行为被领导发现以后，全家八口人才靠领导送的二斗粮食一袋山药蛋度过春节。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以后仍不得一饱，束为这里为我们真实地记叙了大跃进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和给农民生活造成的贫困。真实地反映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农民既拥护党的领导，又怀疑当时推行的“左”倾路线的矛盾心情，给读者以历史的真实感。
60年代是李束为文学生涯中的关键时期，他应邀参加了全国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李束为在这次会上直陈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意见，他认为“大跃进时头脑发热，不够实事求是，五风很严重”，“那时是吃了兴奋剂，现在吃了副泻药，浮热下去了，真正的热情还没有起来”。由于会上讨论的是农村生活题材的整个创作问题，目的在于纠正创作上的虚夸、浮躁作风和形象单一化，所以束为还以真诚、善良的愿望，提出“自留地多留”“允许开荒”“借地”等提高农民积极性的意见。他的发言正是他创作的思想基础。束为于五六十年代曾与马烽、西戎、孙谦等刻画了一批“真正热情还没有起来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中间人物”，如“三年早知道”、赖大嫂和田木瓜以及《迟收的庄禾》中的张二货等。作家们对现实生活做了如实的描写，真实表现了农民在“大跃进”“公社化”中的困惑和疑虑，批评了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左”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