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咏和柯岗也是晋东南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和诗人。高咏1941年5月以国际新闻社特派员身份到晋东南根据地，创作的主要诗篇有组诗《麦收季》（四首）《人民的庆祝》（三首）《旗帜》（三首）等。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传》，这是一部三部曲式的万行长诗，反映了抗战初期山西苦难的乡村的党和军队领导下成长、壮大，成为坚强的敌后战斗堡垒的历程。在1942年5月反“扫荡”战斗中，他身背诗稿投入战斗，不幸牺牲，现存只是部分残稿。柯岗1939年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来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办报纸。歌颂战斗、歌颂人民是他这一时期诗作的主调，主要作品有《太行山小景》《我们要到山那边去》和《不知名的作者》等。
太行根据地的王博写过叙事诗《拦车人的故事》，抒情诗《血的歌唱》《河水谣》等。路工（叶枫）发表过《诗三章》。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初编《中国人》周刊时，写了旧体诗《避雨者》《乞巧歌》和许多儿歌、民谣。毕革飞是八路军太岳纵队的政工干部，他写了许多快板诗，人称“快板大王”。在晋绥区，非诟有《夜在行进》《俘虏》等诗作，赵石宾写了《滴水敢笑话大海》《种》等诗歌。
在山西抗战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创作了一批诗歌，如朱德的《太行春感》和《出太行》、陈毅的《由太行山西行阻雪》和《过汾河平原》、续范亭的《叙怀》等，叙写他们的战斗生活，抒发他们的豪情壮志，成为根据地文坛一道独特景观。
抗战前期，许多外地作家陆续来到山西抗日根据地，与本地作家相结合，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首先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吴奚如，创作了短篇小说集《阴阳堡的战火》，连同此前写的短篇小说《肖连长》，得到了茅盾较高的评价，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汾河上》，则是他抗战初期的代表作。刘白羽在此前后也来到山西抗战前线，写了短篇小说《五台山下》和《在黄河的一个弯上》等。柳青1939年随军来到山西，写了《地雷》《牺牲者》《误会》和《一天的伙伴》等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短篇小说。抗战初期木刻家力群（原名郝丽春）写了短篇小说《野姑娘的故事》，李成深写了短篇《货车司机》，白晓光写了短篇《动员》等。作家魏伯抗战初期来山西，与胡采合编《西线文艺》，发表了反映山西抗战的小说《战斗线外》《何二扁担》等。作家萧红、端木蕻良1938年从武汉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写了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短篇《黄河》和《孩子的演讲》；端木蕻良创作了短篇《风陵渡》，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怀，颂扬了民族主义精神。1939年冬，蒋弼来到晋东南根据地，1942年调晋东南文协，主编《华北文艺》，同年5月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他在此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有《我要做公民》《多多村》等。其中《我要做公民》以强烈的政治内容、简练的结构和生动的语言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成为敌后创作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吴象在晋东南根据地写了短篇《苏科之死》和《老神头》，前者被誉为“排除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而朝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的作品”，代表着文艺创作中的新倾向。
在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青年女作家莫耶写了《打碉堡》《我这里还有一挺》《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晋西北军民在反“扫荡”斗争中表现出现的顽强抗敌意志。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描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女青年丽萍与一个工农干部婚后产生的烦恼，反映了革命队伍中只是分子与工农干部思想感情上的隔膜。晋绥文艺界对作者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讨论和批评，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西北文艺》也因此停刊。
描写农民的斗争的生活，反映其理想和追求，是山西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以李庄的《良民证》、苗培时的《鞋》、郭峰《重上前线》、李欣的《一个通讯员的家世》为代表。它们再现了山西抗战时期从根据地到沦陷区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表明农民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伟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周而复1942年在晋绥兴县期间，写了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性的塑像》《夜袭》和《班长》。女作家曾克写过表现山西抗战的短篇小说《奔》《掩护》和《爱》等。描写爱国军民浴血战斗的小说有行者的《我们的尖兵班》，康濯的《“卖布”的区长》《农历五月的故事》，萧也牧的《拿炮楼》，百嘉可的《我终于见着了他》等。这些作品勾画出了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反“扫荡”斗争的广阔画面。
抗战时期国民党阎锡山管辖的“二战区”也出现了一批作家。有穗青、姚青苗、贾植芳、碧野等。穗青写了反映山西抗战生活的《在火车上》《脱缰的马》《归来》《草原夜话》（后结集为《脱缰的马》，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茅盾曾说《脱缰的马》比较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空前的民族保卫战争中的心路历程，称赞故事结构严谨，心理描写细致，作者是个有才气的人。姚青苗在抗战八年中写出了《中条山的杜鹃花》《乌鲁木齐的夜》《黄河的激流》《猎》《某城风景》等众多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写出了中条山一带抗日斗争的烽火，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士兵、抗日将领、绿林好汉等各式人物，艺术上师承“创造社”作家，情节离奇曲折，景色多姿多彩。贾植芳以山西抗战现实生活为题材，写了《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我乡》等，他在人物、事件的描述中辅以议论和抒情，又多用第一人称来表现，因而主观色彩浓厚。1937年冬，作家碧野北渡黄河进入山西，写了一批反映山西抗战现实的小说，代表作是《黄河的奔流》和《儿童队员之死》。
山西抗日根据地成长起一批土生土长的优秀作家。赵树理在太行区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和《催粮差》等小说，引起根据地的轰动，也影响了大后方文坛的创作走向。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开始走上文坛，创作了大量作品。马烽有《第一次侦察》《张初元的故事》等，西戎有《我掉了队以后》《喜事》等，孙谦有《我们是怎样回到队伍里的》《村东十亩地》等，李束为有《租佃之间》《红契》等，胡正有《碑》《民兵夏收》等，时称“晋绥边区五作家”。这些作品反映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减租减息和村政权改革的斗争。马烽、西戎反映敌后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经典长篇小说。
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成为抗战时代的轻骑兵，创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新文学是上是少有的。1937年10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徒步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活动半年之久，行程数千里，辗转二十多个县、市，除了各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战外，还创作了许多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丁玲写了《临汾》《关于自卫队感言》《孩子们》《马辉》等散文、速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抗战初期山西的政治形势及各阶层人民对抗战的态度。吴奚如写了速写《夜的洪流》《运输员》等。天虚（原名张鹤）写了反映“西北战地服务团”生活的报告文学《两个俘虏》《雪山道中》《火网里》等。
抗战期间著名作家周立波三次来山西考察、采访，写成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等集子出版。与周立波第一次山西同行的还有著名作家舒群，写了散文《西线随征记》。杨朔于1937年在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期间写的《希战场》，叙述前线见闻，突出写了朱德总司令；此外还写了《昨日的临汾》《铁骑兵》等。
1938年冬，在延安的作家卞之琳、吴伯箫等人组成“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来到晋东南，过了半年战地生活，写下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卞之琳的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有力地反映了这个团在太行山的战斗历程。他还写了系列报告文学《晋东南买色青青》。吴伯箫在晋东南前线写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有《马上的思想》《潞安城》《响堂铺》等。
在抗战时期的各个阶段，一批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生活、战斗的军队政治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也写下了不少记录山西军民战斗业绩和游击生活的文艺通讯。初期主要有肖向荣的《平型关战斗的前夜》《平型关战斗的前后》，陆定一的《晋东南军中杂记》，刘志坚的《七亘村战斗的胜利》，范长江的《调寄到重庆》，力群写了《太原西郊的碉堡》等。1938年11月，在延安鲁艺的沙汀、何其芳等人，随一二〇师贺龙师长赴晋西北随军采访，留下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散文。沙汀有《随军散记》（后改为《记贺龙》），何其芳有《日本人的悲剧》《一个太原的小学生》《老百姓和军队》等。周而复写有《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碧野也来到山西前线，1938年出版了反映游击队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在北线》。抗战时期反映山西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还有魏伯的揭露敌人在晋东南虐杀的《伟大的死者》，莎寨的揭露日军暴行的《“文明”人走过的地方》，贾嘉的反映抗战生活艰苦和歌颂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急行在封锁线上》，路方的《溜河六百里》等。
刘白羽1937年冬和1939年夏两次来山西前线，他和王余杞共同写下了报告文学《八路军七将领》，记述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萧克、彭雪枫、林彪的战斗生活。陈荒煤于1939年来到山西，写了赞颂前线将领、儿童团和侦察员的散文、报告文学《童话》《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等。康濯根据代县牺牲的烈士金方冒的事迹写成了报告文学《风暴代县城》，影响颇大。他还在岚县写了散文《上阳武夜袭》。
1939年5月，在大后方重庆的一些作家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由团长王礼锡、副团长宋之的带领，包括白朗、李辉英、陈晓楠、袁勃、葛一虹、罗烽、以群、张周、杨骚、杨朔、方殷共十三人，于7月底进入中条山，部分团员直达长治、长子，访问战区军民，半年后离开山西。作家们根据战地生活的经验，写出了一套《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包括以群的《生长在战斗中》、宋之的的《凯歌》、白朗的《老夫妻》、罗烽的《粮食》、葛一虹的《红缨枪》等；还有访问团的集体日记《笔游击》，宋之的还写有多篇报告文学，主要有《长子风景线》《墙》等；以群还有《未成年者的进展》《山村一夜》《渡漳河》等有特色的报告文学；还有白朗的《中条山上的小战士》等。
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也由鼓动、宣传进入深刻描写。1939年3月，随鲁艺战地文艺工作团到达晋东南根据地的黄钢，次年创作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寓政论与形象为一体，1942年又发表了描写陈赓及其部队战斗生活的《树林里》和《雨》等作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1939年到晋西南根据地，以后又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军政各界人士，于1940年8月在晋东南写了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华北敌后——晋察冀》，在重庆出版后，鼓舞了大后方的人民。
描写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将领和英雄人物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主要有萧三的《贺龙将军》《续范亭先生》、刘白羽的《记左权将军》、穆欣写有《记王震将军》《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悼念关政治委员》等。著名散文、报告文学作家华山1939年来晋东南后，长期与战士、群众生活在一起，写了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如《太行山的英雄们》《向白晋线挺进》《窑洞保卫战》等。另外，反映百团大战的通讯有吴弘毅的《狮垴山之战》《攻克卢家庄车站》，林火的《火烧长治飞机场》，耿西的《猛攻榆社城》等。
外国友人作家根据他们在中国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或战地采访创作出大批的散文、报告文学、演讲和书信等，其中有些作品反映了“二战区”和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所见所闻所感。如爱泼斯坦（原籍波兰）的《军民合作抗日记》、哈里森·福尔曼（美国）的《聂荣臻将军与派克笔“勋章”》和《北行漫记》、比·库·巴苏（印度）的《参加八路军“百团大战”》、汉斯·米勒（德国）的《国际和平医院》、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日子里》和《致聂司令员的信》、马海德（美国）的《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王安娜（美国）的《我的第二故乡》、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的《快乐的旅程》和《佛教圣地观光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的《一次喘息和一次转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佚名）的《战斗目击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