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战文学的特性在于八路军文学和根据地文学在全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独占鳌头，彪炳文学史册。中外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在“正面战场”特别是“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描写了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民主改革和人民解放。
山西抗战文学的特性在于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文学思潮在全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受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和地域文化（如生存方式、语言）的逼迫，中外作家随乡俗走向民间文化文艺。国外作家的中国化和山西的地域特色在作品中时有表现，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学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道路，向传统文化文学和民间文化文艺倾斜，民间文化文艺翻天覆地的蔓延，这些汇合成为山西抗战时代的文艺大潮，汹涌澎湃向前发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格局有四大板块，囊括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反法西斯文学、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反德国纳粹侵略文学、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抗日战争文学以及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山西抗日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抗日文学的重要内容。山西抗战文学有力地配合了山西抗战和全国抗战，适时地服务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山西抗战文学创作了一批在中国和世界有影响的抗战文学作品，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汇入了中国抗战的文学长河，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海洋。
2010年3月
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战时的发展阶段。国统区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等组织机构领导下，“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不俗的创作成绩有力地配合了抗战。解放区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解放区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兵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一、国统区的文学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国统区，文学界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简称“文协”，这是继戏剧界抗敌协会之后成立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文艺团体。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巴金、朱光潜、张道藩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任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文件。大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协”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文协在成立之初，多次派遣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各战区访问，慰劳和宣传，推动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组织编写了通俗读物五十多种，《抗战小丛书》四十多种，就文学如何为抗战服务多次举办学术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文协在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贵阳、上海等地设立数十个分会。文协总会和各地分会先后创办了各自的会刊，影响很大的有文协总会会刊《抗战文艺》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大批的爱国作家、艺术家汇聚在文协的旗帜下，进行各类活动和创作，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气象。
1938年4月，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在武汉组成。第三厅组织多种形式的街头宣传演讲和文艺演出，并到前线战场巡演。先后有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后合并为十个“抗敌演剧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到各地宣传抗日救国，演剧活动持续了十一年之久。
1940年郭沫若为抗议政府当局强迫“第三厅”加入国民党，离开了“第三厅”，在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阳翰笙、老舍、茅盾等人，分成国际问题研究、敌情研究、艺术研究（包括戏剧、诗歌、音乐和美术等）三个组开展活动。重庆成了抗争时期大后方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从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败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法等国的租界尚未被日本占领，成了沦陷区中的一座“孤岛”。进步文艺工作者利用“孤岛”的特殊条件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开展对“大东亚文学”和“和平文学”的批判，发表和出版抗日爱国的文艺作品，如《鲁迅全集》《大时代文艺丛书》《西行漫记》等，又创办《杂文丛刊》《鲁迅风》等刊物，积极展开对敌斗争。
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现实主义与“主观”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论争。
抗战初期，国统区文艺界先后召开了关于“通俗文艺问题”“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等问题的座谈会。茅盾的《关于大众文艺》、南桌的《关于‘文艺大众化’》、何容的《旧瓶释疑》等，对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充分肯定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以及批判地利用“旧形式”对文艺大众化的推动作用。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民族形式”的问题，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国统区便更深入地展开起来了。这次讨论成了以向林冰为代表的“民间形式观”和以葛一虹为代表的“新文艺观”两种不同的观论点。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主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民间文学形式“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文学形式的归宿。”所以，民间形式应该“成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主流’”。葛一虹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做民族形式创造的“中心源泉”，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一文中，他将中国旧的艺术形式一律视为“濒于没落文化的垂亡时的回光返照”，“只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并断定它“必归于死亡”，全盘否定了民族文化遗产，并将五四新文学与大众脱离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在此基础上他说“目前我们迫切的课题是怎样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是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而这样的形式才是真正的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1941年新华日报社举办了“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促进了“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深入。此时的焦点已不再是中心源泉问题，而是关注“民族形式”的居处和内涵等问题。郭沫若将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定格在了“现实生活”之上，认为“今天民族现实的反映，便自然成为今天的民族文艺的形式”。潘梓年也认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艺活动与抗战建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要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大众自己为独立、自由、幸福而斗争的战斗生活，并为大众所享受。”茅盾等提出了“综合统一观”。茅盾认为：“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这次讨论持续了一年多，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45年初，一直延续到50年代前期。1945年1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胡风认为现实主义没有在当时获得应有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这两种不好倾向的关键，在于提倡“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他说：“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这“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深入的过程，也是作家“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即“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经过这样的斗争，“对象才能够在血肉的感性表现里面涌进作家底艺术世界”，“作家底思想要求才能和对象底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从而使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里的反映”。胡风的文章发表后，连同与他意见相近的舒芜的《论主观》等文章，一起受到一些左翼文艺家的质疑，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作了回应。这一论争反映了左翼文艺界内部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不同流派思想的分歧，论争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前期。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内部，由于立场和观点不同，也发生过一些论争。
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提出：“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媾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评梁实秋的观点，强调作家应该去发掘现实生活中与抗战有关的东西，而克服“抗战八股”的办法，也应该是把时代把握得更紧、更深入。
“战国策派”，是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林同济、陈铨等一批教授为主的文人团体，其著述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方面。他们主张“权力意志论”，提倡“尚力”与“唯意志”观，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文艺方面，他们提倡反理性的“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母题。陈铨的剧本《野玫瑰》，把国民党的间谍视为民族英雄来歌颂，受到国民党的学术审议会的奖励。左翼文艺阵营则批判“战国策派”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服从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的需要，这种批判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末，学术界才出现了希望理性研究“战国策派”的声音，如温儒敏、丁晓萍编的《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本书是在林同济编的《时代之波》基础上增加部分篇幅，作为汤一介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之一出版的。书中遴选收入了“战国策派”核心人物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陶运逵、何永佶、岱西和贺磷等人的43篇文章。这些文章大体上表达了“战国策派”的文化主张和人文理念。书前由编者撰写的代前言《“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分别从“战国时代重演”论与民族性格自审、意志哲学的移用于文化重建的构想、狂飙运动的借鉴与五四新文化反思和民族文学运动的提倡等四方面，从学理视角重新评价“战国策派”在文化重建上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