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刻画人物手法多样
《史记》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道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个性鲜明。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但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他们的性格也并不相同。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司马迁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物形象。下面具体谈谈《史记》刻画人物的手法。
首先，《史记》采用对比的方法刻画人物。比如描写一个人的一生，他常常通过对比手法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刘邦、韩信都是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传中却写了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比如李斯、田横。通过对比充分暴露出当时人性的一些弱点，诸如势利、报复等。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在《史记》中更是数见不鲜。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观《史记》我们可知，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关于《史记》的悲剧艺术后面将专章论述）
其次，《史记》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曷鼻、巨肩、颜、蹙、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不肯击，相如欲以自刭逼迫秦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荆轲刺秦王》中人们送别荆轲至易水边，预感他这一去就不复还了，所以人们“皆白衣冠送之”，当人们听到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时“皆目，发尽上指冠”，到了秦国，果如人们预感，“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这些都像亲眼看到一样。
第三，采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很少出现，但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十分必要的精彩的。它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第四，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对话往往最能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史记》有许多优秀的例子。韩安国下狱为狱卒田甲所辱，他以“死灰独不复然乎”威胁田甲，田甲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可一世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用了楚地方言称赞陈胜宫殿的富丽堂皇，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独白也是刻画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关于《史记》的语言艺术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从略）
另外，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魏其武安侯列传》“庭辨”一节中，每个人都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面对同一事件，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和行事，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性格特征：田血口喷人，窦婴以理相辩，韩安国老于世故，郑当时首鼠两端，汉武帝左右为难，王太后仗势压人。
总的说来，司马迁刻画人物，主要是通过外貌、神情、细节、语言描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细微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上的变化都有深刻的体验，所以，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4.多维透视法和旁见侧出笔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
那么，司马迁是怎么做到多维透视的呢？他把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放在人物自己的传记中揭示，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这就是司马迁独创的互见法，又叫旁见侧出笔法。司马迁就是通过互见法做到多维透视人物的。《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同时具有文学与史学两方面的意义。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文字上的累赘重复，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又因为《史记》是以人为本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物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既突出了每个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至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文学的可读性，又有了史学的可信性。《高祖本纪》主要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了出来。《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前已述，《项羽本纪》中记载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7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所以，要想把握《史记》人物形象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必须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全面观照才能实现。
三、《史记》的语言艺术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史记》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与它的语言美有很大的关系。司马迁善于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善于抓住人或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描绘，《史记》的语言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但是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舒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比如《尚书·尧典》云：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史记·五帝本纪》则改为：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得，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在这里，司马迁的改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增加虚词，如“者”“而”等，使语句更加连贯；其二是使用比喻，如“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使叙事形象化。《尚书》中不大明白的地方就容易理解了。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很多。《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大都引用《尚书》；春秋时期的齐、晋、楚、郑、吴、越等世家多引用《左传》、《国语》；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世家及苏秦、张仪、范睢、蔡泽、战国四公子等列传多引用《战国策》；《孔子世家》多引用《论语》。这些先秦的语言，有的艰涩，有的典雅，有的简约，有的恣肆，司马迁立足当代，对它们都进行了改译和剪裁，使其通俗化、口语化。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能做到像司马迁这样，实际上，对古语的改译和剪裁，不只是字词本身的问题，它与人的思维、教养、世界观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改造古语实乃是语言进步发展的标志之一。所以，与其说是司马迁对先秦语言进行的改译和剪裁，不如说是他对先秦语言的一次艺术加工。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史记》的语言就有了自己的特色。
《史记》的语言艺术可以概括为：叙述语言生动感人；人物语言个性鲜明；评论语言丰富多彩；民间语言通俗有趣。
